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精神病协会（2002）定义分离为正常整合过程的分裂，如事件、情绪和记忆，这些定义的共同点就是信息的分离。分离性记忆的这种依存状态本质是没有争执的，虽然理论上分离的真正原因存在很多解释。精神分析理论把分离作为基本的防御机制，以免个体被不能接受或不能处理的情绪所淹没，其他理论（如依附理论，包括背叛创伤理论，后面再讨论）强调最突出的危险不是被某种个人情绪所威胁，而是担心失去重要的依附关系，而这种关系是幸存者生存所必需的身体和情绪上的照顾。
除了依存记忆状态现象对“分离性身份识别障碍”（dissociative identity disorder， DID），以往被称为多重人格障碍（multiple personality disorder， MPD）的记忆功能的影响，情境也会对记忆内容产生影响。例如，人们在低沉失落的状态下趋向于更多地报告悲观记忆，在躁狂兴奋状态时会回忆更多他们个人成功的事件（Putnam，1997）。Sahakyan和Keley（2002）通过采用定向遗忘任务研究健忘症和上下文改变提出情境影响记忆理论。Sahakyan和Keley认为定向遗忘任务记忆成绩的差异，可以根据遗忘组被试任务系列的变化来解释。“遗忘组”被试的指导语是要求被试遗忘系列1，验证情境与遗忘系列1不同，更符合遗忘系列2.对于“记忆组”被试，两种系列之间没有差异，验证情境两种系列是相似的，需要在实验中间创造更长的休息间歇。
这个理论获得了认知研究的验证，但Sahakyan和Keley的理论（2002）没把他们的研究结果扩展到创伤记忆领域。儿童被虐后引起的分离和定向遗忘范式条件很相似，如何把遗忘假设和情境结合起来去解释创伤性记忆分离呢？大部分的日常生活情境与发生虐待时的情境都有较大差异，虐待一般发生在私人性的、秘密性的夜间情境。因此，情境不匹配使得受害者不太可能回忆被虐情况，如果放在相似的情境中，情境可能就被更有效地重新编码，回忆也就更容易（Sahakyan＆Keley，2002）。
然而，这里有一个问题，就是状态依赖记忆不太可能成为DID中健忘症的主要解释，因为DID里的健忘症看起来比状态依存的遗忘更严重（Brower，1994），尤其是在再认情境中，这种状态依存记忆只是加强了某种情况的自由回忆。
2.3.1 基于大学生被试的分离信息加工研究
采用非临床诊断性的大学生为被试进行研究，结果表明，注意、记忆、分离之间的相互作用显著，但非临床诊断被试的结果是否适用于实际受虐个体的记忆和经验还是一个问题。这些研究为研究分离的优势和认知过程提供了一个有趣的视角。Freyd， Martorello， Alvarado， Hayes和Christman（1998）发现，高分离个体表现出更强烈的Stroop干扰效应，在标准的选择注意Stroop任务上并非全部反应时间都延迟，当刺激全部是中性词或者使用亲属称谓词时没有反应时间延迟的Stroop效应。De Prince和Freyd（1999）发现，Stroop任务上的成绩与任务的注意要求有关，如高分离个体（DES＞20）在注意选择任务中表现得更差，而在分配注意任务中却比低分离个体（DES＜10）表现得更好；高分离个体比低分离个体对性创伤词汇回忆得更少，但能回忆起比较多的中性词汇。这个结果表明，非病理性的分离可能是信息加工过程独特的形式。
De Prince和Freyd（1999）的研究结果在4～5岁之间的儿童样本上得到了重复验证（Becker-Blease， Freyd＆Pears，2004）。被试为48个没有虐待报告的儿童和20个有被父母虐待经历报告的儿童。与De Prince和Freyd的研究结果相反，Becker-Blease和他的同事发现，仅仅是分离水平并不能预测记忆分数，不管是选择注意条件还是分配注意条件。而虐待经历和分离分数一起是可以预测记忆成绩的。对比两组，8个高分离分数有被虐待经历的儿童，30个低分离分数没有被虐待经历的儿童，De Prince和Freyd提出，在分配注意条件下，有虐待经历的高分离组比没有被虐待经历的低分离组对创伤性图片记忆更少（Becker-Blease， Freyd＆Pears，2004）。这个发现为虐待后个体会发展出某种独特的注意形式（包括分离和记忆差异）的观点提供了支持。
