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外国朋友说，直到研究了中国的都城文化，他才弄懂了什么叫“天朝上国”，什么叫“中国人”。
建筑是人类天才的创造，是用以满足人类生存活动的空间环境。建筑首先是为了满足人类遮蔽风寒、休养生息，进行室内生产活动等功利目的而存在的；同时，建筑又可以寄寓民俗观念，反映社会意识，表现审美情趣，因此，素来有“建筑艺术”之美称。实用功利与精神象征，形成建筑价值的二重性特点。进入文明社会，其后一特点日益得到长足发展，以至于今天看来，中国建筑简直到处充塞着观念。飞檐斗拱，画栋雕梁，颜色方位，造型比例，建筑结构等，无处不流贯着民族文化精神语汇。建筑的物质属性背后流贯着民族精神的记忆和文化的认同，因此说，是中华文化造就了独特的建筑思想，我们今天才有幸领略中国建筑的无限风光。
传统的形成
中国建筑思想的突出特点是，追求与天同源同构，与自然和谐统一。这种思想通过建筑与建筑间的结构关系，采用象征的方法来实现。于是，作为文化载体，不同的建筑形式，或具象，或抽象地负载着与天同构、天人合一的思想因素。
一天邑：一条重要的文化信息
追求天人合一的中国建筑，至少已有6000年一贯的民族文化传统。原始文化的一系列遗址，已经带有鲜明的与天同构的痕迹。请看研究材料：
和半坡氏族同时存在的宝鸡北首岭氏族和临潼姜塞氏族，居住营地的情况与半坡大致相同。北首岭氏族营地也是按圆形排列，中间是个广场，南北长一百米，东西宽六十米左右……广场周围有许多房址，大部分都是有意围绕着广场修建的，门都向着广场，从而形成场地以北和以西的房屋与场地以南和以东的房屋遥相对望的情况。
姜寨氏族营地的布局更清楚。这个营地居住着由五个母系大家族组合起来的一个氏族，整个居住区也是作圆形排列，分成五组居住群落，共清理出一百多座房子，属于同一时期的大概有六十多座，每个群落有十四、五间小房子，中间则是一个大广场，房屋的门照例是向着大广场开。马洪路：《远古之旅——中国原始文化的交融》，陕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39—140页。
人类学家米尔希·埃利亚德（MirceaEliade）说：“在日常住宅的特定结构中都可以看到宇宙的象征符号。房屋就是世界的成像”，“它是人类模仿诸神的范例性的创造物，即模仿宇宙的起源而为自己建筑的宇宙”米尔希·埃利亚德：《神秘主义、巫术与文化风尚》，宋之道译，光明日报出版社1990年版，第32—34页。。米尔希·埃利亚德的论述，符合中国建筑的实际。
半坡、北首岭、姜寨等地的仰韶文化遗址布局，据信建立在对以北极为中心的天国秩序、宇宙模式的发现、认同与模仿的基础上。村落围成圆形，表现圆以法天思想；所有房屋的大门都朝向中心广场，表现对群星拱北极的认同与模仿；村落只朝东方留出道路，反映了东方主生，祝愿部落生机勃勃、繁荣昌盛的思想。
这种格局，已经是一种暗含意味的形式，显现出与后世中国建筑总体上的一致性。
甲骨文提供了最早的书面证词：“王乍（作）邑，帝若（诺）。\[王乍\]邑，帝弗若。”董作宾：《殷墟文字乙编》570·594。“□□卜，贞，王乍邑，帝若。”李旦丘：《铁云藏龟零拾》220·3。
古老的卜骨，传导着可靠的信息，殷商人建都作邑，确实首先需要上天的体认，按照上帝的意志安排都邑位置、开始筑邑的行动。由于履行了上帝的“审批手续”，殷人自诩其都为“天邑”，自称王朝为“天邑商”。
