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长一段时间，习惯于以政治运动的方式去解决一切问题，如同中国人习惯于使筷子。这不，又突然冒出个两条道路大辩论，压根儿就不知资本主义为何物的农民，竟被斥之为热衷于走资本主义道路。西风压下去了东风浩浩荡荡吹起来了。到了1958年，共产风有之浮夸风有之瞎指挥风有之，举国熏熏然陶陶然中，升起了人民公社这面旗帜……
挂牌子，庆祝大会，农民军事化、车子化，挑灯夜战，移苗并丘，砸锅撤灶办食堂，上山砍树烧炭，遍地土高炉，墙头上的标语诗画，报纸上的卫星，田里的卫星……
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是一瓶兑了水的茅台酒，比起合作社、高级社，那味道已经全变了。公社的头头脑脑由国家委任，农业生产计划由国家统一制定并层层分解下达，分配形式和分配水平也是由上级部门硬性规定的。这实质上在集体经济和农业生产中全部照搬了国营企业的指令性计划制度。农民们不啻成了一只只被捆得牢牢的粽子，一股脑儿扔进一口大锅里，一煮就是20年！
人民公社使我国农村经济长时间停滞不前，极大地延缓了从自然经济转向商品经济的历史进程。而且，强行变革生产关系，还导致了生产力的大滑坡。
三年困难时期，冷灶死灰的食堂，遍及中原的大饥馑，山道上背井离乡的人流，城市里沿街乞讨的农民，埋葬饿殍的炕席……
据有关统计数字透露，三年困难时期，我国总共饿死了3000余万人。鸡毛很快落地了，那落地的还有一曲没遍中国的沉郁哀歌……
不是所有的人都忘记了当年革命时对农民的许诺，不是所有的人都热昏了脑袋。在最高决策层，有识之士指出过******的荒谬，提出过三自一包。然而，他们不是在庐山上被当成仙人洞前涌动的乱云，就是在****中被视为睡在身边的赫鲁晓夫……
******不但是一个伟大的政治家，还是一位杰出的诗人。1959年，在故园韶山，他以超乎常人的想象力，挥毫写下了这样的诗句：喜看稻菽千重浪，遍地英雄下夕烟。
资本主义尾巴越割越短，农民的自由越来越少。到了****，连卖一只蛋的自由也完全被剥夺了。在西方世界从第二次浪潮向第三次浪潮冲击的强烈比照下，中国农村的极端贫困和中国城市的反复骚乱所构成的独特的景观，令全人类瞠目结舌。
今年盼着明年好，明年还穿破小袄。30多年吃不饱，叫人咋说社会好？这是70年代初在安徽农村颇为流行的一首民谣。尽管报刊上一再宣传：贫下中农是农村三大革命的主力军。贫下中农对主力军的地位也丧失了热情。有农民说得形象极了：什么阶级斗争？就是一家有十个儿子，做父亲的老是唆使九个兄弟去欺负一个兄弟，九个兄弟象是得宠，但捧起破碗来一样吃糠咽菜。
农民开始动摇了。几乎是一粉碎******，在安徽、四川的边远乡村，一股潜流在地下涌动。一个村庄又一个村庄，谨慎而又无畏地把田分了下去。而将这股潜流理直气壮地引向浩江大川的，是中国共产党内又一批顺应民心的有识之士。
有一个众口传颂的故事：万里同志主政安徽时，在一次地********会议上，有人向他汇报悄悄分田地的农户都获得了好收成。
万里当机立断，决定在全省大面积推行包产到户的生产责任制。历史像走了一个圈，又回到了土改时期，农民们欢天喜地。一些基层干部却提心吊胆：辛辛苦苦几十年，一夜回到解放前。据说一位********每天清晨必怀揣收音机，收听《新闻联播》节目，一天，他突然听到一篇刊登在《人民日报》上的文章，严厉指责包产到户是资本主义复辟。他大惊失色地找到万里，万里说：报纸不种田，报纸不打粮，到了秋后农民没饭吃，可要来找我哩。别理那一套，我们照干……
1978年的中国农村，老百姓流传着这样的顺口溜：要吃粮，找紫阳；要吃米，找万里。
说起来令人难以置信，中国一个新的历史时期的开创竟是以解决农民与土地的关系问题打开突破口的。从这个意义上讲，比起李自成，比起洪秀全，我们到底前进了多少呢？
一个问题经常困扰一些年轻人；中国的改革为什么不像苏联一样从政治体制开始，而从经济体制开始？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为什么不从城市开始，而从农村开始？这确是令人饶有兴趣的提问。
