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二十年来，本世纪外国文学，特别是当代文学，一直都是中国作家和读者争相追慕的对象。“文革”造成的最大灾难，莫过于我们已不会讲述自己的故事。外国文学的译介，给我们带来说不尽的新鲜感。接受是全面的，从内容到形式，从感觉方式到叙事语言。在很短的时间内，中国文学便踉踉跄跄走完了世界文学的百年之路，由于极度的干渴荒凉，心浮气躁，借鉴往往带着一哄而上的热闹，学步总是透出缺乏底气的张扬。但毕竟米兰·昆德拉像标尺已立起来了，经历了一番东南西北的对焦之后，视野中一些作家作品如走马灯显现又隐去，更多的则是在远方消失。而焦点却渐渐清晰。大概是在80年代中期，南美的马尔克斯、东欧的昆德拉先后兴起，他们的作品被争相出版，然后又被反复谈论，话题历久而不衰。原因是多方面的。这背后，应该有着某种定位的考虑，一种基于自觉的选择。优秀的文学作品没有国别，但在相似的背景中对话，无疑有着更加亲切的认同感。
对于许多中国人来说，19世纪的东欧文学是他们的启蒙良师，他们最初的文学品位和对人生的基本态度，即来于此。也许是苦难的魅力，使他们心向往之的吧。在那片阴湿的侵蚀平原和山地上，走着密茨凯维奇、显克微支、哈谢克、裴多菲、伐佐夫等人的身影。而作为政治意义上的地理概念，东欧文学首先还应包括伟大的俄罗斯文学，即使略去19世纪不算，本世纪那些耀眼的名字，如普宁、阿赫玛托娃、帕斯捷尔纳克、索尔仁尼琴等，也足以使这个世界叹为观止了。不能不承认，只要有人间的不平和文学的理想存在，那块斯拉夫的辽阔土地就永远是迷人的。
或许是出于这一原因，昆德拉现象才会在中国长期受到关注，成为人们热衷的话题。不管是正确的解读，还是误读，作家本人在中国赢得了比在其本国更多的读者，已经是不争的事实。然而，昆德拉自己在许多场合却一再认为，捷克从不属于东欧，在他看来，东欧只是雅尔塔会议产生的一个政治地理概念。虽然地处中欧的捷克跟俄罗斯一样属于斯拉夫族，但早在公元9世纪，那里的住民就已建立起自己的文明，后来又大都笃信天主教和新教，幸运地经受了文艺复兴的洗礼，领略了漫漫中世纪之后的曙光。因此，在人文地理的版图上，捷克应当属于西欧才是。物换星移，统一的东欧早已化为陈迹，就连捷克斯洛伐克也已解体为两个国家，只有过去年代写成的文字，还在述说曾经发生的事情。今天，这样的分辨真的还有什么意义吗？
但在心理上回归西欧，却始终是昆德拉的一个思乡情结。使他最为心仪的，是18世纪英国的斯泰恩和法国的狄德罗，还有更早时期的西班牙的塞万提斯。有时候，他似乎比任何一个西欧作家都要认真地维护这笔遗产。有趣的是，这几位作家都曾写过漫游的故事，故事中主人公离家出发，去周游世界，然后又自由地回家。随意的叙事中，有自为的生动和精神。在昆德拉的眼里，这种无目的的漫游代表了现代小说的种种特征，这就是小说创作的自由状态，本质上的游戏态度，没有时空限制的观念，更重要的是，欧洲小说的兴起伴随着上帝的离去，以个人经验取代宗教的集体文化去认识世界，成为欧洲近代精神的实质。而小说的任务就是传达人类经验的真实印象，去发现胡塞尔所说的“生命的世界”。
从一开始，欧洲的小说家就面临这样一个难题；他无意中充当了上帝的角色。在真实生活中谁也无法肯定的人和事，在小说中却往往被全知全能善恶分明地讲述出来。零乱的真实生活有了一种形状，变得更加完整和确定。而对小说家来说，没有了上帝的裁决，要独自对一个纷繁的世界做出近乎绝对的判断，是需要勇气的。但即使如此，也要冒极大的风险。说小说家能洞彻一切，其实是欺人之谈。
欧洲近代小说的产生也是与哲学上的现实主义思潮相伴而来的，后者的精髓就是，在强调通过知觉可以认识世界的同时，承认事物的相对性和不确定性。事实上，我们除了知道自己的内心以外，不能知道任何其他人。但小说如果不是一种对生活的确定，它又是什么呢？斯泰恩对小说原有秩序的嘲弄，反映了作家对小说的最初的怀疑和反叛。就读者而言，即使在欧洲早期小说中，抑或在后来福楼拜、契诃夫描写日常性的小说中，除了对小说家的视角有所了解外，我们对生活中的人物仍然一无所知。小说处理的永远是部分真实，它隐瞒了娜拉出走之后的经历，因此我们无法（也无权）判断生活原型的对或错。生活大于小说，正是这一点构成了小说的不定型性。今天，谁还会用正面或反面人物的模式来对待小说呢？只要回过头来看看就会发现，也许我们自己的生活比许多小说中最卑微的人物还要缺少亮色，还要无奈。所以在那些第一流的小说中，我们唯一可以确定的，就是生活中人与事的不可确定性。
