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邦重用陈平，是“人才学”的又一个例证。刘邦认为陈平“盗嫂”是小事，偷鸡摸狗算不了啥，诚然有他本人好色、偷情的风流韵事作为将心比己的“参照系”，惺惺相惜，同气相投；他更从理论上认为，能否安邦定国、有无真才实学才是大德，而作风不检点只是“小节”。这种“宽宏”之论（或日“偏颇”之论）自然会引来一番争议。所以时人讥讽刘邦是“上梁不正下梁歪”，亦不无道理。不过，何为大德，何为小节？不拘小节犯生活作风错误者是否可以一概原宥？或永远弃置不用？把“小节”略去不计或看得过重是否都会影响人才的选拔与重用？这些问题，砌！是留待当今的人才学家们去讨论吧。只是刘邦重用犯有“生活作风错误”的陈平，反使陈平尽力卖命，立下汗马功劳；作为用人方面的个案，倒不失为一个成功的范例。
刘邦在战败逃亡途中，为了减轻负担，轻车逃命，竞几次三番不顾骨肉之情，将一双儿女推下车去；夏侯婴每次都将他的儿女抱回，却反而受到他的训斥，甚至差点被斩杀。这个情节，把刘邦的自私、狠毒的一面刻划得淋漓尽致。支撑其极端自私的举动的思想基础，是帝王生命高于一切的极端利己主义。一般老百姓在兵荒马乱的年头，或是饥寒交迫的关头，往往是父母护着儿女，宁愿丢掉自己性命，或者宁愿饿死，也绝不舍弃儿女。这种亲子之情，骨肉之情，遍于民间，感人至深。然而号称龙种的刘邦，却完全办不到，他只信自己的“天子命”，而对他人的性命却视为草芥。对亲生儿女尚且如此，对别的生命何等践踏、轻视，可想而知。应当说，这是帝王的悲剧，“人主”的悲剧。刘邦虽然尚未入宫称帝，其残忍自私的本性，以及其中隐含着的悲剧因素，已初露端倪了。
戚姬和薄姬，都是刘邦的宠妾。在日后刘邦为帝之后，尤其是在吕雉专权之后，她二人的命运迥然不同，一个被吕后残害而为“人彘”，一个在吕党被诛之后贵为太后。她们虽然享尽荣华，却无法掌握自己的命运。荣辱生死，全由帝王摆布，或全由宫廷斗争的形势决定。尤其是“倾国倾城”的戚姬，竞为吕后所忌，被极其残忍地砍掉四肢，挖去双目，扔进了厕所，变成了一个“人彘”，她惟一的独生子赵王如意亦死于吕后之手。此等命运，堪称悲惨。
所以民间有“红颜薄命”之说，有“高处不胜寒”之说，帝王宫宛的殊死厮杀，残酷争斗，连嫔妃们也难逃劫难。为争权夺位而导致的宫廷斗争殃及帝后嫔妃的事，在史册上屡见不鲜。这些“国色天香”的女性，不仅成为帝王的玩物，深锁内官，身不由己，而且成为政治斗争的牺牲品，不亦悲乎！倒不如民间女子，虽贫苦清寒，却大都能夫妻恩爱，儿女绕膝，于男耕女织、粗茶淡饭中得享天伦之乐，比之你拼我杀、残忍之极的宫苑悲剧，不亦幸乎！郦生（食其）扮演的角色，实际上是个幕僚。他不甘尸位素餐，想为主子出谋划策，有如说是出于责任感，还不如说是为了求得主子信任，求取更大的功名利禄。这种人总想一举成名，立功封侯，甚至青史留名。
所以，急功近利，表现欲是很强的。谁知胸中少了些货真价实的谋略，智商欠佳，结果适得其反，以馊主意惹恼了刘邦。所以，这是个可悲亦可怜的角色。这种人老是徘徊在功名进退之间，不甘“退”又不能“进”，最是苦煞人也。所以古时候的读书人，在参加科举考试求取功名之前，就要寒窗蕾读，努力成为满腹经纶的饱学之士，他们知道肚子里的学问将来是会派上用场的。开科取士是一条路，即学而优则仕；在充当幕僚中显露才华求得主子重用又是一条路，郦生努力在刘邦面前挣表现，则为此路也。可惜郦生智力不逮，此路不通，他于是含恨悲歌，酒后狂啸，以渲泄内心的矛盾和痛苦。这类知识分子退则为稻粱谋，进则为功名苦，其间掺杂着无尽的苦闷与惆怅。郦生之举，大抵符合这些规律。
