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并非根植于客观事物，而是根植于主体。现代汉语中的“分子”标记不同于其他形式标记，在它的背后，隐含着使用者对事物的政治判断，这种判断通过语言思维而表现出来，因而并不遵循语言学家GZipf所提出的经济原则，即对立中的无标记项是为了节值、省力。它所遵循的原则可以称作“帽子”原则，即取决于人们将事物分类的知识型，这是因为当代中国人的认知机制，是建立在一种政治心理学上的，由于阶级斗争的影响，那些人们在政治上力求疏远的事物往往被认为是异类的和可憎的，反映到语言上，就是通过“分子”标记来区分敌我。这使得人们一度谈“分子”而色变，产生出语言学上所说的“标记效应”。当一个人被称为“分子”时，他就不仅是一个“政治人”，被取消了一切个人的特征，而且还是一个政治上的“危险分子”，被剥夺了一切政治权利。可以说，历次运动都是一场打倒“分子”的运动。在这里仍然可以看到福柯谱系理论的显现，话语创造现实，权力通过“分子”话语的生产、积累、转换和流通过程，制造出各种阶级敌人之类“知识的对象”，从而使权力得以在压迫/反抗的结构式中顺利运转。
今天，许多“分子”称谓已经消失，但新的“分子”仍在不断产生，如走私分子、黑社会分子、盗版分子、盗猎分子、偷渡分子、绑架分子、不法分子、极端分子、异议分子、恐怖分子等。看来“分子”作为“人”的一种代用词，是很难从我们的生活中消失了。只要一个人被认为是异类，他似乎就不配再被称作“人”。“分子”的称谓意味着剥夺他的人格。即使在严谨的法律用语中，“分子”也都用来指有罪的“人”。据一篇未署名文章指出，在现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中，仍有40条59处使用了“犯罪分子”，19条24处使用了“首要分子”这样的政治用语，而不是使用“犯罪人”这样的法律用语。《从理性思维谈刑法中的“分子”改“人”》，《内蒙古地方志》2003年第3期。也就是说，今天一个人在被判有罪之前，虽然已经被称为“犯罪嫌疑人”，承认了他的人格，但有罪的“人”仍然被称作“分子”。有意思的是，这篇文章还指出，外国人在中国犯罪是不称“分子”的，而是称为犯罪的外国人、间谍、间谍组织及其代理人，只有中国人犯罪才被称为“分子”。给人的印象是，洋人即使犯罪，在人格上似乎也要高国人一等。由此可见，在“分子”话语的使用上，国人的思维方式还依然停留在旧的知识型中，没有多少本质性的突破。
在现代中国，指称人的“分子”属于一种意识形态话语类型。这个话语的产生与衍化，折射出中国的百年历史。最初，当“人”成为“分子”时，我们的先辈原本是为了表达倡导民主、反对专制的国民国家意识，以争取国人的权利和责任，反映了群的主体性的觉醒。但随后它却被用来表达政党出现后日益增强的阶级意识，成为互相攻诘的政治称谓，最终并成为人的政治身份标记，凸现出人的主体性的丧失。可以说，20世纪中国人的解放是始于“分子”，也是终于“分子”。其间的教训是深刻的。它表明国家或阶级群体意识的强化，最终必然会侵犯个人的人格。就这个意义而言，也许在我们的话语中，只有当所有“分子”都重新变为“人”时，我们才能说真正恢复了人的权利和尊严。
鲁迅：一个反权力的离群者
在尼采的遗稿中，有这么一段话：
我们看到：一个权威在说话——谁在说话？——你们可以宽恕人的傲慢，假如它是尽可能地抬高这种权威，以便在权威之下尽可能少地感觉到羞辱的话。因此——是上帝在说话！
人需要上帝作为绝对的法令，而不需要上诉法院作为“绝对权威”——或者说，如果人相信理性的权威，他就需要一种统一的形而上学，凭此权威才是合逻辑的。
假定对上帝的信仰消失了，那么这一问题便会重新出现：“谁在说话？”——我的回答不是出于形而上学，而是出于动物生理学：是牧人本能在说话。它想成为主人，因此它会说：“你应如何如何！”——它将从整体利益的角度来评价个体，它仇恨离群者——它把对一切个体的恨都转移到离群者身上。汪民安等：《福柯的面孔》，文化艺术出版社，2001年，页502。
从尼采的话中，可以看到是权威在说话，首先是上帝的权威，然后是牧人的权威。牧人的形象来自希伯来的拯救思想，代表了一种俗世的统治。在福柯看来，这种“牧人权力”就是现代各种社会规训机构，它们支配着话语的生产和传播，使个人“通过意识与自我认识而束缚于他自己的认同”路易斯·麦克尼：《福柯》，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9年，页136。。福柯的理论似乎表明，话语都是某种机构或集体霸权的产物。在现代有关知识人的各种话语中，我们同样面临着“谁在说话”的问题。然而恰恰是在这里，我们听到的不仅有“牧人”的声音，还有“离群者”的声音。
