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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我还记得那个白色恐怖的历史时期,整个世界一片寂然,万籁俱寂。太阳炙人。
我对惠美说,我们会在它的埋伏中灭亡。
她看了看我，或者会被它挽救，我们。
我不语。她亦不再语。四周的朝我们的方向匍匐前进的病毒也不再语。静若处子的瘟疫。
我们便不再言语地走在树阴下，看垂柳妩媚地拂下的样子，看远处的阳光朝阴影耀武扬威的样子，看地面上的蒸气妥协地被太阳光俘虏而缓缓上升的样子，看远处的房屋和寥寥的行人被暑气模糊了轮廓的样子，赏而不语。远处几个人在抽烟，百无聊赖地抽烟，雾霭袅袅。我却因此想到无烟日，五月三十一，一个美丽的日子，每个小孩子都会翘首而待的日子。
再往前走，便是紧闭的学校大门，外面有为他们的孩子送衣食的家长，目光令人敬畏。我忽然想到那应该是一个哭声连天的场面，是应该那样，每当在电影里看到这些，闭上耳朵都能听见哭声，听见炮火连天。我想应该是这些。然而却不是。眼前却是亲情，不在言语之间，却在目光中，无声的目光中。没有闪烁泪光，却满目是凄楚，满目是荒凉，满目是恐惧，满目是哀伤。
这是一个疯了的年代。我想。
我们会被它挽救。我对惠美说。
也这样认为了？
也这样认为了。
然而却是莫名其妙的，我想不出回答她的原因，只是重复。我想大概是没有原因没有理由的，或许这样。即使有理由，也只有一个，或许也仅有一个，那就是因为这是一个疯了的年代。我想应该是这样，如果理由成立的话。然而或许惠美也会这样认为，如果我说出这些理由。
然而，我不语。
惠美也不再语。
我们很快不再看那些场面，而是走向别的方向，走向大门以内的别的方向。
惠美是个小说者，而不是小说家。她自己说。她从来不觉得写过小说或者出过书就是小说家或者作家，她觉得那些太廉价。然而她写过几本小说。空灵与神秘，诡谲与莫测，癫狂与梦呓，清醒与理智，汹涌澎湃与静若止水，漆黑无际与无处捉摸。一切,只在她一个人的世界里，她自己的轻盈的文字里。我的感觉是这样。
然而，也只是些肥皂小说，而且写了之后便全部忘记了，没有一点痕迹。每次我讲到她的小说她都说这些。
但无论如何，也还是一个小说者的，我说，而且还这么无知，年龄上。
每一堆小孩子里都能拉出来几个这样的写字的，现在。
也是，我说，这是个不寻常的世纪之末，一个疯了的年代。
世界都疯了，没理由不疯。
具体什么时候会止？
到下个世纪亦未可知。
或许。
知道我以前想过做什么？片刻我说。
当然不会知道。
预言家。我说。很幼稚的想法，但无论如何至少得是个什么“家”。而究竟什么是预言家我都不明白。的确不明白那些。
很是神圣。
很是神圣，我也这样认为。
现在呢？
没有想过这个问题。
没有憧憬？
一片空白，和你一样。而且都是过去的事了。
然而我想不通一个写了几本书的人大脑里会是一片空白。像无际的白雪那样一片空白，看不清楚一切。她说。我想到这些便会倏然之间感觉到某种恍惚无状的疑惑与悲哀。
远处的一切在蒸发的暑气中仍然煮沸了一般，朦胧而摇曳不止。
过了那个渗透着死亡气息的世纪之末，一切便又恢复了平静，像暴风骤雨之后的风平浪静，仍旧大漠孤烟直，仍旧长河落日圆。我也仍旧一如平素地一口一口地呼吸着空气，一层一层地走楼梯，一步一步地走向校外附近的小吃店。而我想瘟疫也终于没有蔓延到下一个世纪，没有如惠美说的那样。生命是脆弱的，病毒也是。那时我想。
我对惠美再提到瘟疫的时候距那个剑拔弩张的世纪之末已经整整一年。包括那时的我几乎忘记的场面，炙人的骄阳，也终于都远去了，几乎被我遗忘，或者惠美也是。她是个连自己写的字都能很快忘却的人，那些也是毋庸置疑的。而我总会觉得那是一个时代，一个剑拔弩张飞扬跋扈的疯了的时代。里面有我曾呼吸过的空气，我目击的一切，和在我面前翩翩起舞的尘埃。
我一个人走出学校，一个人走路，走到住处的时候，转弯，拿钥匙，开门，关上，一层一层地走上楼梯，拿钥匙，开门，关门。我一个人站在每个房间的每个角落，若有所思，我把一小时分割得很均匀，每个地方十几或几十分钟，汹涌而平静。
房主是个体态臃肿的教师，教美术。而在我目中学所谓的艺术的若是专职从教，那便是白吃饭的白痴，没有任何的艺术细胞，而且更不会有什么远大的发展前途，不会成为大师，不会成为艺术家，不会有闻名的作品，只能默默无闻地行尸走肉般地混饭吃。事实就是这样。而他那样的体态也说明了这个问题，说明了我的判断的正确性，那是毋庸置疑的。我想。
然而他下海经商了，还算没有庸俗到底。
屋里墙上的各个角落挂满了美术作品，粗陋而浅显，大概是他自认为不错的得意之作。而我没有发现一幅我看见过有名的作品，我面前的只是些用来附庸风雅的图画。有些失望。
