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体来说，钱钢的作品呈现出以下几个特点。第一，以思想性见长。从早期《“蓝军司令”》的紧跟现实脚步，到《唐山大地震》的10年回望，再到《海葬》对于北洋舰队的百年回首，他的报告文学作品呈现出“当下——历史——历史更深处”的发展轨迹。钱刚一步步走向历史的远方，他似乎从历史中寻找到了某种理性和激情，看到了历史和现实的交叉互换，在对现实的观照中看到了历史或远或近的背影，这是一种历史的辩证法。第二，文体感强。钱钢的作品总是多方借鉴小说、诗歌、散文、电影等其他艺术门类的叙事方法，多种文体形式融合运用，再加上叙事视角的讲究，使得作品构架宏阔，包容面广，且极富有现代气息。第三，语言特色鲜明。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钱钢融政论家和诗人为一体，由此他的语言充满思辨色彩义内含激情，洗练而又不乏沉重，流畅而又有节制，提高了作品的审美意味。
和钱钢不同，江永红始终把现实军营作为自己的思考重心和内核。从80年代和钱钢的“双打”，到随后的“独斗”，《骄子》（《解放军文艺》1983年第10期）、《中国师》、《黑马》、《一军之长》（《解放军文艺》1986年第12期）、《看不见的回归线》（《解放军文艺》1991年第8期）、《好梦将圆时》（《解放军文艺》1995年第3期）、《不得不制造的“战争”》等一系列作品，始终给人以“前沿俯视”的强烈印象。在军旅报告文学世界中，他是最关注现实进程的，也是投入精力最多的作家之一。作为很有成就的军队新闻记者，江永红始终是带着新闻的眼光去触摸现实军营，所以他的作品无一例外都深深地烙上了思考意味和问题意识。如果说80年代的《“蓝军司令”》、《奔涌的潮头》、《中国师》等作品主要还在状写军队的改革进程，还在为军队的改革欢呼、摇旗呐喊的话，那么在90年代发表的《看不见的回归线》、《好梦将圆时》、《不得不制造的“战争”》等作品，则重点反映出军队现代化建设中的现实矛盾。围绕作品展开的主线是90年代的军官与士兵的素质，与此相关的，是如何接受现代化进程的挑战。在作品的字里行间，在作家的全部的叙述情调和表情中，弥漫和蒸腾的是浓烈的焦灼与忧患。即当军队现代化建设迎面而来的时候，我们究竟拥有多少精神的或物质的准备？我们到底具有怎样的承受力？最终能否担当起涉及民族存亡的历史重任？虽然江永红前后期的作品在叙述视角和叙事内容上有差别，但呼吁改革的心声是一致的。江永红的作品并非完美无缺，但作品的敏锐、及时乃至独到、犀利，却是当代军旅报告文学中不多见的。
相比而言，在对现实的追踪、描绘上，袁厚春也不甘人后。从和朱秀海合作《河那边升起一颗星》（《解放军文艺》1981年第12期）开始，袁厚春接连抛出了《省委第一书记》（《昆仑》1984年第4期）、《百万大裁军》（《昆仑》1987年第3期）等几部力作。作品以改革中的人和事为出发点，题材涵括了地方和军队两部分。《河那边升起一颗星》写的是一个基层连队年轻的指导员李随国的事迹。在他的带领下，一个出名的“老后进”连队，一变而为震动全团、全师甚至全军的先进连队。随着作品的渐次展开，我们看到了一个部队政治思想工作改革者的面貌。而李随国的“秘密”就是“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作者正是从这里敏锐地、及时地传递出了部队政治工作在实事求是的思想指导下，进行具有时代特点的改革的新信息和新面貌。同样是写改革中的人物，《省委第一书记》虽然把视点扩大到对一个省的改革现状的描写，但是改革中的人物，或者说改革的中坚力量仍然是串接作品的主线。通过对主人公高扬一连串生动丰富的细节描写，把人物的过去和现在、宏大的战略眼光与深入实际的质朴作风、鲜明的爱憎感情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大胆破旧与果断创新的品格融为一体，多角度、多侧面地反映出了改革者的气度和魄力，生动地传达了改革领导者的形象和境界。