两家交兵，最可怕的不是明火执仗，兵戎相见；而是暗使计谋，扰乱对方军心；尤其是施用“离间计”，夺其主帅，这一手最为毒辣。
陈平用离间计使范增失掉了项羽的信任，以至项羽夺其兵权，逼其告老还乡，此计无异于夺项羽三军之帅，断其臂膀。范增足智多谋，忠心耿耿，却碰上项羽这个刚愎自用的昏君庸主，固然是范增的不幸，更是楚国之不幸也。范增一死，相当于项羽折失数万精兵强将；他失去惟一的智囊，等于失去了江山的大半！逆天而行的西楚霸王，从此离死期近矣！刘邦的三位爱将之死，值得一说。
大将纪信甘于假扮刘邦代他去死；荥阳城破之后，御史大夫周苛、裨将枞公不顾项羽的威胁利诱，至死不降，毅然捐驱。他们的忠勇侠义，竞使杀人不眨眼的项羽也感到震慑，何故？因为从他们的视死如归，可看出刘邦的感召力与亲和力，也可悟出人心所向、天下归心的道理。
项羽所惊、所怕者，即在此也。一般说来，不义之师，人心涣散，众叛亲离，军中多出降将、叛徒。而正义之师，则具有相当的凝聚力，使将领士卒愿为其效死卖命。项羽冥冥中悟出了其中道理，不禁感到后怕，意识到有某种无形的力量对他构成了威胁。这实际上是末日来临之前的恐惧，对于对手强大力量的畏慑。至此，谁胜谁败，大抵已有定数也。
古话有“用人不疑，疑人不用”之说。刘邦在起事之初，还是遵奉这一信条的。后来见韩信的队伍一天天壮大，恐生异心，遂开始提防。刘邦突然“光临”韩营，趁韩信酣睡之际取其印信，升帐点兵，便是对韩信的一次警告，一次示威，也是他对韩信疑心之始，煞其威风之始。这一着，是将来刘邦剥夺韩信兵权的一场预演，而且在实际上不露声色地砍掉了韩信的一半人马。看来撕破脸灭除韩信的时日已为期不远了。
项羽挟持刘邦之父，以烹杀刘父相威胁；刘邦不仅毫无惧色，居然说出：“你我曾结拜兄弟，烹吾父即烹尔父，且分我一杯羹”的“奇谈”。这真是天下奇闻，不仅使项羽吃惊，还使千百年后的所有“听众”大吃一惊。世间有这样的事么？你用杀我老爹威胁我，我就拿“分老爹肉羹”的话“反威胁”你。刘邦没被项羽吓着，项羽却反而被刘邦吓着了。如此秉性，非刘邦莫属。前些年在鸿门宴上，项羽因念及”结拜兄弟”情分，而在刀口下放走了刘邦；如今，又由于刘邦这句“反刺激”的话，项羽又不得不从刀口下放走刘邦之父。以项羽的残忍和嗜杀成性，却不能对诛杀刘父下决心，何故？难道两国交兵、血流成河，刘、项还是当年的“弟兄”不成？难道项羽不知道，今日之天下，能与他抗衡并争个你死我活者，唯刘邦一人耳，此等仇敌还是当年的“弟兄”么？由是观之，项羽虽残暴成性，于此事却是残暴中的仁慈；刘邦以“仁厚”著称，于此事却是仁厚中的残忍，虽然他是出于不得已而说此话，虽然他是欲救其父而不能，但他确实无赖到了顶点，也将项羽的脾性摸了个透熟，方能有如此石破天惊的“发明创造”。刘邦“爆”出此语，不仅空前，而且绝后，为古今中外之“独例”耳。刘邦的无赖本性，嬉皮气质，于此一语便显现得淋漓尽致，实在是耐人咀嚼，耐人寻味。
刘邦被项羽飞箭射中，明明是射中胸部要害，却能佯装镇定，强忍疼痛，且仰天大笑高声告诉敌营：你只射中我的脚趾，命中注定非我敌手也！这是刘邦秉性的又一次袒露，不过这次应当说是他的“优秀”一面的袒露。古人云：“每临大事有静气。”刘邦此时的表现相当不错。他知道主帅中箭，必然三军慌乱，大挫元气；必然大长他人威风、大灭自己锐气，甚至造成敌军乘胜追击，自己这一方溃不成军、阵脚大乱的局面。于是刘邦急中生智，来了个“即兴创作”，在一瞬间扭转了于己不利的混乱局面。刘邦此举，反使敌方感到丧气、晦气、泄气，从而转危为安、变被动为主动，然后再捂着鲜血淋淋的伤口，悄悄退下去养伤。看来，我们认识刘邦，不仅要看到他嬉皮无赖、痞子气的一面，也应当看到他“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于危急时刻镇定自若的一面。刘邦之为刘邦，之能成为汉朝的开国皇帝，除了恶劣的“痞”性之外，也还是有他自身秉赋的优秀的一面的。
