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常说人才难得，但古代帝王往往因从小深居宫中，不明人间的人情世故，一点小事就对手下的能将功臣频挥屠刀。如果心存爱才一念，也就不会总做自毁长城的傻事。
爱才一念是用人者最难能可贵的品质，唐朝的李泌就是一位爱惜人才的宰相。
李苾（721～789），字长源，祖籍辽东襄平（今辽宁辽阳），后居京兆（治所在今陕西西安），是唐代极富传奇色彩的政治家。他自小聪敏好学，博涉经史，诗文俱佳，尤精易经。因鄙薄选举流俗，故不预科举。玄宗、肃过朝，曾以散官身份职掌枢要，为皇帝高级顾问。代宗即位，召之为翰林学士。后数度出任地方长官。德宗登基后，累迁至宰相。他平时好谈神仙诡道，对权力颇不热衷。即使任相，也常常弄神弄鬼，并不孜孜为政，所以为时人所轻。其实，他是借此保护自己，同刚愎自用、喜怒无常的德宗保持一定距离，也超脱于当时复杂的政治漩涡之外。正是这种超脱的态度，才使他免除了皇帝对他的猜忌和权臣的排斥，得以在许多关键时刻发挥了人所不能的作用。他对功臣的保护，即其中突出的事例。
李苾认为，君主对功臣不疑、不责，是使其安心效力的前提。代宗时，宰相元载恃权获罪被杀。抄没元载家产时，发现了大将路嗣恭送给元载的一件琉璃盘，直径盈尺，异常珍贵。而以前路嗣恭送给代宗的琉璃盘，直径不过九寸。代宗认为路嗣恭有意交结元载。当时路嗣恭刚刚平息了岭南的叛乱，代宗与李苾商议，欲待路嗣恭返京后，治其罪。李苾在几年前，被元载排挤出京，路嗣恭曾根据元载之意，促成此事。代宗将此事告知李苾，以为李泌定会同意处置路嗣恭。不想李苾不念旧恶，反而劝解说：“嗣恭为人小心，善事人，畏权势，精勤吏事而不知大体。昔为县令，有能名。陛下未暇知人，而为载所用，故为之尽力。陛下诚知而用之，彼亦为陛下尽力矣……且嗣恭新立大功，陛下岂得以一琉璃盘罪之邪！”代宗终于醒悟，以路嗣恭为兵部尚书。后来路嗣恭果然不负期望，多有建树。
德宗时，藩镇不断反叛，吐蕃也连连入扰。唐朝著名将领李晟、马燧在平叛御边的战争中，屡立战功，是朝廷的栋梁。吐蕃非常忌恨李、马，遂实行反间计，称他们与吐蕃密约联兵抗唐。唐朝内部的一些佞臣也乘机散布谣言，说李、马有叛乱的迹象。一时间疑云四起，朝野上下流言蜚语颇多。刚愎多疑的德宗也对手握重兵的李晟、马燧有了猜忌之心。李晟气得大哭，请求辞职出家为僧，马燧也有去意。值此关键时刻，刚刚任相的李苾率李晟、马燧等人见德宗，直言劝谏说：“愿陛下勿害功臣。臣受陛下厚恩，固无形迹。李晟、马燧有大功于国，闻有谗之者，虽陛下必不听，然臣今日对二人言之，欲其不自疑耳。陛下万一害之，则宿卫之士，方镇之臣，无不愤惋而反仄，恐中外之变不日复生也！人臣苟蒙入主爱信则幸矣，官于何有……故臣愿陛下勿以二臣功大而忌之，二臣勿以位高而自疑，则天下永无事矣。”德宗听罢这番入木三分的议论，始恍然大悟，说：“朕始闻卿言，耸然不知所谓。及听卿剖析，乃知社稷之至计也！朕谨当书绅，二大臣亦当共保之。”于是君臣之间恢复了互相的信任。
由于李泌的努力，代、德二朝的许多有用人才受到了保护和合理的使用。所以当时虽然内忧外患深重，但唐朝中央政权却屡经动摇而始终不倒。李苾在这方面的表现，证明了他是一个知人善任、爱护人才的政治家。
明朝的崇祯皇帝朱由检可就没那么幸运了，他本人既非明智，又缺乏李苾这样的明智之士，终于干出了杀边防大将袁崇焕的蠢事。
明朝最后一位皇帝崇祯皇帝朱由检（1611～1644）是一个很想有所作为的皇帝。他知道江山来之不易，勤于王政，生活也不奢华。他十七岁时曾以果断与睿智，干净利索地解决了宦官魏忠贤的问题，被称“沈机独断、刈除奸逆”。然而朱由检却扮演了一个亡国之君可悲角色，落得个煤山自缢的下场。其原因，除了明皇朝代表的封建制度已近末世外，朱由检在用人方面政策失当、用人多疑是个很重要的原因。
一是犹疑不定，选人失准。
