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章，作者将引领大家，回首过去，从被隐藏的历史细节中、从褪色的画面中、从历史见证者的回忆中、从纷乱交错的事件中，深挖那些尘封已久的历史内幕，还原焦点人物的真实面目，让读者感受一个更加接近事实的观点。
府院之争
我们有不少的历史爱好者都隐隐约约听说过这么一个历史名词：“府院之争”。但是，也许有一些朋友并不知道这个词语的意思，更不知道与之相关的历史事件的来龙去脉。
所谓“府院之争”，其实就是指“总统府和******的斗争”，它说的是这么一个历史事件：1917年春夏之交，中华民国大总统黎元洪开除了******总理段祺瑞，段祺瑞心怀不服，怂恿军阀张勋带兵入京，武力驱逐了总统黎元洪，段祺瑞得以恢复总理职位并重新执政。
这么一件事，在我们中国的近代史上，叫作“府院之争”。那么，中华民国的大总统黎元洪，为什么要开除国务总理段祺瑞呢？关于这件事情的始末，诸位不妨听笔者一说。事情要从袁世凯之死说起。1916年6月6日，筹办帝制不成被迫宣布“暂缓洪宪”的中华民国大总统袁世凯，在病床上一命呜呼。袁世凯病死之后，中华民国副总统黎元洪继任大总统，而总理之位，则由众望所归的北洋巨头段祺瑞上台担任。黎元洪当上大总统之后，宣布恢复此前被袁世凯废除了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以下简称《临时约法》），简称“恢复约法”。什么叫作“恢复约法”？原来，由革命党人制订并于1912年3月11日颁布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此前被袁世凯废除了，南方革命党人对此愤愤不平、耿耿于怀。袁世凯死后，黎元洪宣布“恢复约法”，以期安抚革命党人并试图缓解国家南北分裂的态势。
黎元洪“恢复约法”的做法，也是有法律依据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第五十四条规定：“中华民国之宪法由国会制定。宪法未施行以前，本约法之效力与宪法等。”
这一条规定的意思是说在《中华民国宪法》还没有制订之前，《临时约法》就是有效的。朝野各界人士行事，仍然需要接受这部《临时约法》的约束。
众所周知，自从1912年民国成立，直至1916年袁世凯病死，中华民国一直没有制定出一部正式的宪法。
恢复约法之后，黎元洪和段祺瑞开始合作“当家”，但是不料，这个“黎段班子”刚刚搭伙不久，就闹出了矛盾，缘由主要是两件事：
第一件事：撤换国务秘书徐树铮；
第二件事：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
首先说说第一件事：撤换徐树铮。
徐树铮是谁？徐树铮是当时的“******秘书长”，他是国务总理段祺瑞的头号幕僚。徐树铮这人有个毛病：飞扬跋扈。徐树铮日常所做的主要工作之一，就是拿一堆政府文件闯进总统府，往大总统黎元洪的办公桌上一搁，喊黎元洪签名。
为什么政府文件要找大总统黎元洪签名呢？因为依照《临时约法》第三十一条：“临时大总统为执行法律或基于法律之委任，得发布命令并得使发布之。”
也就是说依照《临时约法》，政府的决议、规章、法令，尽管并不需要黎元洪事前参与讨论，但是需要黎元洪签名发布。日子长了，徐树铮就瞧不起这个大总统黎元洪，徐树铮认为：所谓“大总统”，其实不过是一个橡皮图章，******里的一班国务员讨论出台的政策，总统不过问，只负责签名，所以徐树铮瞧不起黎元洪。
徐树铮瞧不起大总统黎元洪的一个典型表现是，有时候黎元洪在签名之前问他：“这个政府决议是怎么回事？”徐树铮往往是这样回答的：“不知道。你只管签名就行，别管太多。”
这样一来二往，黎元洪就对这个徐树铮产生了强烈的反感。终于有一天，失去耐心的黎元洪向国务总理段祺瑞摊牌了：徐树铮这人太傲慢了，我受不了，请你给换一个，否则我就不给你签名。
黎元洪提出撤换徐树铮的法律依据是什么呢？他的依据是《临时约法》第三十四条：“临时大总统任免文武职员，但任命国务员及外交大使公使须得参议院之同意。”
重点是前面一句“临时大总统任免文武职员”。依据这一条，黎元洪认为：自己有权撤掉徐树铮。徐树铮不是“国务员”，而只是一个普通的“文武职员”，依照约法，总统是有权撤换他的。