说到知识人，不能不提到鲁迅的阐释。鲁迅一生中谈论知识人的文字不少，但大都是牵涉具体的人事，从总体上谈及知识人功能和特征的，恐怕就是那篇被记录者题为“关于知识阶级”的讲演了。1927年10月3日，鲁迅从广州移居上海，马不停蹄地应邀作了许多演讲，这篇讲演就是10月25日在上海劳动大学所作。开头即说：
“知识阶级”一辞是爱罗先珂（VEroshenko）七八年前讲演“知识阶级及其使命”时提出的，他骂俄国的知识阶级，也骂中国的知识阶级，中国人于是也骂起知识阶级来了；后来便要打倒知识阶级，再利害一点甚至于要杀知识阶级了。知识就仿佛是罪恶，但是一方面虽有人骂知识阶级；一方面却又有人以此自豪：这种情形是中国所特有的，所谓俄国的知识阶级，其实与中国的不同，俄国当革命以前，社会上还欢迎知识阶级。为什么要欢迎呢？因为他确能替平民抱不平，把平民的苦痛告诉大众。他为什么能把平民的苦痛说出来？因为他与平民接近，或自身就是平民。
这话头起得有点意思，谁在骂知识阶级？谁在以此自豪？大概当时在场的人是知道的。不过，说到“打倒知识阶级”，我们也许就未必清楚了。其中透露出某种历史的消息，那就是在这篇讲演中，鲁迅隔着时空，与现代中国另一位叱咤风云的人物毛泽东完成了一场对话。
话得从两年前说起。1925年12月1日，时任国民党中宣部代理部长兼《政治周报》主编的毛泽东，在国民革命军第二军的《革命》半月刊发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后又经《中国青年》于次年转载，广为传播。该文将中国社会阶级划分为五大类：大资产阶级、中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半无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大资产阶级包括买办阶级、大地主、官僚、军阀和反动派智识阶级，其中反动派智识阶级指买办银行工商业高等员司，军阀政府高等事务员，政客，一部分东西洋留学生，一部分大学校专门学校的教授、学生，大律师等，他们是“极端的反革命派”。中产阶级主要是高等知识者，包括华商银行工商业从业员，大部分东西洋留学生，大部分大学校专门学校教授、学生和小律师等，其右翼邻于反革命，左翼是半反革命。小资产阶级包括自耕农、手工业主、小知识阶级，其中小知识阶级指小员司、小事务员、中学学生及中小学教员、小律师等，其中富裕人员都属于半反革命。换句话说，几乎所有知识人都被划成了反革命或半反革命。尽管此文于1951年收入《毛泽东选集》时，以上内容全被删改，但毛泽东当时对知识人整体的看法，却为后来几十年的历史埋下了伏笔。
这篇文章在当时就激起很大反响，北伐军中部分人提出“打倒智识阶级”的口号，并在湘粤一带的墙上四处贴出标语，一时间引起知识界的传言和恐慌。时任《政治周报》编辑的共产党员李春涛随即在该刊发表《杀尽智识阶级的是谁？》，支持毛的观点，指出每个知识人都必须参加农工运动，若他们“开倒车去和军阀买办阶级土豪劣绅帮忙”，那就是甘愿为其殉葬，等于是被反动派所杀。一场争论由此爆发。1926年6月，《现代评论》首先发表牛荣声《开倒车》一文，认为假如把知识阶级打倒，这世界就不成其为世界了。1927年1月，该刊又发表张奚若《今日中国之所谓智识阶级》，继续予以辩驳，认为不存在一个具有“共同物质利益及共同物质人生观”的智识阶级，用不着张皇其辞地去打倒他。但该刊标榜自由主义观点，也发表相反意见，同年2月，该刊发表宇文《打倒智识阶级》，却主张把那些有闲的知识者送到疯人院、闲人院去，“使他们不至太贫困，不再打扰我们”。同年9月，《一般》杂志发表心如《从打倒智识阶级口号中所认识到的》，则认为今后的知识者必须民众化、劳动化，让他们“没有什么臭架子可摆”。直到1927年1月，梁启超在《给孩子们书》中还说：“现在南方只是工人世界，知识阶级四个字已成为反革命的代名词。”
整个事件的来龙去脉，鲁迅是否十分清楚，无从考知。但时在北京的鲁迅是看到了牛荣声的文章，并在1926年7月1日《马上支日记》里记录了这件事：“我对于报章，向来就不是博览家，然而这半年来，已经很遇见了些铭心绝品。远之，则如段祺瑞执政的《二感篇》，张之江督办的《整顿学风电》，陈源教授的《闲话》；近之，则如丁文江督办（？）的自称‘书呆子’演说，胡适之博士的英国庚款答问，牛荣声先生的‘开倒车’论（见《现代评论》七十八期），孙传芳督军的与刘海粟先生论美术书。但这些比起赤化源流考来，却又相去不可以道里计。”牛荣声此人寂寂无名，鲁迅将他夹在一堆政客名流中，语带讥诮，可见鲁迅是很反感他的言论的，并且可能还读过这方面的争论文章，所以在上海的演讲中才会拿此事来开头。
