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鹿泉市统计局编纂的《鹿泉市国民经济统计资料汇编（2003年）》，平安村目前共有607户人家。我从平安村村民委员会借来了平安村的户口簿并进行了统计（研究者经过略微的处理，参见本章四）。平安村的户口簿显示，平安村目前共有农户627户。这种差异是由于，村中的户口簿没有及时登记户口的变化，如分户、销户、户口迁人迁出等事宜。再者，农村的户口单位本身就难以把握，如兄弟分家后，有些家庭并不办理分户手续；有些老人和其中一个儿子共用一个户口本；有些老人独立立户。这就使平安村集体户口簿的户数有些不确定。不过这个户口簿还是能基本反映平安村的户数和家庭结构，而且研究者又无法获得户籍部门的户籍信息，因此村中的户口簿还是了解平安村户口和家庭结构情况的很好的基础资料。
研究者对平安村户口簿中的户主姓氏进行了统计，得到了如下统计结果：
平安村是一个主姓村。高姓是村中第一大姓，在村中的影响也最大。在目前的村党支部和村民委员会的8名组成人员中，高姓4人，朱姓2人，刘姓1人，还有一个妇女干部是朱家的媳妇。目前在任的村党支部书记姓高，村委会主任姓朱。上述人员结构基本反映了平安村的姓氏构成和各自的影响力。平安村历史上的第一任支书姓刘，第二任支书姓赵，但以后的支书基本上都姓高。建国初期小姓掌权是和当时的历史环境密切相关的。土改以前，平安村的所有地主都出自高姓和朱姓，要顺利开展土改工作，必须保证执行土改的干部和地主没有宗族关系。在当时还十分浓厚的宗族氛围中，如果干部和地主同宗，他们很难不顾及宗族感情去剥夺地主的土地和房产。
1949年前，只有高家在村中有祠堂，平安村村民把祠堂叫做“家谱堂”，因为家谱就挂在祠堂正中央的墙壁上。平安村的家谱和南方大族的家谱不同，不是经卷形式的，而是将历代祖先的名字按昭穆顺序写在一块布上。据我所知，北方其他省份的很多家谱也是这种形制。这样的家谱制作成本低、不易损坏、方便保存，我想这是很多家族选择这种方式制作家谱的原因。只有那些具有雄厚资金实力的家族才有可能编纂经卷形式的家谱。其实高家的家谱堂也不是高家整个家族的家谱堂。它只是高家的一部分——被村民叫做“老四门”的那一部分高姓村民的家谱堂。这个家谱堂以及家谱堂附属的一部分族田在土改时并没有分到各家各户。在当时，这部分族田的产出用来支付每年春节和清明时祭祖的费用，以及支付在祭祖结束后家族聚餐的费用。这种聚餐被村民叫做“吃会”。目前“老四门”中65岁以上的男人都还记得当时“吃会”的情景。孟发先生说：“男人只要够得到桌子都可以上席，女人年纪再大也不让参加。”家谱堂直到成立初级社才归入社集体，合作化以后一直作为牲口棚使用。问及“老四门”的家谱的下落，孟发先生说，在“四清”的时候被驻村干部毁掉了。目前家谱堂的遗物只剩下一块石碑，就扔在村西的祖坟里面。我去现场查看了这块碑，虽然有人为破坏的痕迹，但碑上的字迹仍然清晰可见。碑的正面是“老四门”的家谱，背面是立碑人撰写的碑记。据碑文记载，立碑的时间是在清道光年间，距离高氏始迁祖来平安村已有四百五十多年的时间。根据碑上的家谱，“老四门”的始祖叫做高向仁，他育有四个儿子，这四兄弟成为后来四个“门”的祖先。
据村中老人介绍，“老四门”的族人在平安村全部高姓人口中要占到约三分之二。村中其他高姓人口和“老四门”的宗派关系目前已不清楚。据传说，当时从洪洞县迁来河北的也是四兄弟，他们分别在元氏县、正定县和获鹿县的四个村庄定居，两个兄弟定居在获鹿县的两个村庄。在平安村定居的人叫高士能，因为排行老二，又叫高二能。据老人们说，在1949年以前这四个村庄的高姓后裔还互相走动，“走到谁家，一说你姓高都会好吃好喝待承（接待之意）你”。在平安村，目前存活的高姓族人一共有八代，从第二十一代到第二十八代。