可是，国务总理段祺瑞不同意。
段祺瑞为什么不同意呢？首先这个徐树铮啊，他是段祺瑞的铁杆军师、心腹幕僚、得力干将。段祺瑞实在是不愿意换掉他。其次呢，段祺瑞认为大总统不应该插手******的人事任命，否则一旦开了这个先河，自己身为国务总理，日后就丧失了人事权，自己喜欢的人不能用，而只能用总统指定的人，这成什么体统呢？
大总统黎元洪坚持要撤掉国务秘书长徐树铮，而总理段祺瑞则不同意，总统和总理两人就闹出了不愉快。这下怎么办呢？后来，元老徐世昌出面来调解了。
徐世昌劝段祺瑞：何必因为一个小小的秘书长而破坏了和大总统的关系呢？换一个吧，不是个事儿。
在徐世昌的劝说下，段祺瑞妥协了，他撤掉了徐树铮，换上了张国淦，但是与此同时，段祺瑞通过徐世昌对黎元洪作出了这样的声明：“这次我是迁就大总统，下不为例，日后不能再干涉我用人。”
黎元洪要换人是换成了，谁会甘心在自己的堂堂总统府内受一个小小国务秘书的“欺负”？这下总算出了一口恶气。
可是，段祺瑞与黎元洪的关系，也开始破裂了。接下来，又发生了一件事，在这件事上，黎元洪和段祺瑞两人都拒绝妥协、因而最终走到了撕破脸皮的地步。
这件事就是：中华民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
在当时，1914年爆发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已经打了三年了，段祺瑞这个人有眼光，他这时看了出来：德国终将战败，协约国终将打赢。因此，中华民国应当抓住这个时机、不再隔岸观火，而应当果断参战，站到协约国一边。
为什么要中国参战呢？段祺瑞认为：中国是个弱国，背负着历史上遗留下来的诸多“不平等条约”，例如割给德国的“胶州湾租借地”，就有待收复。而中国一旦参加协约国阵营、为一战做出贡献，不但胶州湾能立马收回，而且在战后议和的过程中，中国也能赢得各国的尊重，因而有望“乌鸡变凤凰”，在世界秩序的重新洗牌中，中国可以获得崭新的筹码，甚至有可能从此“由弱转强”。
所以，总理段祺瑞他主张参战。不得不承认，段祺瑞有他主张参战的道理。
但是，大总统黎元洪反对参战。黎元洪反对参战的道理也是响当当的：“所谓第一次世界大战，只是一场欧洲人狗咬狗的战争，与我们中国人无关，我们为什么要参战？为什么要莫名其妙地陷中国人民于战火之中？万一德国战胜了呢？到时会怎样？到时候德国就会对中国展开疯狂的报复，连灭了咱中国都有可能！”
所以，黎元洪他坚决反对参战。不得不说，黎元洪的道理，大体上也是能够成立的。
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总理主张参战，总统反对参战。问题来了：谁说了算？
大总统黎元洪认为：是他姓黎的说了算。他的理由是什么呢？黎元洪的理由是《临时约法》的两条相关规定：
理由一，《临时约法》第三十五条：“临时大总统经参议院之同意，得宣战媾和及缔结条约”。依据这一条，黎元洪认为：你段祺瑞要我宣布参战，可以，但是你必须要先经过参议院开会讨论通过。
理由二，《临时约法》第四十四条：“国务员辅佐临时大总统负其责任”。依据这一条，黎元洪认为：我是堂堂大总统，你段祺瑞不过是个国务员，国务员是辅助大总统的。我才是主人翁。
所以，黎元洪认为：我自己才是中国的主人，你段祺瑞不过是我的助手，参战不参战，不能由你姓段的说了算，而是由我说了算，至少也要经过参议院的同意。
那么段祺瑞呢？段祺瑞对《临时约法》又是怎么理解的呢？
其实段祺瑞也知道：对一个外国宣战，是一个国家的大事，依照《临时约法》，无论是总统还是总理，都没有权单独决定，谁有权决定呢？参议院有权决定。
可这段祺瑞毕竟是武夫出身，他顽固地认为，参加一战是救国的头等大事，哪怕不择手段，我也要将它办成。
于是，段祺瑞将一大帮跟自己关系不错的军阀喊到北京来，组成“督军团”，对国会施加压力。与此同时，段祺瑞还让手下组织一些乞丐、无业游民，在国会周围聚集、转悠转悠，高喊口号，要求参战，这批人美其名曰：“公民团”。
大总统黎元洪见段祺瑞如此“胡闹”，忍无可忍之下，遂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免掉段祺瑞国务总理的职位。
这个决定不得了。段祺瑞不服。为什么不服呢？段祺瑞不服，有他不服的理由。