另一个分离和注意定向研究中被试为105名女大学生（Wakker， Quinton＆Watson，1995）。根据DES的平均数把被试分成高分离组和低分离组。在选择注意任务中有中性词和威胁性词，高分离组对于威胁性词的反应比低分离组反应更慢，尽管他们对那些单词的感知是一样的。因此，这种影响主要是高分离个体的高分离水平所致，并非“病理性”分离，因为任何DSM诊断的被试都被他们排除在分析之外。
De Ruiter的研究支持De Prince和Freyd（1999）的结果，De Ruiter和他的同事发现，大学生被试人群的高分离个体不管是在选择注意还是分配注意上都有优势，研究中低分离个体没有反应时上的优势，他们对负性词语的整个反应成绩都比高分离个体差（De Ruiter， Phaf， Veltman， Kok＆Van Dyck，2003）。和De Prince和Freyd一样，他们的研究支持分配注意使高分离水平个体有不同的适应性。
在另一个大学生被试研究中，高分离个体的词汇工作记忆加工明显长于低分离个体（De Ruiter， Phaf， Elzinga＆Van Dyck，2004）。这种差异可能是由于高分离组有一些高分离或者病理性的分离个体所导致；这种优势与身份混淆、健忘症更加具有一致性，而非同化。Veltman和De Ruter等（2005）发现高分离个体在两种工作记忆任务上成绩优于低分离个体，此外，高分离个体在任务期间比低分离个体新增的相关脑网络要多。
同类研究运用不同的方法研究分离的信息加工。研究采用定向遗忘范式，仍然以大学生为被试样本。De Prince和Freyd（2001）发现和他们之前的记忆研究结果一致。在分配注意控制条件下，高分离个体比低分离个体回忆较少的创伤词，但回忆中性词却较多，这种差异在项目法的定向遗忘范式中要求记住的条件（TBR）是存在的；高低分离个体在要求遗忘（TBF）条件下记忆成绩没有差异。研究者认为，高分离性阻止加工创伤性信息只是在被试无法忽略创伤刺激的情况下才发生。分配注意下的分离在后来定向遗忘范式系列法中又再次被验证（De Prince＆Freyd，2004），后来的研究又分析了二者的交互作用（De Prince， Freyd＆Malle，2007）。
这个结果似乎和另外两个也是运用定向遗忘范式项目法的研究结果相矛盾（Elzinga， De Beurs， Sergeant， Van Dyck＆Phaf，2000）。在第一个实验，35名大学生根据DIS-Q的平均分数被分成两组，即高分离组和低分离组，当呈现中性词时，两组被试在定向遗忘任务上的成绩没有差异。实际上，只是运用15个最高分离被试和最低分离被试的成绩，高分离被试显示出在定性遗忘能力上的减弱，不太能够忘记TBF词汇。在接下来的实验中，被试是43个大学生，也被分成高低分离两组，还有14个分离障碍病人。在这个实验中，性词汇和焦虑词汇也被加入到中性词汇里。这次，病人组表现出忘记TBF词汇的能力减弱，尤其是和性有关的词汇。所有的结果表明，高分离学生和诊断为病人的被试记忆测验上的成绩好过低分离学生（Elzinga et al。，2000）。这些实验都是在选择实验任务下进行的，因此，从第一个实验开始，高分离水平的个体一直没有丝毫优势，De Frince和Freyd发现，高分离个体只有在分配注意任务上有一定优势。然而，另外的结果就更有点令人疑惑了，这提示未来研究需要更严格地控制变量以及分析实验的各种条件。
2.3.2 基于临床DID被试的分离信息加工研究