应该说，意识到事物的全部复杂性和不确定性，是人类迄今最伟大的精神发现之一。这种源于文艺复兴启蒙和理性的价值指向，想要扩大部分真实的深切愿望，淋漓尽致地表现在西方的小说中，成为小说唯一的品格。两个世纪来，欧洲的小说就是沿着这条路径，向生活的日常性发展的。没有了电脑和飞机，还可以用笔和马，可要是没有了生活的复杂，人类将会变成千万块平面镜子中的同一个影像。认识到这一点是不容易的，甚至异常艰难。它不但需要宽容和同情心，还需要一种可称为民族阅历的东西。在宗教和意识形态话语的年代，人们曾为此付出巨大的代价。
在昆德拉热的一派纷纭中，也有不少词语解读的问题。最有争议的，恐怕还是Kitsch一词。这个源于19世纪浪漫主义时期的德文词，经过广泛的流转，早已正式地进入了所有的西方语言。他的原意是指文学艺术上迎合时尚、矫揉造作的作品。中文的译者将其译成“媚俗”，使得这个词大行于世。但在语义转换中，中译也不可避免地丢失了原词的一些内涵，尤其在昆德拉的语汇里，它还被还原为最初的形而上含义，“媚俗”的意味已经很少了。按照昆德拉的解释，Kitsch就是“将人的存在中本质上不能接受的一切排拒在它的视野之外。”
定义应该是清晰的。它其实是指一种美化生存价值、拒绝全部真实的姿态，即试图把生活伟大化的一种美学理想。人类追求价值的激情，往往会导致这种自以为是的绝对。显然，昆德拉借助这个概念，反对的是现代社会一种普遍的思维与行为定势，是本世纪的意识形态话语。只不过在译成中文时，由于其中复杂的历史内容，不太容易找到一个恰好对应的现成词。后来的多种场合下，无论作家本人对这个词还作过什么解释，至少在他的作品中，把它解作“虚假的崇高”，也许更符合作家的本意。
话语的误读，在90年代曾造成一场文化论争中颠倒的效应，这是另话。
既往若干世纪，宗教曾经占据过价值的中心位置，至高无上地统治过人类的思维。在古典主义的类别性和抽象性原则中，可以看到这种以普遍真理面目出现的神的影响。但当近代小说伴随理性在欧洲大陆出现时，它尚未来得及展示绝对的威权就已衰落了。在小说的进程中，宗教其实并没有发挥多少主宰的作用。个别大作家严肃的说教，也被淹没在小说丰满的人物形象之后。然而小说的这种自由并不长久。接下来的漫长的时代，历史的概念被引进生活。它取代宗教君临一切，并且许诺未来，成为一种新的终极价值。在历史巨大的探照灯下，世界的未来变得前所未有地确定，洞若观火。审美的崇高不再是纯粹的个人经验，而是向着既定目标齐步前进的历史实践，表现为可以实现的理想和激情。人对意义和本质的渴望再次统治了人的思维，绝对的观念又重新成为时代精神。生活的日常性犹在，而小说所关注的“生命的世界”却被遮蔽了。
小说渐渐变成历史的一面镜子。从此以后，小说中的时间取代了空间。天空和河流不再映现，自由漫游的时代消逝了。踏上征途的旅人，那些堂吉诃德、庞大利埃、鲁滨逊、项狄、雅克的后继者们面前，只有一条奔向未来的道路。人们被反复告知，这是一个伟大的时代，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日常的种种不幸都属于非本质的东西。循着这种规律和目的，必须放弃复杂性，放弃私人生活，并按照时代去表现。结果，小说增加了一项证明的功用，却丧失了诸种发现的可能。
生活的细节被融入历史的细节。在一个引吭高歌的年代，就连生老病死也会成为禁忌。昆德拉书中的一些人物，就常常因一个随意的玩笑而招致牢狱之灾。灾难往往还抹上一层自我感动的色彩，惩罚他们的理由是对崇高的追求，“希望实现一个人们会比以前更加相爱的世界”。历史的崇高容不得半点怀疑，无论是幽默还是悲剧。这个事例清楚地表明，凡是日常性的一切，只要它是非本质的存在，都是历史的崇高所不能接受的。
不仅如此，这种自以为是的崇高，其实也是东西方奉行的同一美学。在《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中，当德国一个政治组织试图为萨宾娜的画展添上反共的光环时，流亡国外的她不得不宣布：我的敌人是刻奇，不是共产主义。后来在《不朽》里，作家探讨的依然是这种渴望崇高与不朽的激情，以及这种激情对正常生活的扭曲，但场景和人物已不再是捷克，而是法国。昆德拉把它称作“灵魂虚肿症”，为“刻奇”作了一个最佳的注脚。在这个充斥着意识形态话语的世界上，人人都自以为掌握了唯一的终极真理，并且拥有对生活的裁判权。可惟其不容置疑的绝对和激情，大地上才会有如许压迫和苦难，对此，昆德拉在一次讲演中，曾引用过一句古老的希伯来谚语：“人类一思索，上帝就发笑。”对于本世纪各种自以为是的崇高，这或许是一句绝妙的反讽。
