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亲身经历作为作品的情节基础是“萨米亚特”的特点，哈维尔的剧本《观众》，瓦楚利克的小说《捷克梦之书》，也都写到自己在底层的经历，生活的日常性及其悖谬。这一点使人联想到源于18世纪浪漫主义的文学诉求：艺术的本真性在于通过亲身经验，形象地表现生活。但是，浪漫主义思维认为价值是被创造的，而不是被发现的，人们唯一面对的是如何实现自己的价值观念。今天，在许多人眼里，这种思维的实际效果仍然与政治压迫夹缠不清。“萨米亚特”作家恰恰在这点上有所不同。他们保留了中世纪的信仰背景，把价值看作一种超验的事实，认为它是被发现的，而不是被创造的。自传性叙事代表了一种个人主义理念，以及从个人角度观察世界的重要性。而相信一个具有内在意义的世界，又使他们得以拒绝任何主观的建构理性和浪漫主义激情，坚持对现实生活的观察与思考。
经历了“布拉格之春”，作家们带着惊愕的眼光，看到自己的国家又一次被掷进一个荒诞的世界。在奥匈帝国统治下，19世纪捷克作家曾表现出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与这些前辈相比，“萨米亚特”作家的视野已经变得更加复杂、宽广，他们着力刻画的是个人在极权社会里的存在境遇，自我的疏离与异化，因而可以称为一种个人现实主义的创作。
卡勒尔·佩克的小说《乔治先生》写了一个孤独者，这是一个内心与社会分离的人，对一切都无动于衷。他独自住在公寓里，富有的美国妻子远在国外，每月都给他寄钱来，但当妻子要他出国时，他的平静生活却被扰乱了。过去他想出国，得不到批准，如今他不想出去了，他们又催他赶快办手续。作者详细地描写了主人公一天的活动：很晚才起床，刷牙洗脸，喝咖啡，想着天花板上的污渍。然后穿过街道，漠然地看着发臭的运河，在熟悉的小店买报纸和雪茄，在小吃店吃快餐。然后又是回家，喝咖啡，看报，睡午觉。在酒吧里，他遇到一个喝醉的女人，把她带回家。结果她吐了一床，惹得他大发雷霆，半夜里把她无情地赶走。第二天，主人公又在酒吧里喝了不少酒，最后突然发病死去。
这人物让人想到加缪的《局外人》，但却没有加缪作品中那种对绝对的激情。克里玛曾说，布拉格像它的现代史上几位总统的死一样，像它曾同时诞生了两个截然不同的大作家卡夫卡和哈谢克一样，充满了悖谬。人们常常把“萨米亚特”文学看作是卡夫卡式的写作，但它其实也是哈谢克式的写作，如特勒弗卡、邦德、乌德和佩克等人的作品，都属于那种典型的捷克小说，即捷克哲学家哈耶克所说的“悲伤的欢笑”。
普鲁恰日科娃的《来尝一尝》，同样写了一个道德麻木的故事。一个女人怀孕之后，痛苦地躺在房间里，她的男友却一走之，去了国外。通篇故事都是她与妹妹的对话，她在房间里的活动，她与男友在电话里的通话。而那个有家室的男人始终没露面，只是给她寄去一张明信片：“这儿的啤酒不错。来尝一尝吧。我爱你。”然后又打电话邀请她出国，并且抱怨这个国家不自由。这篇小说与佩克的小说一样，都是很平常的故事，冷漠而不夸张的叙述，通过一种荒诞的眼光，审视那些灰色世界中的个人。在所谓“正常化”时期，犬儒主义和道德腐蚀成为社会的突出特征。当局为了表面的稳定，强制宣传制度认同和民族认同，但对于许多普通人来说，他们真正面临的危机却是自我认同。人们不知道自己到底是谁，生活有何价值，即使他们的内心是真实的，他们的行为也永远是被动的，每天都在发生的有损尊严的事实变成了个人的宿命。
许多作者都在作品中有意显示出社会的背景，以此表明人性的缺失并非与时代无关。极权社会扭曲了人性，而扭曲的人性反过来又支撑着这个社会。然而，正如克里玛在一次访谈中所说，文学家当然要描写个人与这个世界的冲突，却不应当必然地假设这个世界比自己更坏。大多数人包括他们自己在内都生活在谎言中，是因为人性中存在着承认它的东西。尽管人们内心什么都不相信，但表面上人人都很顺从，甚至似乎和当局达成了一种游戏规则——至少大家要装作互信的样子。于是，基本道德的崩溃构成了每个人的现实。通过小说的形式，作家们探索了人性最深刻的本质。