答案是严峻的：建国以后没清平几年，便开始了自己砸自己的锅碗瓢盆；十年****，终于将国民经济推到了崩溃的边缘。噩梦醒来了，国门洞开了，别人并非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亟待谁去解救；我们却折腾得连起码的生存条件几乎都丧失殆尽，多年来裤腰带勒得紧紧的农民尤甚。此时，比起要民主，比起反对官僚主义和不正之风，老百姓们对物质生活的需求显得更为迫切。而来之愈紧，挣之愈烈，农村改革有如决堤之水，在中国的先行也就势所必然了。
一切像农民尊重土地一样地尊重了农民，原野上的奇迹便出现了……
仅从最初推广生产责任制的三年来看，1981年，全国每个农业人口平均提供的商品为115.5元，比1978年增长67.8。三年的增长幅度几乎等于过去的20年。1984年我国获得了空前的农业大丰收，粮食总产量高达4200亿公斤。
世界的五分之一人口在中国，中国的五分之四人口在农村。再地大物博，被这庞大的人口一除，也就所剩无几了。
低下的生产力水平，大锅饭的分配方式，掩盖了有限的耕地与人口行为盲目化的尖锐矛盾。而解放了的生产力则是一柄锋光闪闪的刺刀，一下挑开了灰扑扑的遮布：有限的耕地是无情的，已经排挤，还将继续排挤出亿万过剩的劳力。
农民们的心上刚刚有了绿色的希望，如同他们的脸上刚刚有了红润之色。可中国人的希望难呵，甭说天灾人祸了，就是风调雨顺，天下太平，希望也被这人口的包楸给压得有几分惶惑……
什么是中国式的特色？在某种意义上，就是在各个方面、各个层次上如何消化这人口的沉重包袱。1982年，中国农村如雨后春笋般遍地涌现出的乡镇企业，是中国式农村发展道路继土地经营权改变之后的又一次重大的拓展。农民们进厂不进城，离土不离乡，亦工亦农，在乡镇企业里消化了过剩的劳动力……
1985年，全国农村工业化人口达到4000多万。1987年，农村工业、建筑业、运输业、商业总产值占农村社会总产值的比重由1979年的31.4%髙到了50.4%，首次超过农业总产值的比重。1988年，全国农村工业化人口上升到9000多万。
其意义不仅在此。乡镇企业发展的密集，就需要有商品和信息的集散地。于是农村小城镇出现了。在发展中国家，城市像磁铁一样吸引着过剩的农村劳动力，为此人们常常为城市的人口膨胀和种种的城市病而头痛不已。在我国沿海地区，农村小城镇已经星罗棋布、密如河网，这表明从列宁起多少共产党人梦寐以求的城乡差别的消失，在今天第一次有了可能；并且，昭示出中国农村发展的辉煌前景。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广东省东莞市虽然走马灯般转着林林总总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可越转东莞越穷，一个劳动日几角钱，乃至几分钱，社会主义的好处始终在飘渺虚幻的蓬莱岛上。人们向往彼岸的灯红酒绿，几乎是削尖了脑袋往香港跑，当时的各级组织用了很大的精力来解决偷渡问题。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东莞以乡镇企业为依托，大力发展对外加工业，1978年与1987年相比，农村人均收人从193元提高到1039元，大大高于广东全省人均收人645元的水平。农民们不再为温饱而担忧，而且有了余钱，全市的农户盖起了款式讲究的新楼。有农民说：过去只认香港生活好，如今东莞山沟照样有黄金找！
在温州永嘉县的桥头镇，据说是1979年一个姓王的弹棉匠从江西买回一批处理纽扣，在镇上摆起了纽扣摊。谁料这一摆竟成了气候，一年以后，镇上卖纽扣的摊子发展到100多家。迄至今日，全镇已有了700多个纽扣店、摊，全国300多家纽扣厂生产的1700个品种的纽扣在这里都有销售。在上海等大都市转悠一星期不能完成的采购任务，在桥头镇只需要个把小时就可以如愿以偿。除市面上的5000多人外，镇上还有9000人在外搞采购买和销售，他们组成了遍布30个省、市、自治区的流通网络，每天从全国各地区汇到桥头镇的款子达10万元。近年来，纽扣生产厂家也如雨后春笋般从这片土地上冒了出来。从这被誉为东方第一大纽扣市场的变迁里，我们看到的正是农村商品经济发展的过程。