我站在阳台上，看窗外灯火阑珊的街道，看过路的行人，看疾驶的车辆，看分不清东西南北的到处乱撞的醉汉，看万家灯火，看我所能看到的一切。
四十分钟以后我拉开灯，记我的日记，白开水一样的平淡的没有日记可记的日记。我习惯百无聊赖无所事事地记日记，时而“日记”，时而以一周为周期地记“日记”，汹涌而平静，排遣漆黑，排遣冗长的夜。
然后关灯。
一片漆黑。一片空白。
我每次看到一片漆黑的时候都会一片空白，如惠美一样，或许是她无形之中于我传授了某种莫名其妙的力量，或者我无形之中受了她暗渡陈仓般的侵染。或许。
我在第二天醒来的时候，便觉得黎明湮没了黑夜，湮没了恍若上个世纪的昨夜的漆黑，而我面前的便是一个新的世纪，新的世界。然而仍旧一片空白。而我想这些应该是合乎情理的，昨天已经是昨天，上个世纪已经是上个世纪，属于历史的上个世纪，理应为今天所湮没，为现在所覆盖。
我看着那些画面发呆，若有所思，看着那些幼稚可笑拙劣浅显的儿童习作发呆，我想世界不会是那样的，不会如他笔下的那些枯燥的画面那样浅显而单调，世界应该高深莫测，玄之又玄。尽管我不喜欢高深，不喜欢复杂。只向往简单。
我一时间感到厌恶，我决定到外面买一些好一些的赝品，让我感觉不到厌恶和单调的闻名之作。
我走到半路的时候，遇见了一个做石膏塑像的老人，年欲古稀，然而除了头发稀我看不出别的任何年欲古稀的迹象。他戴着一副瓶底镜，于人说话的时候只是用手扶着眼镜，架在鼻梁上，然后抬着目光吃力地看着别人，目光虔诚。
你知道我厌恶那些肥皂一样的字，泡沫一样的小说。然而我却写了那么多的泡沫，准确地说，我渴望挖掘更深层的东西，那些我生命中的漆黑的未知领域。我确是对那些有着深厚的趣味，崇高得思想者一样。惠美说。
然而这样已经够高耸入云了，我说，一个学工科的学生。
的确是力所不及的。她说。既不沮丧，也不欣喜。神情中性。
你说过也只是娱乐，没必要写那些。若是我，大概会写，写《从大学开始腐败》。
然而我又渴望肥皂，我渴望着肃清我头脑中那些星云状的物质，朦胧得一片空白。我总是感觉到我是个矛盾统一体。这些让我迷惑不解。
朦胧得一片空白，感到矛盾。确是个复杂的问题。
无人能解，惠美说，像无根的方程。
我想到这些便对老人说，我要个思想者。老人扶着眼镜看了看我，目光浑浊，声音沙哑。
坐着的那个？
我说是，坐着托着下巴的那个。
他便低下头不语地忙碌了，技术娴熟，且小心翼翼。
我站在那里看着他忙碌，看着他的小心翼翼，我想那是个很美丽的画面，一个老人，制造着一件很美的艺术品，旁边没有喧闹，只有路人全神贯注的注视和表情。
我拿着思想者回去的时候还在想是把它送给惠美还是我自己附庸风雅地放在我自己的书桌上。而我几乎是没送过惠美任何东西的，除却一个我以为很精致的瓷质杯，里面是些土。
不会有什么特殊的含义吧？那时候她的眼神里能看出欣喜。
当然有，对于一个学土木工程的学生。而且我觉得也是最新鲜的。
确是很新鲜，想都没有想到。她说。
而我却莫名地喜欢土，没有理由。现在也是。
思想者坐在我的书桌上，还散发着潮湿的石膏的气味。然而我热爱这种气味，我想这些便已是我的世界。我学习的是庞大的历史，而我却蜗居于这样的一个见不到庞大的空间里，几幅被我摘下来的儿童习作，一个思想者，这些便是我的庞大。
我生存在这样的一个空间里不成为艺术家算是可惜了，我想。但我却还没有真正想过做个所谓的艺术家的愿望。然而我身边只有无聊，我打电话给惠美的时候，她说她也是。那应该怎么解决呢？我问她，像问着一个事关重大的问题。她说这不是像漫无目的地写字那样自己支配，我也是没有办法可施的。她的语气仍旧中性，听不出任何感情色彩。
最后她说，或许找几个人应该好一些。
就这么简单，这么原始？
最好四个人。
规律？
无法阻挡的规律。
最后那边便只剩下电话声。我想大概也只有我懂得惠美的这种色彩这种莫测。
我思考着什么叫无法阻挡的规律，一个字一个字地推敲，像书桌上的思想者一样，坐下，手托着下巴，缄默不语。地面上一片狼藉，横七竖八的笨拙的画，我扔在地上的白纸，房东走时没有倒的烟灰缸，我的排列得没有伦次的鞋只。我想真正的艺术家也只有升华到这个程度了，这已经够艺术了。然而我想那个教师走之前若知道我会这样，这样亵du他目中神圣的所谓艺术，或者根本就是他混饭吃的伎俩，一定走得不会那么心旷神怡，他走之前看我的眼神亦不会那么自信，亦不会对我充满那么信任的目光。我想他现在一定在到处奔波，乞食一样，甚至还不如我，生活这么安定，这么幸福，这么奢侈，这么无所事事。
我仍旧思考惠美的无法阻挡的规律，然而这个问题却仿佛刺猬一样让我无从下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