作者所要表达的观点和思考也就通过这一人物得到了具象化的说明。《百万丈裁军》则以恢弘的气势，真实地再现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精简整编这一历史性事件。作品采用复合的叙述视角，由面到点，从集体到个人，以该事件为天平，一边称出了我军官兵在面临走和留、转业或复员的人生选择关口，坚守军人本色的高尚品质，一边称出了在这场划时代的巨变中，一些人丑恶卑鄙的灵魂，充分展示出这场改革给处在和平年代的部队所带来的思想观念及行为方式等方面的冲击。总体上来说，袁厚春的创作注重人物、事件的展示，善于通过细节表达主题，而思辨理性则相对较弱。
循着这一思路，一批作品围绕改革展开了叙述。中夙的《侨乡步兵师》（《昆仑》1988年第3期）通过对驻扎石狮某部在改革开放的大背景中的描写，反映出军营面对改革浪潮和日益发达的物质文明所产生的落差和困惑。改革浪潮所至，不但打破了军队高居社会之上的地位，更突出了部队亟须解决的一系列的落后制度和思想观念，呼唤的是如何在新时期建设一支现代化军队的问题。与此相似，大鹰的《谁来保卫2000年的中国》（《解放军文艺》1988年第8期）尽管是站在未来的高度来思考现状，但是作品中所透露出来的浓重的忧患意识则是一致的。作者“本来是要写中国征兵工作的改革，但却翻开了中国的兵役史，对中国人、中国兵作了一番新的审视”。通过这番审视，作者向读者发问，2000年的中国我们有大批的剩余人口，但是否有兵可征；是否有高素质的兵；是否有具有国家观念的兵；是否有献身国防的兵。于是改革现有的体制，改革传统的既有观念的呼声跃然纸上。同样是从加强部队现代化建设这一问题着手，杜守林的《瘦虎雄风》（《昆仑》1989年第2期）则从部队生产经营，自力更生这一角度出发，集中笔墨讲述了某集团军响应号召，大抓生产，解决部队经费不足的悲壮而无奈之举。作品有力地刻画了我军官兵背负历史重担的承受力和良好的军人素养，而深埋于字里行间的部队的尴尬处境和现实艰难更使人掩卷长思。顺着这一点，饶洪桥的《大炮与对虾》（《解放军文艺》1989年第4期）反映的面和思考的方向更多。作品从一个靶场被虾池侵占说起，反映了一个普遍而深刻的阅题，即在和平条件下，经济发展与国防建设的关系如何处理以及由此带来的一系列军队和地方的关系问题。作者没有停留在空泛的议论上，而是通过具体的事件向我们展示了部队的现状，引起我们的思考，新时期的军人该有什么样的地位？我们要建设怎样的一支军队？怎样建设？如果说以上的作品是展示矛盾、揭示问题的话，那么高建国的《本世纪无大战》（《解放军文艺》1988年第3期）就是某种程度的回答。作品首先把文章的基点归结到了******提出的“二十年之内不会有大战”上，由此出发，在对军队现代化前景的忧虑和警醒中，通过对某集团军加强部队自动化作战水平和提高中高级指挥人员素质的描写，体现出当代中国军人渴望军队现代化、渴望中国军队尽快赶超世界水平的迫切心情。而作品对该集团军改革风云人物——杨南征被迫离去的事实描写，不但体现出作家的清醒，更说明了改革的艰难。
三、刘亚洲的国际战争题材报告文学
在新时期以至以后漫长的时间里，刘亚洲的创作仍然是个“异数”。这不但是说由他开始的国际战争题材类的报告文学后继无人，而且也是指他所采用的小说式的写作方法，后人难以仿效。刘亚洲的创作除了《将军的泪》、《黄植诚少校》、《海水下面是泥土》等少数篇目是瞄准国内和现实题材之外，最有成就的报告文学，都集中于国际军旅题材。《恶魔导演的战争》（《解放军文艺》1983年第5期）和《这就是马尔维纳斯》（《解放军文艺》1983年第10期）是其中的代表作。刘亚洲的报告文学以选材的独特和刻画人物性格的丰富见长，再加上小说笔法的运用，使他的作品不仅耐读、耐看，而且颇能引起人们对战争、对人性的深思。
