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苑新所是1918年7月29日才开设的最后一个战俘收容所，但它仍使用了西苑收容所最早的驻地——北洋政府军的西苑兵营。这座兵营原来住的是禁卫军步兵第51团。关押在这里的82名俘虏，则是从天津转来的。
根据不平等的《辛丑条约》，西方各列强及日本都在天津辟有租界并驻屯军队。中国对德绝交以后，直隶省警务处长兼天津警察厅厅长杨以德奉命率军警300余名，于3月16日赴天津德国租界实行收回租界使命，同时驻天津的德国领事馆卫队30人及德租界内的商团武装70人均被中方解除武装，枪械入库封存。
奥匈帝国虽然参加了八国联军，但基本附庸于德国军队，人数并不多，然而也要享有征服者的权利。1900年，奥匈驻华公使也提出在天津设立领事馆和租界的要求。1902年中奥签订租界合同，奥匈在天津获得了一块一千余亩的租界地。奥租界开辟后，奥匈又在河东二马路（今民主道）设一兵营，驻军40余人，由一上尉军衔的军官统领。由于中国参战消息的哄传，天津奥租界出现情形不稳，甚至出现凶杀命案，驻北京奥匈帝国使馆卫队加派32名水兵，在一名军官率领下赴天津奥国租界弹压。1917年8月中国对奥宣战后，杨以德又于14日派中国军警进驻奥租界，接管租界行政权。奥匈驻华使馆请求中方准许驻津军队回京，以便收容。经中国陆军部电告直隶督军，在中国军方监督之下，驻津的奥匈帝国使馆卫队于17日乘早车回至北京。然而，写真集的图表备注中说这些奥匈俘虏是1918年方由天津转来西苑，似乎又与上述记载并不相符。
据笔者分析，这有几种可能：
一、当时回京的只是临时加派的使馆卫队，回京后入西苑俘虏收容所。这一点从他们的水兵服装上可以得到印证。而原天津租界的奥匈驻军仍留在天津收容，后来才集中到北京，入西苑新所。
二、天津转来的这些俘虏也可能是后来陆续又通过各种途径收容的逃兵之类俘虏。因为当时天津乃中国北方最繁华的工商业城市，地处交通要津，由东北转往上海等南方城市，或由关内北上黑吉辽等，均由天津中转。由俄罗斯进入中国各地流窜的德奥战俘，极有可能在天津被发现、收容。从西苑新所俘虏数量，以及他们的衣着上看，他们似乎也不是身着统一军装的有组织、成建制收容的俘虏。
三、还有一种可能，是从上海经天津转来的奥国俘虏。据上海《申报》报道，1917年中国对奥宣战以后，驻上海的淞沪护军使卢永祥即奉命咨请海军海容、海筹两舰协助，将在上海的属商团武装的奥国商轮西里西亚号、波希米亚号及支那号收容，由上海县知事沈宝昌选定大南门外图书公司旧址设德奥收容所，派陆军38团士兵驻守。后因该处所设江苏省立第一商业学校即将开学，沈宝昌另觅南洋中学多余之房屋，也因房屋数量不敷应用而未果，于是又呈请江苏省长齐耀琳将收容所改设于日晖港造呢厂内。收容所初由上海县公署派员主持，迁到日晖港造呢厂后改由淞沪护军使卢永祥接管，委派陆军第10师师部三等参谋王文山为所长，并派排长李凤鸣率兵一排驻守。收容所内为奥国海军大副马纲藩恨常等63人，另有一名土耳其人墨斯脱番。此外，还有两名正在租界宝隆医院住院。后又报道共有62人，并附有名单。但此后有关这60余名奥国俘虏的行踪便没有了下文。从这批俘虏的人数上分析，也有可能被转移来京，收容在了西苑新所。
清代北京的西苑，大致相当于清康熙年间畅春园西北范围。清末民初之际，这里被称作西苑校场，大致位于现在万泉河路以西，新建宫门路以北这一片地区。这里一直是练兵之所，清朝覆亡前成立的皇家禁卫军兵营就设在这里。西苑俘虏收容所就在西苑兵营之内。西苑兵营的楼房据说是民国初年袁世凯当总统的时候修建的。整个营房共有95座二层的楼房，当时还驻有三个团的北洋政府军。每栋楼里有四间带有公共设施的士兵营房，一个餐厅和6间士官住的小房间，盥洗室和洗澡间在一层。从这些图中，我们也可以了解当时中国军营的设施和装备水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