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9章 两种主义与公共精神(5)

如我们在第五章中所讨论的，弘扬公共精神文化可以有利于建设富有生机的、相互支持的和具有包容性的地方共同体。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一种公共精神文化可以促进人类的幸福，因为这样的共同体更有可能从各种不同途径达到人类幸福的目的。

我们在第六章中已经讨论过，我们希望整个社会都能够参与到弘扬公共精神的行动中来，这样就可以促进社会的包容性，减少社会分离和社会歧视。对于文化越来越多样化的西方民主国家来说，更是应该如此。一种更具公共精神的文化不仅不会阻碍文化的多样性，而且从一定程度上来说可以进一步推进不同民族和文化之间的相互作用与沟通。只有在地方共同体的背景下，人们通过共同活动和协作关系，才有可能对不同文化达到更深认识与共同理解。而且，这样的共同体或社会才有可能减少文化冲突而变得更加稳定——为发挥自主性和多元选择创造了一个和谐的环境。

如我们在第一章中所看到的，在个人主义社会，由于没有共同的行为目标，常常处于暴力和犯罪的恐惧之中，人们反而感觉到自己的行动深受局限。所谓的自主性和多元选择也将受到限制，例如，出于个人安全的考虑，人们不敢出入某些区域或不敢接触某些邻居。同时，个人主义社会带来以自我为中心的个人行为特征，组织社会性的、集体性的行动变得越发困难。罗伯特·帕特南发现，在美国，地滚球协会以及其他的联合会形式正在逐渐消失，这种状况可以证明以上的观点。另一方面，一种公共精神文化力图发扬的是共同义务、社会交往和集体行动；所以，它可以拓展出大量的活动，并为个人带来有意义的追求目标。

一种公共精神文化所弘扬的人际之间的相互沟通和相互支持，也能够促进人们对于幸福的感受，因为在“这个不确定的时代”它为我们带来了一种集体性的安全形式。如我们在第五章中所讨论过的，公共精神为我们抵御当前社会发展过程所出现的一些负面因素提供了一种途径。例如，通过建立邻居日托托儿所计划以及教育和职业技能的交流活动，它可以为满足后福特时期对于灵活性劳动力的需求提供一条途径。通过这种正规教育途径之外的技能交流活动，人们还可以从中获得一种开发他们的潜能和学习新技能的机会。因此，这种类型的共同体或邻里活动有助于为个人的自主性和多元选择提供有意义的途径，同时也有助于人们获得幸福的感觉。

而且，符合公共精神的行为方式还可以使我们从其他不同的方面获得幸福的感觉。我们认为，人类幸福的第一构成要素必须建立在有价值活动的基础之上。这是因为，通过从事具有公共精神的行动，我们能够从帮助他人的过程中在内心获得一种满足感和成就感，也从中获得一种幸福感。同时，从接受我们帮助的对象来说，这样的行为也能够为他们带来实际的利益。这种精神也适用于自然环境的保护工作，环保工作不仅可以更好地改善我们的生存条件，而且还事关当代与未来人类的共同利益。

友情关系是人类幸福的第二构成要素，它也可以在人们参与公共精神文化行动的过程中得以建立。例如，在第五章中所描述的各种计划——如帮助邻居解决困难，参加志愿者组织，举办邻居日托托儿所等——都是人们在地方共同体范围内所从事的相互帮助、相互协作的共同行为。这些行动不仅能够加强人们之间原有的联系和友情，而且还为人们提供了认识新朋友的机会。同时，这种相互交往与相互协作可以有助于培养民众之间的相互同情，这种同情关系被亚里士多德看作是构成一个国家或古希腊理想城邦国家的基础。

如我们在第五章中所阐述的，因为共同体或邻里活动有助于发展社会性资源、整个社会的互信关系以及社会的和谐关系。

就创造性而言，一种公共精神文化也许不能够抵消马克思所指出的，我们所感受到的资本主义制度下的那种异化关系。根据马克思的学说，只有消灭资本主义制度才能消除这种异化关系。但是，我们所能做的，就是提出一些切实可行的途径来激发人们的创造性。

不过，弘扬公共精神的行动也需要有一定的创造性，尽管程度有限。首先，当一个人决定为他的邻里或地方共同体采取一些富有公共精神的行动，那么，他就得考虑应该采用何种方式来实施他的行动。从事弘扬公共精神文化的人们，要节制自己的行为举止，要付出自己的辛勤劳动，而且不能掺杂经济或获取其他利益的目的。

与此同时，我们在这里所倡导的计划，提倡民众在一定范围内能够运用他们的首创精神，并创造性地选择他们所从事的活动内容，如疏浚湖泊、绘制壁画等等，人们不必局限在特定的活动内容之中。

由于可供选择的活动内容很多，所以，人们也不至于因劳动分工而受到限制，人们尽可以根据自己的技能和特长来选择相关的活动。

同时，这也为人们提供了一种去从事一些有别于自己的职业内容的活动机会。例如，一个教师可以利用自己的手艺去修理地方共同体的活动设施等等。

总之，作为人类生活的一个必需而重要的组成部分，共同体（尤其是地方共同体）有助于人们通过各种不同的途径获得幸福的感觉。

同时，这种立场也具有一定的政治意义，因为它给政府带来一种压力，使其能够尽力维护地方共同体的发展。例如，上世纪80年代，随着传统产业的衰落，导致许多地方共同体参加人数的锐减，英国保守党遂采取了一定方案来保护共同体，并使之产生新的活力。正如米歇尔·桑德尔（1984）所指出的：政府应该颁布相应的“法令来控制工厂的倒闭，并避免由于资本的流动与快速的产业变迁而导致共同体的瓦解”。在此，我们的观点是：政府应该把推进公共精神文化的发展看作是构建地方共同体的一种途径，并采取一定的措施为志愿者组织和地方共同体提供更多的资源。

小结

本章主要包括两方面的内容。第一，我们是想阐明一种原则：政府可以而且应该通过各种途径干预民众的事务，以便引导他们的行为与塑造他们生活其中的社会。这一点与自由主义者以及许多自由主义理论家所抱持的立场有相左之处。我们在前面的有关章节已经谈到，在弘扬公共精神文化这样一种全民运动中，政府应当在其中发挥重要的作用。但是，这并不等于政府或国家可以大规模地干预社会生活；否则，它将侵害到民众的自主性，而这种自主性则是人类幸福的重要构成因素。

第二，我们联系两种主义的相关理论，来讨论进一步推进公共精神文化发展的建议。有关的分析证明：我们完全可以保留这两种理论传统的核心概念——自由主义的自主性和共产主义的共同体——使这种计划朝着更有利于人类幸福的方向进行。自主性、多元性和共同体是人类获得幸福的前提条件。我们也希望：一种公共精神文化能够促使更多的民众在富有生机的共同体活动中表现出更有意义的自主性，并为人类的幸福发挥积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