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禧险些命丧颐和园，她当然不会放过这群试图谋害她的维新党派人士。在这一伙人当中，康有为自然是第一个不能让老佛爷放过的人。
但是，也许是冥冥之中的天意，康有为在得到光绪的谕旨之后火速离京赶往上海。慈禧的命令下达的时候，康有为刚走不到一天的时间，此刻正在轮船上。
慈禧立刻下令至沿海各港口的地方官员捉拿朝廷重犯，可当时烟台港的东海关道员正忙于与洋人办其他差事，无暇理会慈禧的电报，康有为就这样平平安安地过了烟台港。
慈禧又派两艘兵船追赶康有为，无奈兵船走得太匆忙，燃料不足，刚走了一天就被迫原路返回。而康有为这时已经到了吴淞口，换乘了英国威海司军舰，逃往香港了。
变法的另外一个核心人物梁启超，在政变发生后立即投逃到日本理事馆，随日本军舰逃到了横滨，康梁二人虽仓皇出逃，但总算是为维新派留下了些许的希望。
而杨深秀、谭嗣同、杨锐、康广仁、林旭、刘光第等六人，则被慈禧下令就地正法，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戊戌六君子”，他们为自强变法事业奉献了满腔热血。虽然戊戌变法只持续了一百天左右，但是它对中国近代史的影响是深远的，它是中国近代化的进程中里程碑式的事迹，六君子的英名也将永载史册。
谭嗣同是湖南浏阳人，他自幼读书勤奋，涉猎广博，做学问讲求经世致用，又游历过不少地方，很有见识。在国家被列强欺凌、统治者昏聩不堪的情况下，他对于国家的政治制度和文风都非常气愤，希望有朝一日能够位极人臣，与有识之士一起改变这种局面，为国效忠。
1897年秋初，谭嗣同完成了一部重要著作——《仁学》，这是维新派的第一部哲学著作。在书中他提出了很多新兴的世界观和哲学观点。这些观点都是建立在唯物主义的基础上的，他的远见卓识和思辨能力令人钦佩。他探讨万物的本质和运动规律，并提出“仁”就是万物本质在精神方面的表现，而“平等”就是“仁”的精髓所在，这对于抨击封建等级世界观具有重要的意义。
不仅如此，他在著作中，还大胆强烈地抨击了封建君主专制的弊端，并指出其所造成的“惨祸烈毒”以及封建主流思想所提倡的三纲五常对人性的摧残。他认为，封建的纲常和伦理完全是一种残暴的思想统治工具，它扼杀人性，泯灭天理，尤其是君臣一伦，更是“黑暗否塞、无复人理”。因此，他认为，对于那些昏聩残暴的专制君主，完全没有必要为之尽忠尽力，恪守君臣之道，不仅如此，人臣还有义务推翻其统治，以挽救国家和人民。1898年年初，在维新思想尚在孕育之中时，倾向维新的湖南巡抚陈宝箴发现了博古通今的谭嗣同，邀请他在湖南协助举办新政。
谭嗣同欣然应允，他首先加强了时务学堂中维新派的力量，自己担任了分教习，协助担任总教习的梁启超的工作，在教学过程中大力宣传变法革新的相关理论，并广泛召集和培养具有新思想的人才一起奋斗。很快，孔子改制、平等、民权等学说便在他们的共同努力下得到了广泛的传播，他们也集结了许多志同道合之士，时务学堂也真正成了培养具有维新思想的人才的机构，维新派的力量得以壮大。
1898年3月，他与唐才常等人创建了维新团体——南学会。南学会旨在联合南方各省维新力量，讲求爱国之理和救亡之法，还以研习各国时务和政治制度，广泛学习西方先进的政治思想和制度。他为了加强维新思想的宣传力度，创办了南学会的机关报《湘报》并担任主笔，很快便成为了闻名遐迩的“新政人才”。
光绪颁布《定国是诏》后不久，谭嗣同就被举荐到光绪帝面前，光绪帝闻说有这样既有胆识又有学识的人才，自然迫不及待地要就召见。8月21日，谭嗣同抵达北京。9月5日，光绪下诏授予他和林旭、刘光第、杨锐四品卿衔，参与新政。
这时，距离戊戌变法失败仅有不足一个月的时间了。6日，谭嗣同再一次受光绪帝召见，谈话时，光绪将谭嗣同视为推心置腹之人，向他表示，虽然太后和守旧大臣的重重阻挠使得变法举步维艰，然而自己十分赞成变法，也真心希望能够通过自己和贤良臣子的努力实现国家的“自强”……
光绪真诚地对谭嗣同说：“汝等所欲变者，俱可随意奏来，我必依从。即我有过失，汝等当面责我，我必速改。”
光绪变法的决心和对维新派的信赖更加鼓舞了谭嗣同，他激动不已，因为他感觉到自己实现理想和抱负的机会就在眼前，他可以用自己的思想和理论为国家出力了。然而，他万万没有想到的是，维新派与顽固派的斗争已是剑拔弩张，他倾注满腔热血的事业已经处在日暮西山之时了。
在慈禧连发谕旨，捉拿维新派的时候，谭嗣同并没有选择离开。他听到消息后，并没有惊慌失措，也没有多方求援，而是置自己的安危于不顾，多方活动，希望能将被囚禁于瀛台的光绪帝救出。这显然是天方夜谭，慈禧的势力和除去维新派的决心已经昭然若揭，对光绪帝更是严密监视，不许他踏出瀛台半步，更不许任何人接近，营救的计划很快落空，谭嗣同也错过了最佳的逃走时机。
然而，铁骨铮铮的谭嗣同早已下定了赴死的决心，他决心以死来殉变法事业，让自己的亡灵告慰所有为变法赴汤蹈火的人们，告慰失去自由和尊严的光绪皇帝，告慰岌岌可危的国家政权和民族命运，也是告慰自己的内心。他希望自己的牺牲可以敲响旧势力和旧制度的民众，可以对封建顽固势力做最后一次无言的抗争。
被捕之前，他将自己的书信和文稿交给梁启超，并帮忙联系日本理事馆，希望梁启超得到日本人的帮助，能够逃离此难，并慷慨地说：“不有行者，无以图将来，不有死者，无以召后起。”日本理事馆曾派人与他联系，表示可以为他提供“保护”，但被他毅然回绝，他说：“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日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
9月24日，谭嗣同在浏阳会馆被捕。在狱中，他英勇无畏，镇定自若，依然奋笔疾书，写下了著名的诗篇：“望门投止思张俭，忍死须臾待杜根。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
9月28日，他与杨锐、康广仁等五位志士在北京宣武门外菜市口英勇就义，为维新变法事业献出了自己年轻的生命。
菜市口行刑之时，刑场上人山人海，而行刑台上的谭嗣同依然神色淡定，行刑之前他大声疾呼：“有心杀贼，无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
六位英勇之士用鲜血壮烈宣告戊戌变法的失败，大清的命运再一次回到了慈禧的手中，中国通过变法图强的愿望化为泡影。
在列强贪婪的目光中，枯朽的清政权犹如任意可以割取的鱼肉，慈禧将怎样捍卫她岌岌可危的权力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