领导者欲成事，要善于寓智于平常之中，把变招掩盖在不变之下，使人察觉不到他的智算。一位古人曾说：“夫欲行一事，辄以他事掩之，不使疑生，不使衅兴。”此即明修栈道，暗渡陈仓，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宋朝时，雄州刺史李允则一直愁眉不展。辽人在城外虎视眈眈，缄池又年久失修，特别是原来的瓮城，现在显得十分狭窄。不修，将来一旦有战事发生，后果就不堪设想：修吧，辽人会以为宋军在备战。本来朝廷刚刚与辽人讲和，和平来得不易，辽人会抓住这一点，乘机寻衅闹事，甚至会使战事重开。
他一个人出去散步，边走边想心事。当地百姓都知道刺史大人没有架子，爱在街上和百姓聊聊天，了解一些民情。他问当地人：
“最近日子过得怎么样？”
见刺史大人问，百姓连忙答道：
“还好。现在不打仗了，可以安心做些生计。”
“有什么不顺心的吗？”刺史问。
“没有。就是城北的小偷多些，上次……”
李允则突然想到了一个办法，他回到府衙，下令在北城门外的东岳祠造个大大的香炉，还有其他的供器。
造好的那天，李允则又说：
“现在是太平盛世，要弄得热闹些。”
于是，官府雇了一些吹鼓手，在城里大吹大擂，人们都挤在道路两旁看热闹。进香的人也忙着向祠里敬献金银布帛。手下人问刺史：
“大人，人多事杂，是不是要加强一下人手，防备一下盗贼？”
李允则却说：
“不必了，我自有分晓。”
第二天，就有人来报，东岳祠里新造的器物竟然被贼人偷走了这还了得！刺史大人下令各处张榜，捉拿盗贼，弄得满城风雨。但不知为什么，刺史这次办事，是雷声大，雨点小。半个月过去了，居然连个盗贼的影子也没有见到。
为什么抓不到贼人呢？刺史有话说，他说贼人是从北面来的，偷了东西，当然跑了。现在最重要的不是抓贼，而是防贼。他下令在城北再修一道城墙，来防备盗贼。
辽人开始见宋人在修建城墙，很慌，仔细打探，原来是防贼的，就感到好笑：
“光靠修墙就能防贼吗？笑话！”
这样，他们就不再在意了。
城墙修好了，城壕也疏浚了，还筑起了月堤。三月三日禊日的那天，李刺史召集大家在界河举行划船比赛，还请北边的辽人来观礼。辽人看得有趣，却不知道李大人是以此来练习水战。州北边原来有很多陷马坑，城下还有哨楼，可以望到十里以外。李允则说：
“辽国和我们已经讲和了，留它何用？”
就叫人把哨楼拆掉，把陷马坑填平，改为军兵的菜园。
他还命人修复水井，开通沟渠，开垦菜地，修筑短墙纵横于其中。还种上荆棘，使这块地方更加难以通行。然后又整治大街小巷，把佛塔迁到北面，州里的百姓早晚登塔，可以望到三十里以外。李允则还下令凡有空地，一律种上榆树。久而久之，榆树长满了塞下。
看着城里城外的榆树，李允则的部下说：
“大人，现在盖起房子，百姓就不用愁木料了。”
李允则笑了笑：
“这样做是使这里适于步战，而不利于骑兵交战，哪里只是为了多些建房子的木材？”到一地，兴利除弊，为百姓做了不少的好事。在他去湖南担任潭州知州前，真宗特地召见他说，以前我曾听人说过你的家世，现在就将湖南交给你了。果然，在他卸官离开那里时，百姓向朝廷上疏，列举他的事情，乞求朝廷让他留下。
李允则办事不讲排场，常常走出官衙和老百姓聊天，以此掌握民情。到他那里打官司的，他马上就会做出决断。在雄州当刺史时，一次抓住了一个契丹间谍。李允则给他松绑，间谍对他说，是辽国王在要他来刺探粮食兵马等情报的，并把刺探得来的数字告诉了他。李允则说，这情报不准。就叫官吏把账本拿出来给间谍看，还赏给间谍很多钱。过了几天，间谍又来了，他不但没有把宋朝的情报交上去，反而带来了契丹的情报。
李允则有远见，他的远见在于他意识到宋国和契丹之间的战争难以避免。宋朝汲取了唐代的教训，不再让藩镇坐大，但却由此削弱了边防的力量。而契丹作为游牧民族，一直对富庶的中原怀有企图。因此加强城池的边御能力是当务之急。只有你的防守能力不断加强，才会消除对方进犯的念头。但李允则同样意识到，在这种情势下，双方都极为敏感，一点稍稍过分的举动就会重新燃起战火，这又适得其反了。
也就是说，既要加强防备，又不能让对方有所怀疑，于是李允则就借防盗、赛船等正当的借口来筑墙、练兵，还以拆了用来嘹望的哨楼，平了陷马坑来表示对辽方不加设防，但迁到北边的佛塔看得比嘹望的哨楼要远得多。种树之类的事也是为了使骑兵的活动不便：游牧民族都是擅长骑射的。
巧借其他活动而达到军事目的，又小心地维系了双方脆弱的和平，李允则真正是费煞了苦心。
[智慧方圆]任何事物的发展都不是笔直的，精明的人在于看到直中之曲和曲中之直，并不失时机地把握事物迂回发展的规律，通过迂回应变，达到既定的目标。运用以迁为直的策略，十分讲究迂回的手段。特别是在与强劲的对手交锋时，迂回的手段高明、精到与否，往往是能否在较短的时间内由被动转为主动的关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