辈分最长的一代人现在只剩下两个，一位八十多岁的老先生和他年近九旬的寡嫂。那位老爷爷骄傲地说：“我过年只磕一个头。”虽然高氏族人内部的宗派关系谁也说不清楚，而且也没有统一的字辈安排，但族人之间的辈分关系一丝不乱。由于很早就离家，我对村里的辈分关系不甚清楚。但我每次在拜访一家人之前必须先询问好对方的辈分和对他的称呼，因为叫错辈分在村民看来是一件很严重的事情，虽然叫错称呼还不至于让人翻脸，但至少在每次会面中难形成融洽的气氛。如果你把自己的辈分叫小了，那至多引起尴尬，但如果你把对方的辈分叫小了，对于他则不啻为一种侮辱。
这么多代的人生活在同一时代，就难免有白发老者与垂髫小童同属一辈的现象出现。老一代人对这种现象安之若素，他们在称呼比自己小许多的人“叔叔”、“爷爷”时丝毫不觉得难为情。现在的年轻人已经做不到这一点，如果对方比自己岁数小，辈分再大也是直呼其名。族中的辈分数是老年人中间经久不衰的话题。我的访谈人高孝勇今年已经79岁，但是论辈分，他是那个辈分最大的人的玄孙。他和那个老爷爷开玩笑说，“我要是活到你的辈分，我得再活二百年”。有一次，我看到孝勇先生和一个女童站在一起，虽然他比她大将近七十岁，可他仍然得叫她姑姑。我突然意识到严格的辈分关系对农村社会结构的重要性，这就难怪中国传统视宗族内部的婚姻（特别是不同辈分之间的婚姻）为禁忌，斥为“乱伦”了。
在平安村高家的“老四门”中，只有“大门”和“四门”的人共同编印了家谱。其他两门由于人口众多，家谱中间的一些祖先的名字已经失落。“大门”和“四门”的人共修家谱的原因是，在历史上“大门”两代绝嗣，因此从“四门”过继了两代人。用这两门族人自己的话来说，他们是“门远人近”。由于这两门人数较少，他们在婚丧嫁娶时仍然互相“动”。“动”在平安村的民俗中是一个很重要的地方性概念。它的意思是在办红白喜事（本村人简称为“过事儿”）时通知某家人，并邀请他们来参加婚礼或葬礼。对于被“动”的人来说，被“动”既是一种权利又是一种义务。被“动”的人家要在婚礼或葬礼上帮忙，在葬礼上出殡。“动”还是不“动”某家人、“动”这家人的程度，是“动”与“被动”的两家人之间关系好坏的最外在体现。一般来说，五服之内的人全家都去参加，而五服之外本门之内的人家则只派一个人参加。在平安村，同一个门的族人被称作“当家子”，而五服以内的“当家子”又被称作“近当家儿”。“动”与“不动”某家人并不仅仅取决于两家人之间血缘关系的远近，也和两家人之间平时关系的好坏有关。例如，在平安村就有许多例这样的情况：亲兄弟俩因为分家时为家产结仇，他们在办红白喜事时互相就不动，反而“动”那些血缘关系较远的族人。红白喜事时“动”什么人还取决于本族人数的多少，例如，平安村里的刘姓族人和李姓族人由于各自人数都少，近年来就联合起来“过事儿”，一家“过事儿”双方族人全部出动，只是在葬礼上一姓不参加另一姓的送殡。
也许是巧合，平安村中的第二大姓氏朱姓的族人也说自己有“老四门”，和高家的“老四门”不同的是，他们的“老四门”涵盖了全部的朱姓人口。朱姓目前存活的人也有八代。据说，村中的“郑姓”和“顾姓”是后来才迁来平安村的，比其他几个大姓氏都晚，人数也少，但已经没有人能说清他们是什么时候来到平安村的。但是这种传说和姓氏歌谣“高朱赵，甄刘邵”中没有郑姓和顾姓是一致的。有趣的是，在平安村不仅仅同姓村民之间的辈分关系有条不紊，各个姓氏之间互相怎样称呼也有一定之规。村内两个不同姓氏的人都有一个约定俗成的辈分关系。与同一姓氏内部有条不紊的辈分关系不同，两个姓氏之间的辈分关系可能因人而异。比如，同是姓高的两个人可能互称兄弟，但当他们面对一个姓赵的人时，可能一个叫叔叔，而另一个叫爷爷。但不论是叫什么，两种叫法都是由上一代人传下来的，以后也不会更改，除非因为婚姻产生新的辈分关系。