“萨米亚特”文学的主要成就是小说，但一些作家也复活了捷克的传统小品文。这种夹叙夹议的文学类型，从个人经验出发，对国内外事件及自身状况加以叙述和评论，在恰佩克时代就很流行，一直深受读者欢迎。哈维尔、科赫特和克里玛以及其他作家都经常采用这种形式写作，但其中最有名的代表作家还是瓦楚利克，小品文的形式到了他又有了新的发展。作者虽然常常写的是政治题材，却并没有放弃美学关怀。在他笔下，朋友间的趣事，咖啡馆的谈话，传讯室的交锋，安全人员的蛮横，都生动有致，很有一种讽刺、冷漠和顽强的风格。哈维尔曾说，瓦楚利克的小品文“创造了一种原创的形式，在其中他的个人思考、他的观点和经验与主题论述融为一体，并被重新巧妙地安置到艺术的细小结构中，其效果远远超过读者对这一文类的期待”。读他的作品，读者不但会觉得其中的政治思考发人深省，那些描写人的细节也同样使人感到愉悦。
比如，《妖魔》讲述作者在咖啡馆遇到一个天真的伊拉克游客，他们谈到阿拉伯神话里那个宝瓶和妖魔的故事，讨论如果妖魔再跑出来，怎么把它弄回去。他们又谈到旅游，那个伊拉克人说，他去过许多地方，发现布拉格比雅典更自由。这番话使作者哭笑不得，但他不禁又想到，在一个没有自由的地方，也许自由的观念会显得更加繁荣，因为在那里，人们更能体会到生活目标对抗制度目标的力量，正如文章最后所说，妖魔又跑了出来，但“妖魔只能在上空盘旋，就像它在荒漠的沙丘上飘浮，却不能改变沙子的本质”。在《发言人的葬礼》中，作者本打算参加一个朋友的葬礼，却接到警方的传唤，并被带到警察办公室。两个警察坐在旁边聊天，也不来询问他。作者为了消磨时间，只好一边阅读一本讨论捷克民族性的书，一边想象着葬礼的情形。书中内容与葬礼想象交织在一起，意味深长。葬礼结束，警察宣布他可以回家了，当作者赶到墓园时，只看见空荡荡的墓地。作者最后写道：“你不可能真的错过一个葬礼，只有活着的人你可能错过。”作者善于把感情内敛在冷静的叙述中，然后在结尾笔锋一转，引出一个令人深思的人生哲理，哈耶克称他的作品代表了“将政治升华为文学的东欧写作”，确实是精当之论。
瓦楚利克曾在一篇文章中指出，“萨米亚特”的使命不仅是为了文学，瓦楚利克像也是为了给后人留下一代人的记忆。为此，在长达二十年的时间里，这些作家失去了太多的个人幸福，承受了太多的社会边缘化。在前面提到的那次出版会议上，参加会议的人热烈鼓掌，通过向“萨米亚特”表示敬意，那些在胡萨克时期获得巨大好处的人，一夜间就撇清了自身与政权的共谋关系。在座的作家契卡洛娃本想站起来，质问出版商为什么现在才说出这话，但最终她还是忍住了。也许，这就是“萨米亚特”作家所必须付出的代价。17世纪英国诗人弥尔顿在其名著《论出版自由》中，曾经这样说道：
让我有自由来认识、发抒己见并根据良心作自由的讨论，这才是一切自由中最重要的自由。
20世纪的捷克作家再次践行了这一信念，他们完全可以为此感到自豪，因为在一个不能自由表达的年代，他们曾经表现得就像是自由人一样。
浮出水面
上世纪50年代，波兰作家斯坦尼斯罗·雷蒙写了一部科幻小说，说在遥远的星球上有一个国家，那里的居民们被迫像鱼一样生活在水下，嘴里吐出的泡沫就是他们之间唯一的谈话。官方的宣传说，水下的生活才是最美好的，偶尔浮出水面呼吸被看作是犯罪。结果，所有的居民都患上了风湿病，梦想着有一天能过上岸上的生活。多年后，另一位波兰诗人巴兰察克在文章中引用了这个故事，并把它作为东欧萨米亚特写作的一个隐喻。
萨米亚特这个词最初来自俄语，意思是未经官方许可的出版物，如今这已经成为一个流行的西文词语。历史上许多国家都曾实行过书报检查制度，这种制度显示了统治者对思想的垄断，要由权力来决定什么是正确的，什么又是错误的。事实上，检查制度常常不是为了维护公众的利益，而是为了维护统治者自身的权力。三百多年前，英国诗人弥尔顿在《论出版自由》一文中就曾表示，上帝赋予了人类自由意志和选择善与恶的能力，如果用防止人民了解恶来让他们选择善，这样的选择是没有意义的，根据良心作自由的讨论是最重要的自由，弥尔顿此文的副标题便是“论未经英格兰议会许可而出版的自由”。与弥尔顿一样，苏联、东欧知识分子也生活在一个充满冲突和变化的时代，其萨米亚特写作正是对弥尔顿出版自由主张的拥护。这些作者同样坚信，没有人能代表自己作出对善恶的判断，发表个人言论是人的天赋权利，包括未经许可而出版的自由。就像巴兰察克说的，一个生活在水下的人想浮出水面，是因为他的肺受不了，他想要呼吸。
