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钱玄同认为世界语作为人工改良的文字，比民族遗传的文字更优良，正所谓“人类文字胜于民族文字”，这种观点实际上也是错误的。陶孟和当时即指出，“各民族之言语，乃天然之语言，各有其自然嬗变之历史，故言语乃最能表示民族之特质也”，相比之下，“世界语既无永久之历史，又乏民族之精神，唯攘取欧洲大国之单语，律以人造之文法”，其生命力必不长久。陶孟和：《致陈独秀》，《钱玄同文集》第1卷，第101—102页。朱我农也批评说：“私造了一种文字，要世界的人拿他当作日常应用的语言，是万万做不到的，所以Esperanto断不能当作世界通用的语言”。朱我农：《致胡适》，《钱玄同文集》第1卷，第234—235页。时至今日，世界语诚然仍有其特定的交流价值，但由于它毕竟缺乏民族历史的传承与积淀，所以始终难以在世界范围内得到普遍的推广，这无疑从实践上证明了用世界语废除汉字的主张是行不通的。
不过平心而论，钱玄同主张废除汉字，首先是因为汉字难识难写，“妨碍于教育的普及、知识的传播”。客观看来，这种针砭固然不免尖锐，但在一定程度上确实揭示了汉字的某些弊端；时至今日，我们仍不应片面夸大汉字所谓“优势”，详参尹斌庸、苏培成选编：《科学地评价汉语汉字》，华语教学出版社1994年版；《文字学辨伪集》，中国工人出版社2004年版。而更为关键的是，钱玄同深感以往用汉字记载的思想观念过于陈腐，“二千年来用汉字写的书籍，无论哪一部，打开一看，不到半页，必有发昏做梦的话”，钱玄同：《中国今后之文字问题》，《钱玄同文集》第1卷，第163页。因此应废除。这说明他这一主张虽然偏激，却是出于思想革命的动机。对此，陈独秀一方面指出这种偏激的主张是“石条压驼背”，另一方面则为之申辩说：“钱先生是中国文字音韵学的专家，岂不知道语言文字自然进化的道理？他只因为自古以来汉文的书籍，几乎每本每页每行，都带着反对德、赛两先生的臭味；又碰着许多老少汉学大家，开口一个国粹，闭口一个古说，不啻声明汉学是德、赛两先生天造地设的对头。他愤极了才发出这种激切的议论。”陈独秀：《〈新青年〉罪案之答辩书》，《陈独秀著作选》第1卷，第443页。而任鸿隽在批评钱玄同废除汉字的主张“有点Sentimental（指情绪化——引者按）”的同时，也十分公允地为他澄清说：“我想钱先生要废汉文的意思，不是仅为汉文不好，是因汉文所载的东西不好，所以要把他拉杂摧烧了，廓而清之。”任鸿隽：《致胡适》，《钱玄同文集》第1卷，第203、202页。
1922年5月23日北京世界语学会合影，前排右三为鲁迅，左三为周作人，右四为俄国盲诗人、世界语者爱罗先珂。
至于钱玄同之所以提倡世界语，其实也是基于对世界大同的追求。这是当时世界语提倡者的共同心声，鲁迅即曾表示：“要问赞成的理由，便是依我看来，人类将来总当有一种共同的言语，所以赞成Esperanto。”他同时还分析：“然问将来何以必有一种人类的共通的言语，却不能拿出确凿证据。说将来必不能有的，也是如此。所以全无讨论的必要，只能各依自己所信的做去就是了。”鲁迅：《渡河和引路》，《鲁迅全集》第7卷，第35页。不过鲁迅同时还说明：“我的意见，以为灌输正当的学术文艺改良思想，是第一事；讨论Esperanto，尚在其次。”在这一问题上，钱玄同表现得最为积极。他认为，“夫世界进化，已至二十世纪，其去大同开幕之日已不远。……异日欧战告终，世界主义大昌，则此语必有长足之进步无疑”钱玄同：《论世界语与文学》，《钱玄同文集》第1卷，第20页。，并解释：“我自己是信人类该有公共语言的。这公共语言，是已有许多人制造过许多种的。这许多种之中，在今日比较上最优良者是Esperanto，所以我现在便承认Esperanto为人类的公共语言。”钱玄同：《Esperanto与现代思潮》，《钱玄同文集》第1卷，第336页。这显然是一种渴望大同的美好愿望，“是抱有世界大同之理想而改革文字之一种急进派的主张”，黎锦熙：《钱玄同先生传》，《钱玄同印象》，第50页。是可以理解的。
二、从世界语到国语罗马字
如前所述，章门弟子在“五四”时期均曾关注过汉字的改良问题，并且对世界语流露出浓厚的兴趣，钱玄同就说：“刘半农、唐俟、周启明、沈尹默诸先生，我平日听他们的言论，对于Esperanto，都不反对”。钱玄同：《关于Esperanto讨论的两个附言》，《钱玄同文集》第1卷，第211页。不过随着历史的发展，他们的观点也日益成熟。周作人在《国语改造的意见》一文中就总结说：“到了近年再经思考，终于得到结论，觉得改变言语毕竟是不可能的事，国民要充分地表现自己的感情思想终以自己的国语为最适宜的工具。”周作人：《国语改造的意见》，《艺术与生活》，第53页。此后，他在《汉文学的前途》、《中国文学上的两种思想》、《中国思想问题》等文中更提出，中国之所以不会长期分裂，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有统一的语言文字，无论中国处在什么分裂状况，汉语都能成为一种凝聚力。这无疑反映了他在这一方面认识的深化。