首先，《临时约法》第三十四条规定：“临时大总统任免文武职员，但任命国务员及外交大使公使须得参议院之同意。”实话实说，这条规定是有争议的。它仅仅规定“任命国务员需要参议院同意”，但是“撤免国务员”呢？需不需要参议院同意？没有明确规定。段祺瑞完全可以据此认为：依照立法的本意和理所当然的逻辑，你总统要撤我，也需要经过参议院的同意。
其次，《临时约法》第四十五条规定：“国务员于临时大总统提出法律案公布法律及发布命令时须副署之。”这条规定的本意是说：总统每发布一个命令，都需要国务员副署才能生效，那么问题来了：总统撤免总理，这个是不是“命令”？如果是，那么这个“命令”，需不需要总理（国务员）副署？——说得更明白一点，段祺瑞的看法是：依照《临时约法》，你大总统可以开除我，但是你需要经过我的同意——细细想之，有些荒唐。
这还不算。对段祺瑞有利的还有一条。《临时约法》第四十七条规定：“国务员受参议院弹劾后，临时大总统应免其职。但得交参议院覆议一次。”依据这一条，段祺瑞也完全可以理解为：你大总统要开除我？可以，但是须经过参议院对我进行弹劾，而且还必须允许我申请复议一次。
说到这里，我们不得不承认：《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其实是一部有歧义、不完善、不严谨的约法。这样的约法，恐怕无论是换了谁上台当家，总统和总理都难免要闹出矛盾，因为这里的问题十分明显：总统和总理的职权划分模糊不清。
我们俗话说：一个乌龟不能有两个脑袋。一般的政治决策机构，委员为单数，例如七人、九人、十一人，投票解决问题，总有多数胜出，但是如果一个乌龟有两个脑袋，一个脑袋说向东，另一个脑袋要向西，那就只能掐架了。所谓“府院之争”，其实就是这么回事。
当然，有的读者也许会说：《临时约法》的咬文嚼字之争，不过是表面现象，当时的武夫争权夺利，才是问题的本质。这样说也许也有一定的道理。但是，历史上还有第二次“府院之争”——黎元洪下台之后，新总统冯国璋和段祺瑞还是闹得不愉快，症结还是在于这一点：总统和总理的权力划分存在争议——这是后话。
那么为什么在《临时约法》里，总统和总理的职权没有界定清楚呢？其实是因为这部约法是由革命党人制订的，它最初设计的主旨是在于钳制袁世凯，防备其独裁，因此，革命党人在一开始就故意给袁世凯（临时大总统）设定了诸多的限制。可是人们万万没有料想到的是，袁世凯死后，这部既不严谨、不完善的《临时约法》，成了中国内乱的一个原因。
黎元洪开除段祺瑞的总理职务之后，接下来的事情，大家就很熟悉了：段祺瑞怂恿军阀张勋出兵北京、武力推翻了黎元洪。事后，段祺瑞复职总理。
段祺瑞复职之后，深感《临时约法》之害的他，果断宣布废除这部《临时约法》，但是，广州的孙中山不服，他要“保护约法”，并以此为旗号，举兵讨伐，这就是后来大家都知道的——“护法运动”。
历史就是这样，一环扣一环，凡事皆有原因，凡事也都有其结果，历史上每一个小小的事件，假以其他的因素，都有可能会引发另一件历史大事，这就是我们大家平时所说的——“蝴蝶效应”。
沙俄贿赂李鸿章始末
近年来，中国的网络、影视界、出版界都有不少赞美李鸿章的作品出现。李鸿章这个曾经被钉在“卖国贼”耻辱柱上的人物，最近似乎有了“平反”的迹象——据说他是一个勤勤恳恳“裱糊匠”的新形象。
人们对李鸿章的新评价，似乎跑到了另外一个极端——例如传闻李鸿章“在病床上为爱国吐血身亡”之类的赞美文章，屡见不鲜。
今天，笔者忍不住来泼一盆冷水了——请不要矫枉过正——真实的李鸿章，其实既不如传统评价的那么“妖魔化”，也不如最近一些“平反”文字所描绘的这么“伟大”和“正确”。
我所认为的事实真相是，李鸿章在表面上，似乎是一个清朝的忠臣，但是在更真实的层面，李鸿章可能是一个贪官。李鸿章具有两面性。在处理国政的时候，李鸿章往往在“忠臣”和“贪官”之间摇摆不定，有时候更是难免挣扎一番。
要人们理解一个“忠臣”和“贪官”的混合体，也许确实有点困难。但是，人性往往是复杂的。李鸿章也不能例外。
毋庸讳言，李鸿章的确在马关谈判、庚子谈判等诸多国家大事当中，呕心沥血，兢兢业业，力挽狂澜。因此，对于大家所耳熟能详的“忠臣”李鸿章，我就不再赘述了。在本文，我给大家讲讲李鸿章收受俄国人重金贿赂的一个真实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