崇祯皇帝疑心颇重，不断变幻任才标准。表面上希望忠良辅政，实际上不知怎样才算忠良才俊。崇祯曾用出题测试的办法考察廷臣，企图以对策考试选拔良才，但这种考试拘泥于文论，不能考出真实水平，在明末阶级矛盾激化、民族矛盾急迫的客观环境下非但难出应变之才，甚至给奸巧之人提供了弄假作弊的条件。陈演本是一个“庸才寡学”善于拉拢逢迎的人。在朝廷廷试之前，他勾结买通宦官，窃得皇帝考试题目，作好准备，考试之时“条对独称旨”，合于皇帝口味，被选人阁，不久任内阁首辅。他对国事“无所筹画”。却贪污受贿，臭名远扬；崇祯帝又改为从六部和地方大员中各选一人人阁，采取平均主义凑数办法，结果人非其才。如张至发以外僚入阁，不懂朝廷制度，“诸翰林多不服”“一切守其所为，而才智机变逊之”，崇祯皇帝也发现他不能胜任，匆匆将他撤换，理由是身体原因，其实张至发结实得很，皇帝让他回籍调理。时人传笑，以为“遵旨患病云”说是皇帝命令他生病回籍调养的。后来，崇祯又以圣人之后为理由，选孔贞运为首辅，孔贞运是孔子六十三代孙，不尚实际，只务虚名，也匆匆而去。
崇祯皇帝采用枚卜的方法决定内阁成员，先让廷臣推荐一批候选人，然后“贮名金瓯，焚香肃拜，以次探之”，决定人选与次序，这在一定程度上也说明皇帝已失去判别人才决定人事的能力，更谈不到知人善任。在这种心存疑惑、无所适从的状态中，崇祯一朝的阁辅大臣走马灯似地轮换。内阁与六部，始终没有涌现出一位杰出人物。崇祯掌权十七年中，内阁成员五十余人被更换。其中十人被削职、革职，二十五人离职回乡，正常致仕或卒于任所的只有六人。刑部尚书易十七人，兵部尚书凡十四人，亦罕有善全者。
二是刚愎自用，猜忌忠贞。
明朝阁臣并非都是无用之辈，只不过皇帝多变多疑，使他们无从施展才干而多有后顾之忧。如孙承宗曾以首辅身份视师辽东，粗有成效。刘鸿训处事果敢，颇有魄力。钱龙锡协心辅理，朝政稍清。文震孟刚方贞介，有古大臣风。这些人物的素质是不错的。但他们同情过东林党人，崇祯皇帝便不分青红皂白一律猜疑，怀疑他们朋比为奸，将他们相继罢免。
崇祯皇帝的一个战略性错误酿成无可挽回的损失，是因猜忌错杀了袁崇焕。
袁崇焕（1584～1630）字元素，广东东莞人。万历年进士，天启二年（1622年）他单骑出关赴东北考察军事、政治，回京后自告奋勇守御辽东。袁崇焕筑宁远（今兴城）等城池抗御努尔哈赤的后金军队，宁远一战击伤努尔哈赤，获宁远大捷，接着又在宁锦挫败皇太极，被崇祯帝任命为兵部尚书。但崇祯帝对他的信任没有维持多久便开始怀疑。聪明的皇太极认为击败明军的唯一办法是除掉袁崇焕，而除掉袁崇焕的最好策略便是反间计。
崇祯二年（1629）皇太极联络蒙古部南侵，因害怕山海关、锦州一带的袁崇焕，便绕道长城喜峰口入关，攻克遵化，直逼京师。袁崇焕在山海关闻讯大惊，急率大军驱驰赶回北京，正遇后金军杀到，两军相峙，后金军战不能胜。皇太极此时派人买通明廷中阉党，制造谣言，说袁崇焕与后金早有联络。崇祯帝心下怀疑，派大学士孙承宗驻扎通州，督理所有兵马。正好有两个由京城赴通州传旨的太监，中途为后金兵俘获。皇太极见天赐良机，便安排二宦官在军帐中看管，看管者则是原明朝降清将领高鸿中、鲍承先、宁宪我三人。三人夜里窃窃私语，说后金大汗昨日单独出营同北京来的骑马者谈话许久。又说他们不愿与袁崇焕兵戎相见，又说袁大帅与大汗已定密约。两太监偷听谈话之后试着逃跑，竟无人发觉，逃回京城，密告祟祯皇帝。当此危急之秋，崇祯皇帝不加思考，认定袁崇焕通敌。他假装召袁崇焕进宫议事，将袁崇焕拘捕，继而处死。崇祯帝制造了冤案，还自作聪明以为除了内患。天下正直者都明知其冤。直到后来清太宗皇太极死，其实录中纪录了他施反问计的过程，真相彻底大白。
崇祯帝猜忌大臣，自毁长城，使其不论对付李白成的农民起义军，还是对付清军的侵袭都没有有力的抵抗，李自成义军入北京时，太监曹化淳开门纳之，崇祯帝鸣钟召集百官，竟无一人响应人朝，最后身死煤山，还说什么“然皆诸臣误朕”，可见其至死不悟用人之失。究根溯源，其最大的失误是对人才毫无爱惜之心，稍有疑惧，动辄杀戮，终至误国亡身。
[智慧方圆]心生爱才一念，用人之路顿开。越是有才能的人这样那样毛病越多，以挑剔的眼光看人，以严厉的手段待人，能人就永远不能脱颖而出。领导者只要具爱才之心，出笔就能画成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