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宗仁把高原当作人类生命的家园，力求表现出对自然、生命的关注。通过描述人的生存，进而追寻人生存的意义，沉浸于对人类的终极关怀中；在人的生命意蕴和高原军人与藏民族的交融中，既有今天的故事，又有往昔的故事，使历史记忆、故事传说与现实情景相互沟通，在今与昔的对接、渗透与徘徊中，令人感到一种生命的沧桑与反思，从而使作品的意蕴更加丰厚与深沉。王宗仁的作品带给当代军旅散文的，正是这种沉雄的悲剧精神和美学风格。
在老一辈散文家渐渐淡出的时候，我们又欣慰地看到了一批散文生力军不断加人到军旅散文的创作之中。刘亚洲以小说、报告文学创作为主，但也涉措散文，他的散文篇数不多，但立意深远，文风刚健，其代表作品有《烟坟》、《关于历史》、《给儿子的一封信》等，他的作品严谨而有力度，明快而开阔，富有军人气质。《烟坟》是一篇越战背景下的军旅散文，透出人性的真美与军人特有的气质，读来令人震撼。“《王仁先》（又名《烟坟》）中的爱情故事已不是单纯的道德意义所能够评价的”。“它远远超出一般意义上的军人爱情演义，而抵达人性深处。”刘亚洲注重对散文细节的书写，常把意蕴深藏其中，给读者以极大的想像空间。金辉主要以报告文学创作为主，他的散文作品一般都是重大题材，如《黄河》这篇长达两万多字的散文，全面、细致、深刻地刻画了20世纪黄河及其子民的灵魂，充满了忧患意识，具有宏伟的历史眼光，表现了金辉散文创作的基本特点。张为出身军人世家，他的散文《历史的形态》、《女兵郭蓉蓉碑记》、《致戚继光将军》、《寻找耻辱》、《最后的哨所》、《战争的间隙》、《海盗的影子》、《赣水那边》等，都以军人特有的目光去表现军人生活，并对战争遗迹情有独钟，对历史的追寻，处处留有作者思考的痕迹，他的散文充满阳刚之气，文笔优美，意蕴深远。姜宝才主要从事历史小说和散文创作，著有散文集《今日长缨在手》（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96年版），其中《初雪圆明园》、《只识弯弓》、《女人碾》、《头颅作花》、《走进历史隧道》等很有特色。他的散文主要以中外历史上的战争悲剧英雄为创作对象，注重爱国主义情愫与民族精神的深度开掘，文字质朴，感染力强。
在军旅散文家队伍里，汪守德可以说是个特例，他左手写评论，右手写散文。他的散文诗集《倾听阳光》（解放军出版社1997年版）既有散文的形散神聚，又有诗歌的灵动、蕴藉。“在《倾听阳光》中我们可以读到扎扎实实、简洁传神的关于兵的生活的描写，可以读到真真切切、细腻人微的关于兵的感情的倾诉，可以领略到别具一格、清新壮丽的关于兵的韵味的体察，亦可以感受到沉雄大气、崇高弘毅的关于兵的境界的向往。作者的感觉神经似乎在贪婪地倾听着，捕捉着日常生活中的所有见闻和思绪……”我们可以从《女枪手》中看到军营女兵的个性与人生的历练；从《接近兵器》中体会兵器之于男人的诱惑和对于力与美的赞叹。汪守德的散文诗“意象独特，情感凝练，语言讲究，但有若干篇什或流于浅白，或蕴涵欠丰。”
二、周涛、朱增泉等军旅诗人的散文
在当代军旅文学界，有许多作家不仅是优秀的诗人，也是写散文的好手，如周涛、朱增泉等都是由诗而文，并取得令人瞩目的成绩，他们用诗性的语言进行散文创作，把散文带入了一个新的境界。由诗歌走向散文或者诗文并行的大有人在，其中程步涛、蛸岩、高洪波、王久辛、吴国平等都是其中的佼佼者。
80年代中期以后，周涛由诗走向散文创作，著有散文集《稀世之鸟》（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90年版）、《周涛自选集》（新疆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秋风秋雨集》（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人生与幻想》（上海文化出版社1992年版）、《游牧长城》（作家出版社1993年版）、《兀立荒原》（华艺出版社1993年版）、《周涛散文》（三卷本，东方出版中心1998年版）等。