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方圆之道中最难以把握的就是张弛有度四个字。方与圆是领导智慧的精髓，是处世成事的最高原则。但是何时方、何时圆？怎样方、怎样圆？张弛有度就是这些问题的惟一正确答案：于大处紧一点，小处松一松，还有什么问题不能解决呢？
什么事算小事？对于大局而言，下属的家务肯定应属小事之列，如果领导工作细化到这个程度，恐怕再没有什么不轨的人和事能逃过领导者的法眼。
在雍正统治期间，皇权对政治生活的干预面不断扩大。雍正元年，雍正提出代行大学士之事，称：“国家政治，皆皇考所遗，朕年尚壮，尔等大学士所应为之事，尚可勉力代理，尔等安乐恰养，心力无耗，得以延年益寿，是亦朕之惠也。”意即：我正当年富力强之际，什么都能干，你们就去图个清闲，怡养天年吧。就这样，雍正轻轻松松地削夺了诸大学士的权力。
到了五、六年间，雍正又以诸臣对所交事务可否施行不予复奏，表示代为处理一些部院事务，并称：“倘不能办理，应将事件呈送朕前，朕代诸臣办理。况朕竞日坐勤政殿，又不惮暑热，欲办理事务，竞无事办，诸大臣如此因循迟延不奏，其意将推诿乎？”意思是说，凡你们认为办不了的事，就都交给我来办吧。我每日里坐在勤政殿中，又不怕热，又想处理问题，但却没多少事儿作，而你们却将许多该办的事拖延着不办，究竟是什么意思呢？——就这样，雍正又将三部院职责范围内的部分事务揽在自己手中。
几乎与此同时，雍正又把权力的触角伸向了各王公大臣的私生活领域，竟以诸大臣为家人妻子所惑、不能明辨是非为理由，降旨训斥道：“凡大臣之家人，如有嫁娶筵席、宴请亲人等事，令各禀明家主，倘宥私成党羽，结为兄弟，彼此会饮，恳求事件者，即行拿获具奏，朕必从重治罪，再诸大臣之妻，互相筵请宴会，为樗蒲之戏，借以夤缘请托，大臣中现有为伊妻所制，凡事依允者，甚属可耻。大臣等宜加防范，（诸大臣）各宜将妻奴严管，苟有畏惧掣肘不得已之处，令密奏朕，朕代诸大臣处分。朕虽日理万机，而于大臣之家事尚能办理。诸大臣览此谕旨，有此等病者，若不加意，亦听诸大臣之便耳。”
这番话大意是说，大臣的家里人凡有嫁娶宴请之事，必须由大臣本人同意。如果互相结党、结为拜把子兄弟，彼此常在一起聚会喝酒、相互委托办事的，一旦抓住，我一定要从重惩处。另外，大臣的妻妾借互相宴请、做掷色子游戏之类，互相拉拢关系，并且大臣有“妻管严”之害惧内病，凡事都答应者，是不要脸的行为。对此，大臣们要提防着点，把自己的老婆和下人看管严一点。要是因为某些原因、某些为难的事而无奈于他们或受他们的刁难威逼，可写出密折呈奏于我，我替你们这些大臣来处分他们。我虽然日理万机，但大臣们家里这点事儿还是能办的。
在这段话的最后，雍正大帝不很客气地说：“你们现在都看到我的谕旨了，别怪我言之不虞，有上述这些毛病的人如果还不努力改正，那就请便吧。”——意思是说：“你看着办”、“靠边站”或者“别怪我不客气了。”
雍正皇帝之所以如此，是从一家一户小事看到了潜在的危机。别小看家庭主妇间的打麻将、做游戏，吃吃喝喝，内中有乾坤。许多大臣与大臣、衙门与衙门的交易凡用人调度、打击报复、坑谁害谁、送贿受贿之类，都是在麻将桌、扑克堆、酒肴饭菜之间做成的。别的不说，就说雍正大帝之后，慈禧太后的李莲英、崔玉贵，乾隆晚年的和坤，敛了多少财、坑了多少人，干了多少坏事吧！
由此可见，雍正大帝将权力触角探向大臣家里是何其洞明。他大概知道“一个好大臣身后站着好女人”、“一个奸臣背后必有一个刁妇”的道理。当然，话说回来，一位泱泱大国的皇帝竟公然提出要帮助某些大臣管束老婆，除大唐李世民之外，此举在中国历史上似乎是绝无仅有的。然而这确不是笑谈。
此后，雍正又颁布了严禁大臣的仆从间彼此吃酒唱戏、结党营私的命令。命令指出：“家仆结党虽属细事，但关系非轻，嗣后仍有群聚结党、生事乱行者，经朕闻知，必将此等恶仆正法。”
由此看来，雍正在为政期间，倒真是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操心了。但他的这份操心，并不是一时的兴之所至，而是为了达到他的最终目的，即加强中央集权，以稳固自己的统治地位。
[智慧方圆]领导艺术讲究张弛有度这没有错，但不能就此产生凡下属的所谓小事就应该放任松弛的误解，因为，有的小事如果不加管理和限制，也会发展阻碍大局的大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