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有人问19世纪的英国出了哪两个世界级的艺术大师，人们会明确地回答，是狄更斯和雷诺兹，前者是人心的漫画家，后者是人体的画家。
狄更斯是一个创作量惊人的作家，他一生完成了20几部长篇小说，大量的中短篇小说和随笔，还办过三份刊物，他更是一个讲故事、刻画人物的高手。他不无焦虑地说：“生命如此短促，我的想象中有这么多人物要求我把他们写下来。”
狄更斯的生命是被两种人物占据的，一种是生活在他周围的现实世界中的人物，一种是等待被虚构的盘旋在他头脑中的人物，第一种人物往往会成为第二种人物的原型，而第二种人物日复一日地让他经受着创作上的“分娩剧痛”。比如，密考伯夫妇身上有狄更斯父母的影子，艾格尼丝的心里有他一生珍爱的玛丽·霍格丝的完美，艾丝黛拉的脸上有着他的初恋情人玛丽亚的冷酷和虚荣，这些人物都成了英国文学中最有生命力的形象，为此狄更斯常常必须放弃交际欢宴的快乐而在创作的苦思冥想中得到满足，“还是让那些被我虚构出来的朋友去宴席上就座吧”。那些被他以生动的细节描写、妙趣横生的幽默和细致入微的心理分析虚构出来的“朋友”们构成了一个真实的伦敦，一个人文的伦敦。伦敦孕育了狄更斯，狄更斯也塑造了伦敦。
狄更斯对自己的写作有充分的自信，1869年他在遗嘱中写道：“我恳请我的朋友们绝不要为我建立纪念碑、纪念堂或设立奖金，我的作品将足以使我的同胞记得我。”他还强烈要求“把我的丧事办得简单、朴素，不事声张，不要宣布下葬的时间和地点……”
1870年6月8日狄更斯疲倦地合上了双眼，永远地和他笔下的人物生活在一起了。而人们的心目中，他本人就是这群人物里最有魅力的形象——“客厅中一支有生命力的花朵”。英国诗人莱·亨特惊呼：“狄更斯的身上集中了50个人的活力与热情。”
狄更斯说：“如果你要知道我的生活，就读《大卫·科波菲尔》吧。”其实，这部小说是关于他生活的一个虚构的故事。狄更斯和大卫都是穷孩子，他们都在皮鞋油作坊做过工，当过律师事务所的小职员，学过速记，后来是一个成功的作家，娶了一个漂亮但并不如意的少女为妻，后面情节的发展就明显的不同了，可见在一个优秀作家的笔下，很难在虚构与事实之间划一道鸿沟。狄更斯20岁出头就财运亨通，他的《波兹特写集》引起了出版商的注意，《匹克威克外传》使他一举成名，也使他感到自己已是一个悲戚而明智的24岁的老人了。在写作此书的中途，狄更斯一生珍爱的女子，他妻子的妹妹，小玛丽死在他的怀里。狄更斯不把痛苦挂在口上，也不把它传给别人，而是将它藏匿在自己的眼睛里。
他写新戏，演老戏，四处旅行，结交新的朋友，创作新的小说，他在英国和美国的听众面前朗读自己的作品。他买下了盖兹山大厦，住进了父亲自小对他描述过的那座“宫殿”。他在“宫殿”里接待了更多的朋友，也和妻子增加了更多的矛盾，终于在他们结婚22年之后分居了，此后夫人每年从狄更斯那里获得600镑的收入，而她的妹妹霍格丝一直操持着狄更斯那多子女、高消费的家。狄更斯在遗嘱中叮嘱自己的孩子：“永远记住她对你们的大恩大德……”1857年狄更斯在曼彻斯特爱上了年轻的女演员凯伦·特南，她走进了狄更斯的生活，“给特南小姐1000镑不含税的赠款”，狄更斯在遗嘱的第一句话里就如此写明。
纵观自己一生丰厚的着述，狄更斯最满意的作品是写于1859年的《双城记》，也许《双城记》充分地表明了狄更斯恪守终身的信念：世上确有历尽磨难而依然傲然不屈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