《恶魔导演的战争》写的是第五次中东战争，也就是1982年以色列与黎巴嫩之间的那场著名战争。作者并没有单纯的把视点放在对战争进程的具体描绘上，而是把目光紧紧地聚焦在了“导演”这场战争的“恶魔”——以色列前国防部长沙龙身上。和以前同类的军旅报告文学相比，作家没有因为“这是一场由以色列蓄意挑起的非正义的战争”这样一个道德价值判断一路写下去，而是把人物放在现实的战争条件下，还原为一个人来写。作品揭露沙龙的残暴冷酷，把憎恶之情埋藏得很深，在施之以严峻的历史审判、道德谴责时，绝不宽贷而又绝无“溢恶”之词。在表现其勇敢、智慧的素质时，则照样予以精彩的细致描绘，并大胆地给予了应有的赞赏和肯定，最后仍不讳言他成功地导演了若干次非正义侵略战争的胜利。以血淋淋的事实，促使人们反省和认识军队中长期以来存在的盲目自信和盲目乐观的危险情绪，由此生发出正视现实、变革自身的强烈要求。可以说，作品对沙龙的描写，已经突破了在“左”的束缚下，自欺欺人地写敌人的局限，达到了我们这个时代所能允许的历史深度，使得我们对于“敌人”的认识、审美意义的理解都推进到了一个更深的层次。作品告诉人们：“我们的敌人并不愚蠢，甚至很聪明。任何仅仅把敌人看成是愚蠢的人，才是愚蠢的。”在《这就是马尔维纳斯》中，英阿马岛之战的进程仍然只是作为背景出现，人物依然作为作品的主角。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的“铁女人”形象，挑起战争的阿根廷总统加尔铁里果敢而又优柔寡断、自负而又自怨自艾的性格，都通过具体的语言和行为得到了体现。作品依然没有按照传统的关于战争“正义——非正义”的价值判断来构思，而是紧紧围绕马岛这一事件展开来，把战争对于个人勇气、毅力和智慧的考量放在中心点上，打破了我们长期以来对于战争和敌人的认知模式。
刘亚洲的报告文学是关于“人”的文学。他始终把“军人”放在“人”的位置上进行思考，力图恢复和重建对于人的本质的探究深度。不管是前期的作品，还是后期的《恶魔导演的战争》中的沙龙、《这就是马尔维纳斯》中的撒切尔夫人和加尔铁里、《攻击、攻击、再攻击》中的内塔尼亚胡、《萨达特之死》中的萨达特，都鲜明地说明了这一点，因而作品充满了现代感和时代性。而紧张的情节、丰富的想像力和传神的语言，都保证了刘亚洲作品的特殊魅力。
总体来说，刘亚洲的创作具有以下几个特点：第一是题材特异。刘亚洲对国际性战争题材的书写，多少带有“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味道，这不但开阔了报告文学的视野，而且使得军旅报告文学创作别开生面，异彩纷呈，同时也是他的作品经久耐读的原因之一。第二是语言风格鲜明，道劲有力，简洁洗练，具有很强的表现力、感染力和冲击力。第三是文学性强。作为创作经验丰富的军旅小说家，刘亚洲的报告文学作品注重叙事节奏的控制、细节的把握、氛围的营造和复杂多变的人物心理开掘。从相当的程度来说，刘亚洲是把报告文学当作小说来写的，但是这却带来了一个很大的问题。对于报告文学来说，“真实”是这一文体之所以确立的第一要素，而刘亚洲报告文学中很多动人细节却并非原生态，大多带有想像和虚构色彩，这对于报告文学真实性原则带来了尖锐的挑战，也给报告文学的理论研究和批评出了一个难题。
第四节90年代：发展期
一、李鸣生、王宗仁、金辉等人的报告文学
随着80年代落下帷幕，钱钢、刘亚洲、袁厚春等一批当红作家逐渐淡出，李鸣生、徐剑、王宗仁、江宛柳、金辉等新的军旅报告文学作家开始崛起。他们不再以快速反映军内外的改革风云和现实生活为能事，不再以敏锐性见长，而是把笔触或伸向历史，或遥及边疆，但写人、写军人、写默默无闻或是长期坚守的军人却是他们的共同点。这些人或许没有鲜花、没有掌声、没有人们眼光的凝眸，他们在平凡中生老病死，在简单中完成了人生的旅程，但他们却把自己对于生命的理解、对于世界的认知刻在了时间前进的脚步中。新一批的军旅报告文学作家也就是在对这些人的关注中，形成了他们自己看待世界的方式，进而逐步拥有了相对稳定的题材领域或生活根据地。
李鸣生是他们之中的代表。他开创“航天文学”先河的“航天四部曲”以及《中国863》等作品艺术地再现了中国航空航天事业、高科技计划的发展历程，艺术地诠释了这些先辈辉煌而又平凡的生命。作者立足现实放眼历史，以这几部作品很好地报告了这些行业的历史面貌，有论者称其为“史志性报告文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