虽然周涛的散文直接涉及军旅题材的作品不多，但是他的每一篇文章都能让人感受到深切的军旅情怀与豪放的军人气质。由诗而走向散文的周涛，再次找到了释放自己生命感悟的文体方式，受到了评论家朱向前不无奢侈的热烈赞扬：“散文家周涛比诗人周涛更雄放也更俊美，更精微也更大气。更自信也更自然，因此也更具诗人的气质、魅力与品格。因为，他的散文是更加广义的别一形态的真正的诗。如予不信，请读一读《哈拉沙尔随笔》，读一读《蠕动的屋脊》，读一读《板坂村》、《吉木萨尔纪事》、《伊犁秋天的札记》和《游牧长城》……可以毫不夸张地在这些散文面前冠之以一个‘大’字。这确实是一些大散文。我之所以称它们为大散文，决不仅仅因为其中那一部分全景式的篇幅浩大格局恢弘的巨轴般的长篇散文（如上列诸篇，均在万字以上，有的竞长达10万字）——尽管这是一个重要原因，但不是唯一的。在大西北的巨川广漠间舒展开的关于自然、历史与人的博大主题的磅礴的吐纳和深邃的思索，固然容易直接给人以大气魄、大襟抱、大手笔之震撼。在另外一些精短篇什中，通过对一马（《巩乃斯的马》）、一鹰（《猛禽》）、一猫（《猫事》）、一鸟（《稀世之鸟》）的细微状绘和深情咏叹，同样传达出了诗人的真性情和大爱心，传达出了诗人在这些充满灵性的动物身上所灌输的关于人类自身的透辟认识和深切关爱。它们和前者形成一种互补同构，共同生成了周涛散文世界的大气象和大境界。简单说来，周涛散文的最大特点就是一个‘大’字，它以气势沉雄、意蕴高远、笔力强健而汇成一股语言的隆隆的雷鸣，挟带着西北的天风滚滚而来，一扫当今散文界那些花前月下的虫鸣蛙唱、那些连标点都在叹息的无病呻吟、那些捏着鼻子发声的拿腔拿调，而使人如闻天籁，振聋发聩。”
周涛在西北的土地上生活了30多年，以一种当代人的思想和宏大的文化精神，对西北大地进行独具个性的文化思索，试图从西部的自然万物中寻找原初的美和人类失却已久的品质和精神。把对生命现象的描绘和对生命本质的探索有机地融合在一起，他喜欢描写西北大地的山川风物、大漠和具有“野趣”的动物。在周涛的散文里，有不少篇章是对活泼、坚韧、充满野性力量的生命激情的崇拜以及对生命理想的追求。如《饮马》、《猛禽》等篇章，作者对这些“奔腾的诗韵”、“草原的油画”、“荒原上的小群雕”、“散铺在山坡上的好文章”的美丽形象和生命激情作了倾心的描绘，并发出情理融合的感叹：“马就是这样，它奔放有力却不让人畏惧，毫无凶暴之相；它优美柔顺却不让人随意欺凌，并不懦弱，我说它是进取精神的象征，是崇高感情的化身，是力与美的巧妙结合恐怕也并不过分。”（《巩乃斯的马》）他的散文已真正触摸到生命的底蕴。作品中给人印象最深的是无所不在的飞动感，但实际上真正控制节奏的，却是静静弥漫全篇的忧郁感，它像积雪覆盖的大地一样，默默承载着表面上一切狂放奔突之物，构成巨大张力。
周涛的散文在表达生命这一主题时，善于展示其丰富的内涵，有一种英雄式的悲壮与高贵，展示了他对生命本质、意义的探索和参悟。周涛视野相当开阔，由物及人，由人及民族，由民族及历史，而且思考更为深邃。能够由表及里把这种思考提升至文化的层面。在周涛的心日中，生命是美丽的。美丽得如同那鲜艳的花朵一样，因而，他从窗台上的那充满了生命的夸耀和欲望，感悟到“这就是生命”，“寂寞一季也要赢得一个美的透彻”（《令箭荷花》）。在周涛的心目中，生命又是顽强的。他对塔克拉玛干大沙漠那株近800年高寿的巨树已存敬畏之情，他从这棵树上看到了“伟大”，认为“生命的最高境界正是这样”（《巨树》）。周涛敏锐的目光就这样掠过红的花绿的树，从花开的短暂生命和巨树的漫长生命中发掘出自己对生命的深刻理解。
周涛很少为了吸引大众的目光而去迎合大众的趣味。因此，他极少描写市井生活，也不以表现百姓的喜怒哀乐和审美趣味为己任，而是极力张扬自己个人化的人生体验，着意表现的是作为诗人纯净的理想和一个知识分子富有理性的精神旨趣，这一切使得周涛散文既含诗意的激情，也葆有理性精神，从而保持着高贵的品质，让人体会到一种人格的尊严，一种超拔气质与高贵之态氤氲满纸。总的来说，周涛散文大体有以下特征：
