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故事虽属夸张，但此类事绝非子虚乌有。那种上知天文、下晓地理、熟知占星术的人，完全可以驾轻就熟地利用天气预报知识，准确地进行中、短期天气预报，并可能预知某天可能发生哪些气象变化，故而选择进攻、退守的具体时机。如1973年以来，国内屡有民间科学家栾巨庆根据星象预报天气获得成功的消息。据《老人春秋》杂志所载《栾巨庆猜想》一文报道，他的研究，建立在祖传的观星测雨法的基础上。可见，过去所谓“能掐会算、呼风唤雨”，实质上是中国人数千年如一日，观测天象风云变幻实践经验的结晶。联系到“借东风”一事，诸葛亮为使蜀军在吴人眼中增加分量，使自己的计谋更具有权威性，选择传统的方式，煞有介事地搞仪式、借天力就可以理解了。
诸葛亮14岁开始攻读兵书，隐居隆中时博览群书、如饥似渴、夜观天象、积年不辍。后在司马徽的指引下，拜汝南灵山师公玖为师，研读兵法、气象之书，所以，他精通星象与气象预测之学是肯定的。因此，我们切不可只看形式上的祭风仪式神乎其神，而忽略孔明善知天文、预测天气的科学才能。孙刘联军破曹于赤壁，名扬千古，正是由于巧妙地利用天象变化，设计定谋、把握战机，方才取得所谓“天助”。无怪曹操于焦头烂额之际，发出了“天不助我”的感叹。
二纸上谈兵与随机应变
关于战争与天文星象关系的神奇故事，并非都是天方夜谭。不过，成功的战例又各有其因。有道是：“运用之妙，存乎一心。”要把握天象预示的气象变化规律，成功地运用于军事，谈何容易。离开专门的知识，离开对大的时代背景、敌我双方基本条件的分析与把握，一味死背教条，其结果往往南辕北辙，适得其反。
实践中，诸葛亮、刘基、姚广孝利用这一规律，都曾演出威武雄壮的活剧，奏出万古传颂的军事交响曲。然而，绝不是人人都能如此幸运，百世流芳。军事史上的战例，决不像虔诚的信徒想像的那样，占星条例条条灵验，某种星出现，战争的发展就一定是某某结局。抱有这种信念的指挥官，往往要遇到现实的当头棒，才能变得清醒一些。
据《晋书·石季龙、冉闵载记》，公元351年，曾建立大魏政权的冉闵，率步骑10万人，围攻羯人石祗于襄国（今河北邢台）。石祗向各处求援。石琨、姚弋仲、慕容三方均派军驰援。面对转变的形势，冉闵部将王泰建议固守勿出，观势而动。可是，另一位名叫法饶的进谏说，太白金星正行经昴宿，这是杀胡王、败胡兵的天象征兆。如若及时出兵，必定攻无不克、战无不胜。冉闵相信法饶的话，改变了固守待机的初衷，率军出战，结果全军覆没。冉闵落荒而逃，方才得以保命。事后，冉闵大悟，杀了法饶，总结教训，重整旗鼓。不久又东山再起，终于杀石祗，报了一箭之仇。
还有东汉初年，刘秀的大将邓禹与更始帝的大将王匡、成丹、刘钧等战于河东，其初，邓禹战败，兵势已摧。此时，王匡假如乘胜前进，继续进兵，邓禹可能因无喘息之机而全军溃败。然而，第二天为癸亥日，按照占星术的理论，这是一个“六甲穷日”，不宜出兵。于是，更始军停止进攻，邓禹得以重整旗鼓，稳住阵脚，并伺机反攻，终于大获全胜，活捉刘钧等。
再如，东晋安帝义熙五年（公元409年），刘裕率军北伐南燕。南燕大将公孙五楼向南燕主慕容超提出一个较好的作战计划。然而，慕容超不以为然。他说：“今岁星（木星）居齐（当时齐地属燕），以天道推之，不战自克。”按慕容超的理解，有保护神岁星坐镇，天道相佑，敌军将会不战自败，何况我拥雄师百万，岂能不胜？
作为燕军的敌手，晋军主将刘裕的态度如何呢？据《资治通鉴》记载，刘裕下令进攻南燕首府广固（今山东益都北）时，有人以星象不利为战为由，劝阻刘裕，并说：“今日往亡（古时以惊蛰节后14天为往亡日），不利行师。”谁知，刘裕偏不信邪，他早已洞察全局，心中有数，以为泥于星占之术，必将贻误战机，那叫做“不知权变”。于是不为禁忌所动，紧紧抓住战机，攻下广固，活捉了慕容超母子，南燕国亡。
战争是个大舞台，战争是个万花筒。作为大舞台，导演着一幕幕威武雄壮的活剧，作为万花筒，瞬息万变，不可重复。战争必须慎重，一着不慎，往往满盘皆输。战争不可死搬教条，纸上谈兵，比葫芦画瓢，多无好下场。而熟谙此道，心有全局，随机应变，才能出奇制胜，名垂青史。