“天邑商”，又作“大邑商”。董作宾《殷历谱》说：“殷人以其故都大邑商所在地为中央，称中商，由是区分四土，曰东土、南土、西土、北土。”殷人既自信都城所在为中央，且自称“中商”、“天邑商”，可见其对北极居中、四方星辰拱卫的上天格局，也有自觉的认识，自觉的模仿。因此，后世“象天设都”思想传统，实在是殷商人已开端倪。
此外，“天邑商”观念，已反映出强烈的正统意识——天命在我，故而建都作邑，取象于天。那气派，大有当今之世，舍我其谁的民族自豪感。这种强化了的天命意识，不仅表现在纣王临终前“有命在天”的呼唤里，而且表现在殷商亡国后，支撑他们东山再起的一次次行动中。这种只有“得天”方能“独厚”的意识，这种寓于“天邑”中的民族自豪感，在中华民族历史中，真可谓源远流长。
二土中：古老的文化观念
公元前11世纪末，商纣王沉湎酒色，耽于朝歌，酒池肉林，暴虐无道。周武王继承先父遗志，高举义旗，吊民伐罪，一时间大军压境。纣王惊醒，仓促迎敌，战于牧野。二虎相争，商军前徒倒戈，决定了殷商王朝从此退出历史舞台。姬周王朝初立，举国欢腾。武王姬发却闷闷不乐、茶饭无心，惶惶然不可终日。周公姬旦颇为疑惑，于是前往询问。武王回答说，我秉承上天意志，推翻了殷商王朝。作为受命于天的人主，在王朝建立后，首要的大事是“定天保，依天室”《逸周书·度邑》。，现在却迟迟“未定天保”，怎么能够吃得香、睡得着呢？
“天保”，原指天之中心。“保”，本义是伞盖的中心部件。在中国天文观念中，帝星居于天之中心——北极，满天的星星围绕它转，形象恰似一把大伞，因而借用这一名称，把天之中心叫做天保。武王这里的“天保”，是词义的引申，借指政治之中心，亦即国都。周武王的这一观念是一种建都于大地中心可以与天神交往的古老信念。
武王的对话中阐述了定都原则，即“定天保，依天室”。它就像是一个宣言，宣告自己要以天的格局建造国都。为此，他曾对三涂、河宛、五岳进行广泛的勘测与地望考察，终于在伊、洛平原找到了“无远天室”的地之中心——“土中”。于是在瀍河和涧河之间修起了成周——洛邑。史称“卜都瀍涧”。看来，他的依天室定都原则，不只是简单的、形式外壳上的取象于天，而是从形制到方位都要彻头彻尾与天一致。天帝所居——紫微宫是天之中心，作为天之骄子，人间的宫廷也必须亦步亦趋，居于地之中心。多么虔诚，多么富有原则的认同意识！
卜都瀍涧图
可惜，武王没有等到建设竣工就撒手人寰。成王即位，天保落成。人们欣喜若狂，对于新兴的“天邑周”王朝的狂热自信情绪达到了顶峰。《诗经·小雅·天保》淋漓尽致地展现了这种热烈的情绪。诗文连续三章感叹“天保定尔，亦孔之固”，其中的欣喜、赞叹之情溢于言表，不仅突出了“定天保”在周人政治生活中的重要意义，而且表现出强烈的天道崇拜意识。周人自信：天保已定，神明享食，祖宗护佑，国祚长久。周人从此可以“受天永命”。正如诗文中反复吟唱的，从此以后，“以莫不兴”、“以莫不增”、“以莫不庶”，国家可以“如月之恒，如日之升，如南山之寿，不蹇不崩”，欣欣向荣，千秋万世了！
设都于“土中”，对于宣传天命，体现天命，对内维持心理优势，对外压服殷人反抗，具有神奇功效。作为新兴统治者，武王废寝而思的正是这些问题。为了巩固政权，必须夺占宗教文化的主导地位，以神权来驾驭商末周初的民族新格局。于是，他们殚精竭思，处心积虑，终于找到了最顺手的权威武器——天命理论——与战场上失败但精神上抵抗的殷商人作战。
从尧时即有测土中的传说看，周人测日影、定土中，显然是这一精神的历史继承，周人的观念，绝非凭空产生的。然而，传说中的尧测土中，其基本点是“即地中然后可以候日月之出没，星辰之转运”王应麟：《六经天文编·羲和》。，其着眼点在于寻找观天制历的最佳地点，政治色彩稍淡。周人测土中、定天保，则首要的是政治目的。更重要的是，周人沿着“天邑”观念向前发展，把“天”与“邑”、“王邑”与“土中”真正结合起来，这一结合是天文观念与政治观念的结合，使建筑成为观念形态的组成部分。这是个质的变化，标志着中国建筑思想中，神权思想从朦胧到自觉。从此，中国宫廷建筑的传统正式成立。