关于周作人对中国语言文字的思想，详参［日］木山英雄：《周作人与语文问题》，赵京华编译：《文学复古与文学革命——木山英雄中国现代文学思想论集》，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至于一度主张用世界语废除汉字的钱玄同，此时也发生了思想转变。1928年2月5日，他在致周作人信中便对“中季兄时代梦想三代之谬论”和“钱玄同时代梦想欧化之谬论”加以了深刻的自我反思，前者指的是“在湖州做的《深衣冠服说》”，后者则指“民六主张中国用万国新语”。钱玄同：《致周作人》，《钱玄同文集》第6卷，第79—80页。由此可见，他这时已彻底放弃了以世界语取代汉字的偏激主张。他还曾公开声明，“我固然是主张中国当废汉文而用Esperanto之一人，但我以为这是将来圆满之解决。若讲现在，则Esperanto尚在提倡时代，未至实行时代；……我虽极力主张Esperanto，然事实如此，不能讳言”，钱玄同：《答胡天月论Esperanto》，《钱玄同文集》第1卷，第276页。并且表示：“我以为中国废汉文而用Esperanto，这是将来圆满之解决。当此过渡时代，汉文尚未废灭，便不可不想改良的办法”。钱玄同：《关于国文、外国文和Esperanto》，《钱玄同文集》第1卷，第333页。具体说来，他所谓“改良的办法”，即是国语罗马字。
所谓“国语罗马字”，原本是作为一种注音符号提出来的，也就是用罗马字母来为汉字注音，类似此前所述的注音字母。对此，钱玄同最初并不抱有多大的兴趣。他虽然承认“中国现在应该兼用罗马字母和注音字母两种来标音”，这是“因为罗马字母，已经变成现世界公用的音标。凡其国有特别形式之文字者，若把他的语言和名词行于国外，都要改用罗马字母去拼他的音，……我们中国向来没有纯粹的音标，现在急需新制，当然应该采用罗马字母，这是毋庸置疑的”；但他同时也客观指出，“因为中国字是直行的，罗马字母只能横写”，二者存在形式上的矛盾，而且“罗马字母记音的方法，……长短不大相同”，记在汉字旁边往往会参差不齐，于是“这就不能不用注音字母的了”。钱玄同：《论注音字母》，《钱玄同文集》第1卷，第68页。此外，钱玄同还认为罗马字母“单音之词太多，一义有数字”，不如“旁注‘注音字母’”。钱玄同：《关于Esperanto讨论的两个附言》，《钱玄同文集》第1卷，第212页。
而随着历史的发展，有人则开始主张罗马字母不仅是一种注音符号，而且还应当在此基础上演变成为一种取代汉字的文字。对于这种主张，当时竭力倡导世界语的钱玄同也不赞同。他表示：“至于汉字之代兴物，我以为与其制造罗马字母的新汉字，远不若采用将来人类公用的Esperanto。……我以为采用Esperanto与采用外国语，比制造什么罗马字母的新汉字，上算得多，有用得多”。钱玄同：《对于朱我农君两信的意见》，《钱玄同文集》第1卷，第220页。他还具体解释说：“我的意思，以为中国方音之庞杂，同音字之多，文法之不精密，新学名词之缺乏，都是难以改用拼音的理由。所以中国要造拼音文字，断非旦夕之间就能完全告成的。……假如我这句话还有几分道理，则与其改华文为拼音，不如老实提倡一种外国文为第二国语，……似乎也不必定要改用罗马字来的拼音。”钱玄同：《罗马字与新青年》，《钱玄同文集》第1卷，第284—285页。
概言之，钱玄同此时在记音符号上倾向于注音字母，在新文字上则大力提倡世界语，对罗马字母并不抱多大兴趣。但随着实践经验的丰富，他的这一看法也逐渐发生了转变，开始认识到注音字母的缺陷以及推行世界语的困难。如注音字母虽是建立在章太炎创制的基础上，具有较为充分的学理依据，然而由于它仍采用汉字的基本形式，难以与国际接轨，尤其是在译介外来术语时存在着诸多的问题。有鉴于此，钱玄同提出：“若承认中国应该和世界文化不隔膜，应该设法补救国语贫乏的缺陷，而主张无限制地采纳外国的词儿并且直写原字到国语中来，则非将国语改用罗马字母式的字母拼音不可。……简单一句话，就是注音字母虽然是改革过了的汉字，虽然是拼音的字母，但和世界的字母——罗马字母式的字母——还是隔了一层。”钱玄同：《汉字革命》，《钱玄同文集》第3卷，第80页。相比之下，“中国拼音字用了罗马字母，采用西文原词，真如天衣无缝，自然熨帖”。钱玄同：《为什么要提倡“国语罗马字”》，《钱玄同文集》第3卷，第390页。与此同时，钱玄同还觉得注音字母“形式不甚方便，也不大美观，印刷和书写都不如罗马字母”。由是，他最终概括说：“因为要图形式美观，书写便利，表音精确，所以要提倡国语罗马字。因为要与现世界的文化学术融合，有尽量采用西文原词之必要，所以要提倡国语罗马字。”钱玄同：《为什么要提倡“国语罗马字”》，《钱玄同文集》第3卷，第388、391页。总之，“汉语一日未废，即一日不可无表汉语之记号。此记号，自然以采用罗马字拼音为最便于写识”。钱玄同：《关于Esperanto讨论的两个附言》，《钱玄同文集》第1卷，第212页。这无疑意味着在记音符号上，他已经更倾向于罗马字母。广义上的罗马字母，包括了26个直接的罗马字母和所谓“罗马字母式的字母”（亦即国际音标）两种，对于这两种方案的选择，钱玄同有一个思想转变过程，参阅其撰《国语罗马字》一文，《钱玄同文集》第3卷，第354—355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