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量研究证实，早期的创伤性生活事件，尤其是儿童期躯体虐待、性虐待（多为乱伦）、亲人或密友的死亡，以及目睹创伤性事件或死亡，是罹患DID最重要的环境因素。可以说，早期创伤对于DID的形成起着“孕育作用”。个体运用分离这一防御机制来应对早期重创（包括依恋紊乱），由此便形成了离散的个人“行为状态”、内部工作模型（IWM）、“情绪性人格”（EP）和“表面正常的人格”（ANP）等功能性的人格部分。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人格部分得到了不断的发展，并在个体继续经受创伤，或遭遇新的与早期创伤相联系的、无法逃避的创伤时，最终形成了应对生活的各种分离性身份。在对DID心理病理机制的解释上，“防御”这一概念有着重要的地位，DID甚至可以说是防御的最终结果。IWM概念和“结构性分离”理论的引入，使得研究者对DID的心理病理机制的认识更为清晰。并且，由于修通早期创伤是治疗DID的核心任务，“结构性分离”理论对DID形成机制的解释能够让治疗师对“创伤—人格分离”的关系有更为丰富的理解。
另外，由于早期创伤通常是经患者回忆而得，其真实性引发了不少争议。现有的临床研究一般支持儿童期创伤与分离症状之间的联系，但仍有少数研究者质疑早期创伤的真实性。对此，一些专业性研究机构（如美国精神病学会）近年来先后发表了声明：关于受虐的精确记忆可能长期被遗忘，只能在很久以后才被回忆起来。有研究者因此呼吁，DID患者受虐记忆的遗忘机制需要更深入的研究。van der Hart等研究者发现，遗忘了早期创伤事件的DID患者报告说，他们的回忆最初是基于体感闪回（somatosensory flashback），即躯体感受的瞬间重现。我们认为，该结果对于深入研究DID的心理病理机制很有价值。
分离一直与创伤性暴露有关（Putnam，1997），其中涉及一些基本认知功能的改变。被虐创伤性理论认为，从意识中分离出来的信息通过形成个体依恋系统从而威胁信息的调节（Freyd，1994，1996，2001）。分离是各种障碍上都表现出来的很重要的临床结构，系统地理解分离，进而发展出有效的治疗具有重要的临床意义和实践价值。
儿童和青少年的精神疾病有相当高比例会出现分离性症状。目前有研究表明，分离性症状在性虐待或其他类型虐待的儿童身上为19%～73%，住院的青少年人群范围是23%～45%。过去，在儿童和青少年的精神病治疗中，分离常常被错误诊断，如果处理不当，分离性症状甚至会被忽略。因此，恰当的评估对他们的临床治疗非常重要。
目前，分离的研究不但是临床研究者也是认知主义科学家都很感兴趣的课题，但对其机制研究还需进一步扩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