形式的嬗变
自秦汉2000多年来，合久而分，分久而合，兴兴衰衰、衰衰兴兴，改朝换代不止。中国都城格局，形式上随之发生很大变化。都城可大可小，地点可东可西，形式或具象或抽象，然而，观念却万变不离其宗——“象天设都”的基本传统始终如一，横贯古今。尽管如此，形式上的演进，既是文化发展的结果，当然也不可忽略。对此稍加梳理，或可有搂草得兔的收益。
一秦都：对天的绝对认同
西周800年后，秦、汉王朝相继建立。这是气吞山河、扫清寰宇的时代。在建都问题上，自然各自有其理论坐标。秦都咸阳，汉朝长安，固然有出自乡土观念、利用天险的考虑，但是，第一位因素，恐怕还是出于神学传统的考虑。
咸阳地处关中，渭河平原，号称“八百里秦川”，不仅土壤肥沃，物产丰饶，而且，重要的是，咸阳为中心，象征天界“紫微宫”，渭水便与天河呼应，修驰道以象“阁道”，建阿房宫以象“离宫”，分设三十六郡以象群星灿灿、拱卫北极，形式上便建成一个巍巍天朝。
更具匠心的是，每到十月，天象恰恰与都城乃至整个天朝布局完全吻合。这时，“银河”与渭水相应，“离宫”与阿房宫同经，“紫微”呼应咸阳，“阁道”辉映驰道，形成一个天地人间一体化的神奇世界。置身其中，立刻有一种忘我的净化，只剩下油然而生的上合天意、下顺民心、天命在我、万世传至无穷的神秘宗教感受。历史上，秦以十月为岁首，正是秦人天象观测中神秘感受的结果，也正是古人炫耀天命的宗教心理所决定的。
从秦皇城的结构布局看，奋六世之余烈，振长策而御宇内，以殽函为宫、六合为家的秦始皇，自认为功超三皇，业盖五帝，可与天帝比德，可与日月争辉。为了显示居高临下，不可一世的威权，秦始皇一切悉从“天制”。他把京城打扮得如同一位仙女，楚楚动人，京师中每一具体环节又都巧具匠心，十分周到。凡能请得动的天神，统统请到京师供奉。所居宫室，更是煞费苦心，重新巧构。
据《三辅黄图·咸阳故城》载，始皇“筑咸阳宫，因此陵营殿端门四达，以则紫宫，象帝居。引渭水灌都以象天汉，横桥南渡以法牵牛”，“更命南信宫为极庙，象天极”。可谓一宫、一室、一殿、一堂均有天象依据，简直是置自己于天宫之中了。
更有甚者，连帝王的最终归宿也要建成与天文、地理同构的模式。秦始皇即位不久，即兴师动众七十余万人，穿郦山、治陵墓。“宫观面官奇器珍怪徙臧满之……以水银为百川江河大海，机相灌输，上具天文、下具地理。”司马迁：《史记·秦始皇本纪》。从生到死，对天的追求、信念始终不渝，可谓一往情深！
由此看来，无论皇朝的总体建设、皇宫本身的布局以及帝王归宿的设计，都以上天一条红线总领。从文化发展的角度分析，这其中既有传统的继承，又有传统的突破。我们叹服秦人的想像力与创造力，因为这种突破归根到底是秦人对自己本质力量的一种充分肯定。
春秋战国几百年的各自为政的历史，结束于秦始皇之手，第一次成就了中国历史上高度大一统的封建王朝。政治上超乎前人的伟大成功，不能不使秦人具有奔放的自信。因此，在剪除六国之后，群臣进谏赞道：“陛下兴义兵，诛残贼，平定天下，海内为郡县，法令一统，自上古以来未尝有，五帝所不及。臣等谨与博士议曰：‘古有天皇、有地皇、有泰皇，泰皇最贵。’臣等昧死上尊号，王为‘泰皇’。”司马迁：《史记·秦始皇本纪》。众臣下以功高五帝的盛名赞而誉之，命而名之，仍未能使秦始皇惬意。他回答说：“去‘泰’著‘皇’，采上古‘帝’位号，号曰‘皇帝’。”同上。这种超水平自信，反映出气吞山河、横扫古今的政治气魄。三代圣王，在他们那里不过是些等闲之辈。这海内一统、天下为家的伟业齐天，只有借用上古称天的名号、享用天的权威，才能使这前无古人的事业，达到内容与形式上的统一。