乡镇企业的迅速崛起，正在使中国农民变成商品的生产者。从千百年土地的束缚中站起来的农民，要求在商品经济的环节上和城市相流通、相结合，从而与城市一同构筑起商品经济的新秩序；腰杆硬了、视野变得开阔的8亿农民，要求理顺多年以来倒挂的农副产品价格，要求迅速扭转农村教育、卫生、科技落后及人才紧缺的状况，从而将大气磅礴地推动中国社会全方位、多层面的改革！
农民买钢琴、买飞机……
农民旅游……
农民办文化、科技夜校
从自然经济过渡到商品经济，从农村发展到农村的小城镇化，这是中国农村的伟大变迁。它不仅是一个经济过程、一个社会过程，还是一个农民民主意识日益觉醒的过程。过去，无论党中央说什么，《人民日报》登什么，没有用；而大队长或书记打个喷嚏，几乎全村的人都得感冒。今天，在承包了的土地和承包了的企业面前，人们的机会是均等的，选择是自由的，人们将能开始把握自己的命运……
一位著名记者、报告文学作家如是说：试想，若有人敢于站在摩托车方阵的滚滚洪流前挡道，并竭力嘶喊：停下，不准复辟资本主义！退回去，捍卫人民公社这面旗帜！谁会理睬他呢？倘若不躲开，他将会被碾成产粉！
第四集时代魂
1984年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公报，掀开了中国城市经济改革的大幕。
中国城市经济改革的实质，说到底就是要搞活企业，即将竞争机制引进企业。要造就一批懂业务、善管理的企业家。
改革不容易，与改革共命运的企业家们也不容易。
在中国，多少年来大抵靠大米、猪肉、中药材、丝绸出口创汇，闽东电机厂厂长陆东明居然将名不见经传的闽东电机产品打出国去，一向以丰田、松下、东芝、三菱咄咄逼人的日本人，也不得不退避三舍，让他占领了香港市场，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开拓之举。陆东明声名鹊起了，站在《新观察》的封面上爽朗地微笑。然而，不过一会儿，他又像一颗流星一样消失了，据说是因为生活作风问题……
中国的改革得要一个与之相适应的社会环境和心理环境。否则，会常常演出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的悲剧了。
无独有偶，杭州湾边上那个曾被奉为改革明星的步鑫生，他和他企业的兴衰浮沉，也引起了人们深深的思索。一个不起眼的农村小裁缝，也许他身上不乏必要的心计和足够的胆量去抓取机会、运用机会，得以作早春先开的桃李。但是，传统小生产观念在他身上的积淀，并无多少质的改变，他还缺乏现代企业家的素质和现代的企业管理知识。
在改革的初期，像步鑫生这样的企业家还不少。他们活跃在集体经济体制出现哗哗松动而国营经济体制仍然固若金汤的时期，是可以理解的。然而，随着改革的深化，国营经济调过头来，和他们站在了同一起跑线上，从而开始了以活对活的竞争，他们中的多数人的凋谢速度，将不会慢于他们崛起的速度，这也将是可以理解的了。
难怪会出现陆东明、步鑫生。
我国近代以来出现的企业家本来就先天不足，不是受洋人的欺辱，就是遭受官僚资本的压迫。建国以后，我国经济结构里一点点可怜的民族资本主义成分，也在1956年的社会主义改造运动中被抹得干干净净。
在中国，从未有过真正意义上的企业家和容纳企业家的良好的社会环境和心理环境。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人们难以想起有企业家这个名词，就是想起了，同时想起的便是《子夜》中的吴荪甫，《上海的早晨》里的徐义德、朱延年，以及《日出》里的潘经理。企业家等同于资本家，它的同义词是尔虞我诈、为富不仁……
在旧的经济体制里其实是没有这个企业家概念的。通过指令性计划分配资金、物资和包销产品，再加上行政方式的管理，国家对国营经济实行了直接控制。国家如同一个大工厂，企业却成了车间。****后期，连大集体经济都纳人了全民的行列。石头里长不出绿草，这样的体制里也蹦不出企业家来，充其量只能产生抬头看路，埋头拉车的老黄牛式车间主任……
在改革的社会环境与心理环境正在逐渐形成之时，在市场机制在经济生活中的作用变得日益严峻之后，仅靠拾遗补缺的机会不行，仅靠简单的放权让利也不行。中国的企业家们，不但有了成熟起来的可能性，而且有了必须具备现代素质和现代管理知识的紧迫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