政治的残酷性，以及属于政治范畴的军事（战争）的残酷性，就在于有时为了政治（或军事）的需要，往往要以牺牲掉一些个体生命为代价。这不仅仅指战争中的大规模的伤亡，还包括并非兵戎相见然而又是必不可免的死亡在内。比如本节中的郦食其之死便是一例。眼见劝降齐国大功告成，却因韩信背信攻齐而被齐王烹了油锅。此等悲剧。
则未可料也。郦食其是一辈子不得志的潦倒儒生的典型，说他是才气短缺也好，说他是阴差阳错也好，说他是运气不佳也好，总之，生前未逞其志，几乎一事无成；七十衰翁，还落得个葬身沸鼎，油炸火烹的悲惨结局，确也着实可怜。谁之过？古时战乱中的知识分子，除非明哲保身，归隐山林；欲求功名利禄者，又有几个能封侯拜相，富贵善终？那烹煮郦生的噼噼啪啪的油爆声，听来骇人心魄，亦令人深长思之，禁不住生出许多感慨来。
从“四面楚歌”到“霸王别姬”，这二段颇富戏剧性（也被多次搬上戏剧舞台）的故事情节，哀婉动人而又悲壮凄切。项羽逞一世之雄，如今却众叛亲离，兵败垓下。不过项羽尽管英雄末路，仍不失壮士本色，有两点是值得一提的。一是他在乌江边无路可走时，遇江东老翁（乌江亭长）泊舟以待，欲渡而救之，并鼓励他另图东山再起；然项羽却声言“无颜见江东父老”而掉头拼死沙场。南宋女诗人李清照有诗赞日：
“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对这种不肯苟活的“人杰”精神是赞美的。二是项羽临死之前，向乌江亭长赠马，向故人吕马童赠“头”，前者乃最后的人情味，后者是临终的幽默感，却也不失其堂堂正正的好汉本色。中国人往往容易同情弱者（战败者、落魄者），有“不以成败论英雄”之说，所以大都将失败的项羽视为英雄。然而项羽生前所为，特别是他一旦成为“强者”时，便杀人如麻，嗜血成性，屠城、焚宫、坑降卒，所以在“同情”这位勇猛刚烈的失败者的同时，亦不可忘记他的残忍暴虐一面，这才更符合历史人物的本来面貌，对历史人物的评价也似乎更趋近于客观公允。
刘邦在“安邦定国”之后曾经纵论人才，他说：“运筹于帷帐之中，失胜于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张良）；镇国家，抚百姓，给馈饷，不绝粮道，吾不如萧河；连百万之军，战必胜，攻必取，吾不如韩信。此三者，皆人杰也，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也。项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此其所以为我擒也。”刘邦关于用人问题的这段高论，经司马迁在《史记·高祖本纪》中加以记录、总结、，发挥，成为千古名言，传诸后世，直到今天，还被许多领导者奉为经典。这其中道出了一个普遍真理，即领导者不管职位多高、能力多强，都不可能是十全十美、门门精通的全才；领导者的主要职责是发现人才、任用人才，即所谓知人善任。刘邦列举的三位“当世奇才”（张良、萧何、韩信）以及他们的长处（谋划、安邦、统军等），都是刘邦本人发现或者“发掘”出来的，这就叫领导者的慧眼。然而光有慧眼还所短，用其所长；要把他们安插到恰当的岗位，给予充分的信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