因此，秦王朝的以天为则，皇宫建筑追求绝对的与天同构，不是匍匐于天的威权之下，而是要与日月同辉；不是要做皇天的奴隶，而是要做宇宙的主人。狂则狂矣，但的确是一种伟岸与崇高，充斥着勃勃的阳刚之气。这种人的本质力量，通过宫城建筑、国家结构、帝王名号得以淋漓的表现与释放，较之殷、周，形式上的确发生了变化，具有积极的历史意义。只是，今天看来，这一切属于一种畸形形态罢了。
二未央：汉宫命名的文化含义
秦末，陈胜、吴广不堪暴政，揭竿而起。华夏大地风起云涌，倒秦烈火迅即成燎原之势。公元前206年，项羽挥师入关，杀三世子婴，西屠咸阳，烧秦宫室，火绵延三月不熄。至高无上，集六国精粹于京都的神权建筑，荡然无存。五年后，刘邦定鼎，秦皇宫早已是满目蒿莱、狐兔云集。于是，只好在秦都渭水以南部分废墟上，另辟新都——长安。
汉长安城
一位研究中国建筑史的专家说：“天地相应，人神一体，这是我国古代神权统治思想的核心，也是城市建筑设计思想的根源。”葛路：《魏晋南北朝的艺术美》，载《美学演讲集》，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05页。汉王朝是怎样在这种“思想根源”指导下，确定都城建筑的坐标呢？考察西汉长安遗址便可一目了然。
首先，长安城别出心裁，城郭筑作北斗、南斗二星之象，蕴含深刻的文化含义。
汉人制历以“斗建”，即以北斗之斗柄确定时辰与季节。高祖刘邦十月入主咸阳，汉高祖元年（公元前206年）十月又有“五星连珠”的受命之符，故汉朝天国后，仍袭承秦制，用颛顼历，以十月为岁首。十月于十二地支为亥月，此时斗柄西北指，因而，长安城西北为北斗形，南面相应建为南斗形状，以合天象。一则，二斗呈拱卫北极之象，以城中心为紫微，其象征意义与周秦以来建筑传统相吻合。二则，汉人崇信北斗“运于中央，临制四乡（向）”司马迁：《史记·天官书》。，建长安为“斗城”，自有中央居要、四方来效、斗车运转、海内晏然的象征意义。三则，斗乃“璇玑玉衡，以齐七政”的象征。筑斗城在于“齐七政”，它意味着秩序，意味着稳定，象征国家体制完备、政通人和。因此，其形似斗的城市建筑格局是汉人政治理想的集中体现。
其次，长安皇城结构关系复杂，具有多重象征意义。
西汉长安城筑有长乐、未央、北宫、桂宫等宫殿。诸宫以未央宫为主体，汉人称之“紫宫”。这是一个巨大的建筑群，一座座宫观、台榭、楼阁，鳞次栉比，依偎呼应着静穆宏伟的前殿，有如众星环绕北极，辉煌灿烂，演奏着自古而来的法天交响曲。这是直观上的传统继承。
另外一种手法耐人寻味。天上的紫微神宫位于正北天区，而未央宫的位置却坐落在长安城西南隅。从直观对应关系考虑，这种布局，既无法实现周人的“天之中”与“土之中”的对应感通，更无法实现秦朝式的天地布局完全吻合的布局。
汉代建筑是否不再遵循周秦以来的建筑思想而另辟蹊径呢？如何解释汉宫主体——未央宫不居北而居于西南方向呢？
原来，汉人是以八卦定方位，在八卦方位上做了文章。前边讲到，按照文王后天八卦体系，八卦中，乾代表天，坤代表地。乾的方位是西北，坤的方位是西南。天之紫微因其在天而与乾对应，人之宫阙因其在地而与坤（西南）相通。这样一来，乾与坤、天与地、紫微宫与汉皇宫，西北与西南，统统对应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