由于平安村是一个多姓村，村内的婚姻关系由来已久，这可能是造成上述辈分差异的主要原因。我有两个访谈人娶了本村的媳妇，他们今年都将近八十岁了。本村的第三生产队由于是一个多姓的生产队，在集体化时期生产队内部的联姻非常多，因此在当时被全村人戏称为“亲家队”。但是，历史上的村内联姻都是在不同姓氏之间的。
1979年，本村出现了第一起同一姓氏之间的婚姻，由于双方的父母都不同意这一桩婚事（这对青年是自由恋爱），这次婚姻在村里产生了很大的反响。男青年趁着自己的父母去参加别人婚礼的时机，“在门口放了仨炮，到饭馆吃了一顿饭”，就算结了婚。婚后男方的父母拒绝让他们住在家里，逼得他们只能租房居住。其实这对青年男女双方的家族并不属于同一门，也没有“过事儿”的时候互相“动”的关系。但是他们两人的辈分关系是清楚的，男青年要叫女青年“老老姑（当地称谓，‘曾祖姑’之意）”。我访问了事件的当事人，他们对双方家长特别是男方家长不同意这桩婚事的理由各有不同的说法，但双方家长都把“同姓不婚”这一传统观念作为反对的理由却是没有疑问的。与上述事件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十年之后，1989年，另一桩族内婚的发生却没有引起任何波澜。这一次男女双方的宗族关系要近得多，两人同属“老四门”中的一门，就在不远的过去，双方在“过事儿”时还互相“动”。与上一桩婚事相同的是，男女双方也不是一辈人，女方要叫男方“爷爷”。这桩婚事没有任何人反对，更值得注意的是，他们的婚姻并不是自由恋爱，而是由本村的媒人介绍的，这说明人们已经认可了这种形式的婚姻。他们在结婚时大操大办，双方的“近当家儿”也都参加了婚礼。这桩婚事的男主角的母亲是我的一个访谈人，当我问她见到亲家怎么称呼时，她叹口气说：“唉！称呼什么呀？哼哼哈哈地就过去了！”可以预见，村中族内婚的增多必然打乱同一宗族内有条不紊的辈分关系。
由于众多的村内婚姻关系，姻亲关系也是影响村内社会关系网络的一个重要因素。但是姻亲关系往往只涉及近亲属，如内兄内弟、姑侄、舅甥、表兄妹等关系，不像宗亲关系那样涉及众多家庭。在平安村，另一种类型的姻亲关系也很重要，即由于女人而使两个男人联系起来的关系。前文说到平安村和其他村庄的传统联姻关系，这种传统联姻的关系其实是由女人维系着的。一个女儿嫁到了平安村，她随后就会把自己的姐妹、侄女、外甥女等介绍到本村来。她们这样做的目的可能是感情需要，也可能就是为了维持和加强原有的社会关系。但无论如何，她们在维持原有社会关系的同时也为自己的丈夫和孩子在本村建立了新的社会关系。上述三种关系（宗亲关系，男方的姻亲关系和女方的姻亲关系）使平安村的社会关系变得极其错综复杂。没有人能够弄清楚所有的关系，只有在“过事儿”的时候，和出现纠纷需要一个人表明立场的时候，有些关系才显现出来。一个村民对我说：“对别人说话可得百般注意，一不小心就会碍妨（本地语，‘牵涉’之意）着人，你说话得罪了人你都不知道。”
平安村的宗亲关系和姻亲关系在村庄的社会生活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这集中体现在两家人因为宅基地、相邻关系或其他问题而发生纠纷的时候。在平安村，人们常常因为一些城里人看来无关紧要的事情发生纠纷。但是这些纠纷其实在村庄的文化环境中却是非常紧要。比如，两家人可能因为谁家的房子高一行砖而争吵，甚至大打出手。到这种时候，才真正体现出各个家庭之间关系的亲疏。正像平安村的民谚所说，“出事儿看远近（有了事情才能看出两家人之间关系的亲疏）”。有时，两家庭之间的纠纷可能会发展成为两个家族（也包括一些姻亲）之间的械斗。中国农民对多子多福的追求并不仅仅是理念上的，人多势众的家族无疑将在纠纷中占得便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