有的研究者把苏联30年代政治反对派的著作也归入萨米亚特，但更多研究者使用这个词，主要还是指50年代以后出现的那些民间地下出版物，他们的言论已经突破了正统的意识形态框架。而这个意识形态的实质就是对权力的渴望和维护。权力者深知一切精神生活最终都会导向自由，将所有出版机构置于绝对控制之下，书报检查制度比任何时代都要更加严格。1965年，作家达尼埃尔和西尼亚夫斯基在西方出版了自己的著作，官方迅即对他们进行审判并处以重刑，此后作为一种抗议，大量的手稿、打字稿冲破检查制度的封锁，开始广为传播，很快成为苏联社会一种充满活力的、非官方的文化现象。像著名作家索尔仁尼琴、物理学家萨哈罗夫等人，都曾是萨米亚特的主要参与者。索尔仁尼琴并在1967年发表了一封公开信，要求“取消对文艺创作的一切公开的和秘密的检查制度”。
自50年代起，东欧各国就不断发生反抗体制的事件，诸如东德事件、波兰事件、匈牙利事件和捷克事件等。经过多年统治，斯大林体制越来越暴露出极权本质，人民生活水平低下，没有任何自由，甚至连思想也遭到严密禁锢，许多知识分子和民众从最初的乌托邦迷思中醒来，开始为自己争取自由。这些反抗最终都遭到武力镇压。新的统治层上台后，往往采取高压政策，许多异见作家、学者被送进监狱，或失去公职，作品遭到禁止。直到1976年8月21日，瑞典外交部长斯万·安德森提起八年前的捷克斯洛伐克事件，还这样说道：“这是民主和自由的一次失败。同时它显示出极权社会的不人道。公民们要求更多地参与决策，要求选择的自由，而得到的回答竟然是全副武装的坦克和监狱。而且直到现在人民还被迫沉默。”然而，正是这种暴力镇压和言论钳制，戳穿了政权早期许诺的自由谎言，催生了萨米亚特的表达方式。
在一次访谈中，作家伊凡·克里玛曾回忆起捷克萨米亚特的产生。70年代初，一批遭禁的作家开始每月一次在他的寓所聚会，这些作家朗读自己的新作，并把作品手稿打出来装订成书，通过地下渠道广为流传。“不久，其他的人也仿效作家：哲学家、历史学家、社会学家、不墨守成规的天主教徒，还有爵士音乐、流行音乐和民俗音乐的拥护者，以及拒绝由官方出版作品的年轻作家。”写作的范围也从文学扩大到政治、经济、哲学和文化。波兰萨米亚特则是始于70年代中期，1976年，波兰第一份未经审查的文学刊物《记录》诞生，波兰最著名的诗人兹比格涅夫·赫伯特担任编辑，并时常在上面发表自己的作品。此外，一些不能公开出版的著述也采用了地下出版的形式。匈牙利萨米亚特同样是始于这一时期，诗人米克罗斯·哈拉兹特早在1973年就通过这种方式出版了其著作《一个工人国家的工人》，并遭到逮捕和审讯，而80年代初杂志《讲述者》的问世更是推动了萨米亚特的发展，这个杂志的主要编辑和撰稿人有哈拉兹特和哲学家杰诺斯·基什。东欧各国的萨米亚特作者还常常互相关注和支持。如在1977年，东欧各国知识分子就曾签名抗议捷克政府对“七七宪章”签署者的审讯。这种特殊的文化现象很快也引起外界的广泛注意，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年轻读者。克里玛后来解释道：“有一个东西使萨米亚特跟捷克其他文化完全区别开来：它独立于市场和审查制度两者之外。”回归自由的思考与写作，这也是所有东欧国家萨米亚特作品的共同特征。
在一个审查制度的文化里，每个人都被迫过着一种谎言与真实的双重生活。即使有时能公开发表一点有价值的东西，但由于预先考虑到要面对审查，作者的表述仍然会被迫含糊不清，甚至夹杂着必需的谎言。巴兰察克曾写道：“三十年来，作家们想尽办法对付主题的限制，巧妙地躲避审查，却使得波兰小说中影射和掩饰的模糊之风盛行。为了设法让自己的观点从审查官的眼皮底下通过，作者的技巧损害了信息的完整性，甚至甚于审查官的红铅笔。”这样的损害常常导致作品主旨与作者意图相左。久而久之，作者甚至会不自觉地认为，发表的东西就是自己原初的思想。语言本身也受到了伤害，在那些公开的文字中，诸如自由、民主、人性等都变成了毫无实义的虚构概念，苏联学者雷达里赫曾把这种现象称为语词的“功能性虚构”。词语与真实脱离了关系，人们失去了称呼事物真名的可能。
这种情况下，人们渴望对现实有更直接的表述，渴望真实。萨米亚特的形式改善了写作者的心灵环境，使得作者能摆脱审查与自我审查，自由地表达自己的看法，也使得读者能够真正地理解其主旨，形成作者与读者之间的内心交流，并最终表明压制人类思想和言论的任何企图都是无用的。正是在思想的表达和语词的还原方面，萨米亚特成为生活本身的捍卫者，促成了东欧各国人民的心理变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