毛泽东与鲁迅从未谋过面，但两人之间却似乎有着一种奇特的关系。他们一个是从湖南韶山冲走出来的小知识者，一个是出身江浙没落士大夫家庭的大知识者。历史把两人置于同一时代，注定要让后人对他们的关系议论纷纷。余英时先生曾说，毛泽东是中国现代史上否定意识的化身，其实鲁迅何尝不是如此，甚至更有资格当此称谓。毛一生于知识人中独独佩服鲁迅，早在《新民主主义论》里他就说：“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在晚年他还说起：“我跟鲁迅的心是相通的。”毛在写《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这篇文章时，可能会回想起当年在北大受的屈辱，而鲁迅在谈知识阶级时，无疑也会联想起旧垒中各色人等的面孔。问题在于，要发现他们对知识人的某些共同看法，也许是容易的，但在一个更高的精神维度上，他们的心果真是相通的吗？
这里，得先澄清一个事实。关于“知识阶级”一词的来源，鲁迅的说法有误，爱罗先珂的演讲是在1922年，而这个词最早则是出现于五四前夕，有李大钊的《青年与乡村》可以作证：“要想把现代的新文明，从根底输到社会里面，非把知识阶级与劳工阶级打成一气不可。”见《晨报》1919年2月20—23日。中国的民粹主义也是由此而发端，章太炎曾说：“自教育界发起智识阶级名称以后，隐然有城市乡村之分。”见汤志钧编：《章太炎年谱长编》（下），中华书局，1979年，页823。指的便是这件事。不过，鲁迅对此词本义的了解却是准确的，这个称谓原是指19世纪一批受过西方教育、反体制的俄罗斯平民知识人，他们最著名的主张就是“到民间去”。中国教育界引进这个俄文词，也就引进了俄国的民粹主义，当时知识人的目的，仍是在传播“现代的新文明”，以壮大民主与科学的影响。朱自清后来曾指出：“等到民国成立，理论上人民是主人，事实上是军阀争权。这时代的教员和学生意识着自己的主人身份，游离了统治的军阀；他们是在野，可是由于军阀政治的腐败，却渐渐获得了一种领导的地位。他们虽然还不能和民众打成一片，但是已经在渐渐的接近民众。五四运动划出了一个新时代。自由主义建筑在自由职业和社会分工的基础上。教员是自由职业者，不是官，也不是候补的官。学生也可以选择多元的职业，不是只有做官一路。他们于是从统治阶级独立，不再是‘士’或所谓‘读书人’，而变成了‘知识分子’，集体的就是‘知识阶级’。”朱自清：《论气节》，载《知识与生活》第2期，1947年5月1日。可以说，现代知识人话语的产生，是当时学界中人借着十月革命的波及，向俄国寻来一种主体性的结果。而其中羼杂的民粹话语，也预设了后来知识人分化的因素。
五四以后，新文化人发生分裂，形成了两种不同的知识人话语。一部分自由主义者坚持主体性的诉求，主张通过知识人的参政议政，进行自上而下的宪政改良。1922年5月，胡适等人在《努力》周报上发表《我们的政治主张》，代表自由主义知识人，提倡好政府主义，胡适后来所说“在变态的社会之中，没有可以代表民意的正式机关，那时代干预政治和主持正谊的责任必定落在智识阶级的肩膊上”《这一周》（短评），1923年1月。，可说是代表了这一派的观点。另一部分马克思主义者则认为，“知识阶级”不是一个独立的阶级，他们必须依附民众，在共产党领导下，进行自下而上的社会革命。中共二大《关于共产党的组织章程决议案》就申明，共产党不是“知识者所组织的马克思学会”。对他们来说，知识者只是附属于各阶级的一个客体。1922年9月，中共旅欧支部在《少年》2号上发表《胡适等之政治主张与我们》，指斥“知识阶级历来是资本阶级的附庸”，而“共产党是劳动阶级的代表”。同一时期，国内的毛泽东、瞿秋白等人也都认为，胡适他们代表的“知识阶级”是“非革命的民主派”（毛泽东《外力、军阀与革命》），他们“智识阶级始终只是社会的喉舌，无论如何做不到主体”（瞿秋白《政治运动与智识阶级》）。在组织的话语中，知识阶级完全成为一个“他者”。于是，在20年代便出现了这样的情况：左派知识人写文章贬斥知识阶级，自由主义知识人却以此自豪。毛的文章就是产生于这种思想背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