第一，周涛散文淡化对日常生活过程的记述，通过对自然景物、社会人生、作者心理感受的描写以形成作品的诗意情调。虽然写的是散文，但把握世界的方式却是诗性的，即以感悟代替对生活历时性的考察，而这在本质上与诗是一致的。
第二，周涛散文承袭了传统文化的精华，并融人现代意识，吸收了众多文体的特长，丰富了散文的特质，在文体上推动了散文的发展。
第三，周涛散文的语言颇具张力、文笔潇洒，道法自然，个性独特。
当然，周涛散文有时理性过强、思想太密，而难免使得构架粗疏空乏，寄托、附丽思想的底座（材料、具象）不够坚实有力。
朱增泉和周涛一样都是由诗而文，但他和周涛半路从军大不相同的是，他是一位真正行伍出身有40年军龄的老军人，一位将军作家。他的散文选材和思情走向有着更为鲜明和强烈的军旅定位。军营现实、戍边官兵以及古战场和历史名将都是他的创作对象，而民族文化传统、军事智慧和现实军队命运的思考则是他散文创作的理性内核。曾出版散文集《秦皇驰道》（解放军出版社1996年版）、《边地散记》（**************1999年版）、《西部随笔》、《边墙.雪峰.飞天》等。
朱增泉的大部分散文都与历史或战争相关，与沧桑变迁的社会文化沿革相关，如《观沧海》、《香港，中国曾用这个膝盖跪下》、《同床毋忘告林翁》、《振长策而御宇内》、《长平之战》、《寻访赵王城》、《秦皇驰道》、《从范蠡说到吕不韦》、《凭吊一处古战场》、《边地散记》、《兴隆山》、《大漠诗魂》、《西域之旅》等。作者以军人特有的视角立场，以军人特有的血性和洞察力，阐释历史，观点鲜明，贯穿着一条爱国主义和历史理性主义的主脉，饱含着一股昂扬进取、荡气回肠的情感波流。在他的散文中，古代（或近代）战事是作者最重要最敏感的观照对象。当然，战争不仅仅是战争，就如我们在不少作品中感悟到的那样，残酷的、触目惊心的、但又不得不进行的战事背后，总是蕴藏着无比丰富的、永远值得后人倾听的政治文化声息。
朱增泉的散文思维方式与文化心理结构，都表现了军人宽广的胸襟，他把创作的目光投向边关将士；同时，西部的高山大漠，雄奇瑰丽的自然景观，又使他的审美情趣偏向于崇高豪迈，昂扬向上。基于此，他在解读古代历史人物时，自己的审美情感与古代英雄的开放业绩、刚性雄风。很快达到了契合与共鸣。在他的诸多散文中，“振长策而御宇内”的秦始皇；改革图强、汲取“异族”文化、教百姓“胡服骑射”的赵武灵王；雄才大略的汉武帝；为开拓疆土而劳顿终生的张骞、班超；为打通西域而建有奇功的霍去病、卫青；甚至出塞和亲的王昭君，也成了作者击节称赞的对象。作者在用饱含着激越的情感解读古人的同时，也在用自己的开阔胸襟审视某些当代人的精神人格和文化品性。
高洪波的军旅散文是在告别军营多年之后，对当年部队生活情景的追忆叙述，从而有了距离的“审美”，让美的事物经过心灵的洗练而更有魅力，同时又多了一份历史的厚重以及理性的思考。比如《高洪波军旅散文选》（解放军出版社1995年版）中的《伐木叮咚》、《粮票》、《书缘》等篇什，不仅使作家笔下的昔日浮现出了全新的审美意义，而且将一种可贵的当代意识和普遍的人生价值，注入了当代军人的思维。表现和平环境中军营生活，成为高洪波军旅散文的底色。但是高洪波没有放弃对军旅文学应有的精神个性的探索与张扬。作家以和平年代一般社会成员正常的生命需求和普遍的心理状态为背景和参照，表现军人因职业影响、环境规范而产生的独特感觉、兴趣、习惯、性格乃至灵魂嬗变、角色冲突等等，由此完成了一种当代军人的精神空间和色调的熔铸。《哭聪士兵》、《壮士吕鸣金》等篇，讲述了作家与几位战友的革命情谊，表达了军人那种质朴、深厚而丰富的情感。《北羊街》、《好汉老汪》等作品又通过对恋爱婚姻问题轻松自如的抒写，含蓄地揭示了革命军人在个人情感与职业角色之间的矛盾冲撞。还有《唱片年龄》、《军犬三记》、《山野听歌》等等都是以普通军人为对象，或抒写其粗犷豪壮的性情，或披露其内心的躁动，着重写了基层士兵的人情美、品格美和英雄美。高洪渡的军旅散文承载着浓郁的民俗色彩和边疆特征，在艺术手法上融描写、叙述、议论抒情为一体，具有较强的感染力，表现方法多样，具有高度个性化的语感和笔调，朴实中见绮丽，清新里含诙谐，严谨而不失雕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