而崇高源于热情，怀疑则来自理性，受到欧洲18世纪怀疑思潮的影响，昆德拉的小说就是在美学上高扬反抗绝对和崇高的旗帜。在他看来，小说的精神就是相对性和不明确性，是疑问和深询。必须承认，事物不能用规律来简化，甚至代替。试图将自为的生活上升为一种崇高的价值是可疑的，因为它掩盖了全部真实。而当历史把个人压缩为零的时候，昆德拉发现，这个追寻绝对价值的世界，同他所理解的“小说的精神”是格格不入的。
因此，他从根本上质疑一切绝对的理想，激情，浪漫，崇高，甚至自由。在他的小说中，其中心人物常常是一些充满怀疑的个人，对基于绝对的任何价值都深怀戒惕。比如卢德维克、雅库布和萨宾娜，一生都在拒绝表面的意义，探寻事物的核心。对他们来说（也对昆德拉来说），没有什么价值是可信的，人与世界之间建立不起终极的关系。这种怀疑使得他们像欧洲早期小说中的人物一样浪迹天涯，四处漂泊。但质疑崇高和绝对的结果，却也使他们陷入了不可避免的思想沉沦，由于彻底抛弃了终极价值的追求，生命也就失去了任何不需究明的意义。是不是因为这一点，存在才变得难以承受地轻？
这仿佛是现代人的精神命运。在堂吉诃德们出发去周游世界的数百年后，萨宾娜们再一次离家远行！然而，这一次他们却不是去寻找价值，而是抛弃价值的自我放逐，因此他们踏上的是一条茫茫不归路，再也不能自由地回家。
中国的作家学马尔克斯，学他的营造氛围，尤其是他的言说方式。但明显学昆德拉的似不多见，虽然他的形式也属于现代派一类。音乐被他引进小说，形成一种被其称为“复调”的结构。过去和现在，梦和现实往往交织在一起。这种形式的新颖却衬着思考的底子。也许正是缺乏探索的精神使人们最终望而却步的吧。显然，他的学识和才智，也是一个难以攀越的障碍。
昆德拉的影响之于中国人，其实也还是在他的思考。尽管强调事物的模糊性，他的主题却异常地鲜明，在他早期的小说中，关于迫害的主题尤其值得一提。因为对现实不满，个人受到政治迫害，家庭也遭受连累，这种情形我们是熟悉的。叙述“文革”的一些中国小说中，受害者总是以善的面目出现。但昆德拉则不同，他的主人公从来都不是那么绝对、那么善恶分明。他们往往是被害者，又是迫害者，内心里对他人冷漠无情。也许是可供自由选择的手段有限，他们抓住日常生活的唯一方式就是性爱，试图在占有中证实自我的存在。还有向过去报复的欲望，使政治与性爱融合在一起，其中充满赤裸裸的灵肉交换，欺骗和掠夺。19世纪小说中那种纯情的梦，确实很遥远了。
捷克小说的源远流长中，一直都有着反讽的传统。这大概是波西米亚人不喜欢崇高的天性使然，有时候再严肃的问题也会被他们变成一场玩笑。昆德拉善于用玩笑来构织情节，并最终引出一个荒诞的结局，这使得他的小说的民族性和现代性结合得颇为成功。后来，在他移居国外后的创作中，对社会的现实批判，开始愈加转向对人类基本存在的思索。
它越来越和注重形象的传统小说分离，成为一种能指的小说。对问题探讨的着迷，演化成夹叙夹议思考议论的形式，从而创造出一种类似于论文的小说文体，而人物思考和行为的抽象，也使得小说中的人物愈来愈模糊不清。阅读的期待，不再是根据人物的行为去认识作者的世界（比如巴尔扎克和托尔斯泰的世界），而是被人物的思考引向本文以外的世界。比如，《生活在别处》中，昆德拉探讨了激情和专制的关系，把它归因于历史上一切诗人的抒情态度，其中的人物却无一具有一个所指的名字。他是否想告诉我们，对绝对和崇高的激情是一种普遍的人类心理存在？
这种现象当然还表明，昆德拉对存在主题的关注，远远甚于人物本身。谁也无法肯定地说，他能洞察一切，写出全部真实。小说人物的确定是可疑的（“作者让读者相信他的主人公都实有其人是毫无意义的”，昆德拉说）。在这里，传统小说的绝对同样受到质疑，并被改造成作者的思维文本。他后来小说中的作者和人物，有时甚至在同一个故事层面上展开。人物的思考被作者的思考所代替，读者在感到人物虚构的同时，至少会感到思考的真实。作家甚至还常常取消故事，将它分解为各种关键词语，让读者也介入思考。小说被解构了，思考的文本人物代替了行动的生活形象，读者从昆德拉那里所得到的，更多是思维的乐趣。也许，还有对真实追求的乐趣。
在他的《缓慢》中，对现实和文本的消解仍在发展着。两对分属古代和现代的男女偷情的故事，发生在一个晚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