Dorahy和其同事对临床DID被试做了一个截然不同的信息加工模式研究，他们研究了认知抑制。认知抑制是指为了释放更多的注意资源关注相关的刺激信息，无关刺激或者干扰刺激被抑制或被忽略的程度。最开始的实验研究DID的抑制功能是运用中性词作为干扰词，结果显示，DID被试比一般的人群和精神病群体反应更慢，而且DID被试比一般的人群在抑制功能上表现得更弱（Dorahy， Irwin＆Middleton，2002）。然而，在随后的两个实验中，他们把词汇干扰刺激改成了数字，DID被试没有表现出比一般人更低的抑制功能。所有研究中的DID被试都正处于恢复期，他们都正在处理创伤性记忆分离引起的情绪问题。
最后一个研究运用比较组，通过性别匹配研究以上三组的差异，尤其是DID是否存在认知抑制（Dorahy， Middleton＆Irwin，2005）。作者认为，最初研究中使用词汇刺激可能引起了DID被试额外的焦虑感，而对普通被试则没有这种影响，因为确实有被试报告他们一直在试图调整不受到中性词引发的自由联想的影响。因此，这种焦虑减低了DID被试有效过滤干扰刺激的能力，但另外两个实验用单个数字作材料却没有出现这些问题。因此，最后研究运用数字和词汇处理，使实验情境由中性词刺激变成负性刺激。DID被试在负性情境中比抑郁被试和一般人群控制组报告了更多的焦虑感。DID被试显示出在负性刺激上的认知抑制减少，而在中性刺激上则没有这种特点，对于其他两组被试，中性词和负性词情境都没有影响到他们的结果。此外，DID被试也表现出了注意偏向，对负性词的反应变慢，而对中性词则没有。这个结果在其他两组中没有出现（Dorahy et al。，2005）。实验支持了焦虑对高分离个体的加工信息能力产生不同影响的理论。
进一步研究中，Elizinga和他的同事把12个DID病人分为组内和组间，被试能根据要求转换（Elzinga， Phaf， Ardon＆Van Dyck，2003）。刺激是中性词和性创伤词。与被试报告的交互身份健忘症一致，在同样的转换中验证了他们读过的词汇比在跨组间转换回忆了更多的词汇。总体上，被试回忆的创伤性词汇多于中性词汇，研究控制在选择注意情境下。研究结果也与先前研究的结果一致，作者发现，当进行组内转换验证时，被试就不能遗忘TBF词汇；然而，当跨组间验证时，定向遗忘就起作用，因此TBF词汇比TBR词汇被回忆得更少。作者认为组间转换表明，DID病人会运用策略阻止不想要的信息的通达（Elzinga et al。，2003）。
另一个分离和信息加工的研究表明，DID被试记忆的组织方式可能有功能上的不同。一个研究中（Barlow， under review），DID被试表现出回答包含恐惧内容故事的细节性问题的能力弱于回答中性故事细节，这种能力减弱在学生比较中没有出现。DID被试回顾故事主旨的能力没有受到情绪的影响。这个结果和DID被试的口头报告是一致的，他们报告说他们受到恐怖故事的干扰，根本没注意到细节，因为他们要么通过“抽离”，试着不作变换，要么通过内部言语（Barlow， under review）进行积极的转换。Putman（1994）认为在转换过程中，被试观察刺激的能力、学习能力和形成新记忆的能力都会受到影响。
内隐和外显通达系统的差异也被认为在分离中具有一定作用（Siegel，1996；van der Kolk＆Fisler，1995）。van der Kolk曾提出，意识狭窄和布洛卡区受损可能是创伤性记忆提取困难的原因之一，创伤性记忆没有通过词汇的方式被编码储存，因而难以通达。
在一个有30个被试的研究中，1/3的被试报告了儿童时期事件的健忘是非创伤性的但却具有情绪性意义（van der Hart， Bolt＆van der Kolk，2005）。DID被试不仅报告了碎片结果和创伤记忆的感觉回忆，而且出乎意料地也报告了同样类型碎片和体觉记忆对于非创伤意义的事件。作者提出，分离的一个关键特征是感觉信息和自传体记忆整合的减少，这可能由于海马受损所致（Van der Hart et al。，200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