三、日观阳气与夜观星空
浩如烟海的典籍，在无法尽数的战例与千奇百怪的天象之间，并没有作极端化的处理，也没有只报喜不报忧。尽管其间有夸张、润色，也有曲笔、回护。但是，在我们这样一个具有良史传统的国度里，谁也不能否认，史家大都能忠实于史实，忠实于当时的观念认识，大都能以严谨的治学态度，客观记述二者的关系。
历史上，天人感应思想的传播、谶纬之风的盛行，使中国军事占星之习向来拥有坚实的社会基础。加之天象的变化，客观上的确与某些战役的胜败有偶然的或必然的联系，因而，此风愈吹愈烈，大体形成了一套方法与理论体系。
从占星对象来看，该体系主要分为日观阳气风云，夜观月光星宿两大类。从内容看，主要又可以分为四类：
1．以日食、月食为战争前兆类；
2．以星宿变化为战争前兆类；
3．因星象变化而引起的雷风云雨气为战争前兆类；
4．以星象与气象的多种综合现象作为战争前兆类。
这些繁复驳杂的规范，有时还要配之以星占仪式，十分烦琐，是典型的神秘主义产物。然而，用现代人的眼光审视，军事占星规范应该给予一分为二的评价。认真阅读古代兵书，我们会发现，军事占星规范中的许多名言，竟是一些脍炙人口的谚语。如：“日没胭脂红，无雨也有风”；“风打五更，日中必晴”；“日晕三更雨，月晕午时风”。这些气象谚语，带有很强的科学性，是古人智慧的结晶。用于军事，自然有利于作出正确的判断。
再如，军事家认为，风与星辰有关系，不仅二十八宿中的箕星好风，而且，箕、壁、翼、轸等星宿，也与风有关系。每当月亮运行到上述四宿，总会给世上带来“一阵风”。《孙子兵法》论此说：“月在箕、壁、翼、轸也，此四宿者，风起之日也。”《星经》也说：“箕四星，天子后也，箕后动，有风期三日也……东壁二星客守，多风雨。”看来，这其中确有规律可循。
古代兵器落后，然而战争频仍，战争中常用火攻，风因而与战争关系极大。如不了解风向、风力，一般不敢用火攻。
当年，刘备、曹操博望坡之战，诸葛亮火烧新野之战，三国间赤壁之战，周瑜纵火退雄师百万，孙、刘彝陵之战，陆逊火烧连营七百余里，都是借风火攻的著名战例。因此，风角星算，历来是古代军事家必具备的基本常识。用于风占的谣谚隽语也特别多：“日月忽后圆，风来不等闲”；“云掩日不动，风势如山重”；“连日雨朦胧，必定起狂风”；“星辰若昼见，顷刻狂风变”等。
古来这些以日月星辰、云气预测风向、风力的经验之谈，除有时间、季节、地点、环境等不同区别外，大都是有科学根据的。这些知识，正是军事家收事半功倍之效，建名垂青史之功的诀窍。
军事占卜术中也有大量糟粕。如“五行占”利用谶语预测战争吉凶，说什么，“母鸡打鸣”预示阴盛阳衰，将死兵亡；如“六壬”根据阴阳变化，五行运转推算预卜兵事吉凶；如“梦占”根据将帅等人的梦境预测战争胜败；如“星占”中人为规定星宿与某地，某人的感应占验等。尽管说得玄而又玄，煞有介事，但总体说来是非科学的。
有人曾指出这样一种反常现象：迷信和科学，原是根本相悖的，它们不能共存于一个领域——迷信必排斥科学，反对科学。然而，涉及宗教等领域，迷信和科学竟时常携手并行！这种现象尤见于占星术。日本学者荒木俊马说：“从自然科学的立场看来，占星术是不折不扣的迷信……但是在讨论占星术的形成和本质的时候，可以发现占星术具有与其他所有占卜术全然不同的特殊之处，那就是占星术既有完全属于自然科学的一面，又有完全属于原始宗教的一面。”荒木俊马：《古今占星术》，沈英甲等译，山东友谊书社1988年版，第166页。
这，就是占星术的“二重性格”。
由于占星术“二重性格”的客观存在，我们不宜简单粗暴地一棍子将其打入冷宫，人为地划定禁区，以宽容的态度去研究它，我们会发现：研究天文与军事的关系，不仅具有一定的自然科学价值，而且对于认识中华心灵发展进程，认识民族文化特色，具有相当积极的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