七、文明碎片的沉思
当其它文体为新潮嬗变而兴高采烈的时刻，散文固守而沉寂着；当那些文体忽略甚至弃置对于理想的追求和传布时，散文中的一部分却表现出参与的热情。后发制人的散文在包括最富有激情的诗都显现出思考的怠惰和贪乏时，它却经由刚健的一端进入理性思考而直逼崇高。从这些迹象看，进入后新时期的中国散文实践，的确有其值得人们关注的特异之处。
一方面是由于重新开掘，引发了对于长期受到歧视的体现文人独立情趣和深厚文化积蕴的文体的热情，例如对于周作人、梁实秋、林语堂、丰子恺等的阅读兴趣，他们著作的大量印行和推广便是。另一方面，由于个性的充分发扬，散文大踏步地由外在世界进入内心，进入对于特定的个体生命的永恒的叩问。一方面是闲适性的散文盛行，写风月兴叹和闲情逸致盛行，一方面则是进人梦幻，梦中的独语，生死临界的感受以及无奈忧伤的抚摸，成为一时风尚。这些，构成了散文从社会文化中心的撤退，促进了它与群体命运之理性思考的隔离。
但与此同时，另一类散文却形成与上述疏离的反向挺进，它们不仅倡导散文中的雄阔刚健的风气，而且以更为深远的对于中国固有文明的衰微和延展的关怀引发出一缕忧思。这一类散文使对于这一文体窄狭的界定形成为畸斜，例如认为散文是庸常生活的呼吸，是人们挣脱缠绕的一个努力，它全部的意义都旨在证实人类性灵的存在，这在近来一批有影响表现出思考力度的作品面前便失之偏颇。
抒情未曾解体，而回忆也不会终绝，只是，它告别了以往那种失去个人话语的对于意识形态指令的顺从，而在更为独立的个性化层面上创造了散文的新生。这些事实，在前述有关一批学者的实践中得到证明，也在以张承志为代表的一批作家的创作中得到充实。散文在后新时期的发展充分证实，它除了游戏和聊天，除了寄情田园山水，除了做梦人生，也还有醒来的人生和投入现世的激情。正是这些，构成散文在后新时期的驳杂和多样。
余秋雨也许是此一时期散文创作中最值得注意的一位作家。要是说，张承志、周涛那些散文在表达强悍和雄健的时候，更多地体现出一种独立人格的狂野之气的话，余秋雨则把那种博大深逮潜蕴在学者型的雍容儒雅之中。前者的野气在余秋雨这里转换成文气，但他却在表面的温和之中渗透出一股内蕴的锐利。余秋雨擅长在史料的引证中面对现实的生动景观，他的旁征博引不是由于显示的动机，只是对于独立思考的证明。从这点看，他也和前辈作家秦牧不同，秦牧有更多的刻意而为的堆积的痕迹，而余秋雨仅仅为了需要。
余秋雨的散文写作与其说是艺术创造无宁说是文化反思。不同的是，他的反思以散文为手段，因为内容的深博、文笔的精彩，无意间形成了作为艺术的文字。余秋雨以散文思考文化，其背景是中国悠久深厚的传统，他特别专注于近代以来的中国文化处境以及中国文人心态的剖析，以最近100年为期的宏观考察使他的优美文字间飘飞着悲怆凝重的世纪烟云。
余秋雨把他的文章命名为《文化苦旅》、《文明的碎片》，突出了他所感受的中国漫长的文明史经历的苦难以及无以言说的破碎感。苦和碎的感受暗示着这位作者深层的批判意识。余秋雨涉足其间，他的漫长行旅表现出一种与众不同的全视野的巨大涵盖性，那就是从经由自然山水进人人文山水，他所关注的是那些文化留下深脚印的地方。而更值得注意的是，他并不特别注重诗人激情的阐发，而处处显示出学者审慎的思考的锋芒，热情被包裹在冷静的历史沉淀之中。在余秋雨的散文中，人、历史、自然被浓重的文化思考熔铸而为一体，这就使他的散文有一种综合的重量。
余秋雨的散文如《阳关雪》、《柳侯祠》、《都江堰》等都重视凭借山水风物、园林典籍以寻求文化灵魂和人生秘谛，探索中国文化的历史命运和中国文人的人格构成。当他作这种旅行时，很少有当今相当多的散文表现得那样轻松愉悦，而总是流露出无以排解的苦涩和沉重。作者自述：一提笔就感觉到年岁陡增。不管是春温秋肃，还是大喜悦大悲愤，最后总要闭一闭眼睛，平一平心跳，回归于历史的冷漠，理性的严峻。他认为，任何一个真实的文明人都会不自觉地在心理上过着多种年龄相重叠的生活。
余秋雨的这种厚重感，不仅来自他的经历、见解和学识，而且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那宏阔的视野。散文《道士塔》写敦煌看守佛窟的道工王圆築之墓。由墓引出墓主的行状，作者至此写了如下一段话——
其时已是20世纪初年，欧美的艺术家正在酝酿着新世纪的突破。罗丹正在他的工作室里雕塑，雷诺阿、德加、塞尚已处于创作晚期。马奈早就展出过他的《草地上的午餐》。他们中有人已向艺术投来歆羡的目光，而敦煌艺术，正在王道士手上。
作者这样介绍这位道士：我见过他的照片，穿着土布棉衣，目光呆滞，畏畏缩缩，是那个时代到处可以遇见的一个中国平民。他原是湖北麻城的农民，逃荒到甘肃，做了道士。几经转折，不幸由他当了莫高窟的家，把持着中国古代最灿烂的文化。
不幸、把持这些词已经透露出作者对这一事件的基本态度，这就是余秋雨式的锋利。目睹文化的陷落有时他也会一反作为学者的从容冷静的常态，而表现出更为强烈的愤激。正是这篇《道士塔》引出了关于敦煌经卷散失的评论，他写道：偌大的中国，竟存不下几卷经文！比之被官员大量糟践的情景，我有时甚至想狠心说一句：宁肯存放在伦敦博物馆里！我们不难从这种偏激之中看到这类散文所具有的强力。
谁都感受到了这类散文不仅超越了伪装的欢乐开怀以及醉生梦死的轻松享乐，而且也超越了表面层次的对于现实积重的认识，它们几乎无例外地承载着悠远历史文明的沉重负荷，也就是以此为特征，这些散文具有了超越一般的意义。余秋雨在《文化苦旅》序言中说的年岁陡增或年龄重叠的感受正是这种超常负荷给予的心理压力。从这点来看，每一个中国人都是苍老的。
然而，我们终究已经不是孩子。从生理年龄和文化年龄来说都是如此。我们的文化年龄和一个文明古国的历史相依相融。称为文明古国，至少说明在我们国家文明和蒙昧、野蛮的交战由来已久。交战的双方倒下前最终都面对后代，因此我们身上密藏着它们的无数遗嘱。我们是一场漫长交战的遗留物，我们一生下来就不是孩子，真的。我们要推车，双手经络不畅。我们要爬山，两腿踉跄蹒跚。我们有权利在古战场的废墟上寻找和选择，却不能冒充一个天外来客般的无邪赤子，伪造出一种什么都不必承担的轻松和活泼。
上述这一段话很像是这一批在追寻强硬之美的文化苦旅上奔走的行客的美学宣言，这宣言上明确无误地写着某种心甘情愿的承诺。
（选自《大转型：后新时期文化研究》，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