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4.政治哲学作为文艺美学目的论思想的基础
文艺美学的政治哲学基础，历来为人所忽视，以为它与文艺美学无关，其实，在一切思想、艺术和文化背后，最具支配性的力量，就是“政治的力量”。政治制度的理想与否，不仅决定了审美的实质，而且，在根本上决定了文明的走向。也就是说，有了好的政治哲学基础，文明就走向了自由的道路，反之，文明始终具有反美学的本质倾向。在非自由的政治哲学基础上建立的美学，总是异化的美学和畸形的美学。有什么样的政治哲学做基础，就有什么样的文艺美学形态和思想精神。西方文明作用于全世界，可以说是全方位的，当然，在现今时代，主要是美国文明模式对世界的负面影响；这种文明，在本质上，是全球美国政治的文明，即不断给世界造成恐怖和灾难，即不断反复地传递政治经济选举娱乐信息，使人类得不到安宁，他们乐于操纵大型政治事件，或者，以政治经济为杠杆，以世俗享乐为实用目的，将娱乐事件变得审美普泛化。这种作用的最直接表现，就是由科学技术主导的媒介力量日益侵入人们安宁的自由生活。现在，大众文化基本上为传媒所控制，传播媒介以强有力的手段，将商品广告渗透到你的记忆深处，麻醉并摧毁你的神经，让你避不开，躲不掉，除非你丧失感官或者处于感官的漠视状态。这是广告的时代，是宣传的时代，是娱乐和发情的时代，更是高度金钱化的时代，也是装腔作势与厚颜无耻的时代。这说明，文艺美学的现实生态，被强权和享乐哲学所支配。在强权和享乐，在技术与掠夺，在民族国家与绝对利益之间，世界的价值秩序完全被政治、经济和军事力量所控制，人的自由，完全受制于外在的政治、经济、军事因素，这是西方文明作用于全世界所造成的消极后果。
文艺美学的政治哲学思想基础，说到底，就是如何安置人，如何给予人以应有的权利，如何建立人的平等自由观念。在政治哲学中，我们要建立的根本的思想观念是“正义理论”。美的追求，最容易显示出个体的自由力量，人的自由力量是自然天赋的，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审美力量。我们不否认人的个体自由，还要扩张人的自由，但是，从社会意义上说，人与人之间的平等最为关键，这就需要公正或正义论哲学作支撑。西方社会的政治哲学，最核心的思想是正义问题，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奥古斯丁、卢梭、休谟、斯密、康德、葛德文到罗尔斯，“正义论哲学”，构成了最精彩的思想史线索。正义论，是政治哲学讨论公正与自由、民主与平等最基本的问题。文艺美学，如果从个体生命出发，我们就需要强调自由民主；如果从社会文明的意义上说，我们就需要强调平等正义。有了政治哲学的思想支撑，我们的人生就有了真正的安顿。
政治哲学对于文艺美学的意义在于：它能够真正解决人的法权地位问题，能真正确立人的现实自由与平等问题。西方人早就看到：“政治思想与政治生活是同步的，而政治哲学则产生于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中的一种特殊的政治生活，即古希腊的政治生活。”施特劳斯等主编：《政治哲学史》，李天然等译，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1页。不解决政治哲学基础问题，文艺美学必然是思想的虚构，因为人的自由与平等，社会的正义与秩序就是一句空话。政治哲学，并不必然能够解决自由与平等问题，但政治哲学必然要思考人的问题。相对说来，政治哲学，从政治历史的作用机制而言，大致可以分成两大类型：一是追求个体自由平等的哲学，一是追求等级尊严的哲学，前者立足于公民，后者立足于君王。民主、自由、平等、法权等，是政治哲学的基本问题，审美的自由，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为了解决这些现实问题。没有政治哲学的视界，文艺美学就只可能永远做梦。鲍桑葵，就展示了这一问题的复杂性，他说：“国家的目的，就是社会的目的与个人的目的，由意志的基本逻辑所决定的最美好的生活。作为国家，它使用的手段总会有暴力的性质，尽管这并不排除它还有其他方面的手段。征税的目的可能是最合理的，甚至是最能为一般人所接受的，但要做到普遍公平和确有成效，也只有采取强制的办法。任何国家都不可能靠自愿缴纳来进行这项工作。也许可以说，一个普遍性的目的，实际上并不仅仅是一项一般性规定，但是，没有强制推行的一般性规定，就不可能在众多成员中实现带普遍性的目的，而人类的组织从一个方面来说又总是人员众多的。”鲍桑葵：《关于国家的哲学理论》，汪淑钧译，商务印书馆，1996年，第191页。同时，他还指出：“假定我们在其中生活的这个制度并不要求立即进行革命，那么，它就要向作为一个整体的社会显示出作为整体的公共意志和较高层次的自我，而且，只有这一点得到承认，它才能站得住脚。我们对它的忠诚使我们成为人和公民，而且是赋予我们的生活以精神意义的主要力量。但是，我们每个人都会由于对抗、不积极、无能或无知而有一些不顺从的表现，有些表现得还很多。只是对这些因素，公共权力才会作为权力通过强制或权威性意见而发挥作用。因此，当我们看到的公共意志是暴力和依靠暴力的权威，而不是我们会自动接受的社会意见时，它变成了假设的这样一种东西：它声称它就是我们自己，可是我们对它暂时还或多或少难以承认。根据在它和我们的复杂而又基本上无知的自我之间所做的调节，它可以听任我们受自动作用的摆布，也可以激起我们反抗或承认，因而，结果可能妨碍我们的更充实的生活，也可能消除对它的障碍。看来，把日常的自我和公共意志之间的关系的两种主要情况分清是有意义的。”鲍桑葵：《关于国家的哲学理论》，汪淑钧译，商务印书馆，1996年，第203页。从这里，可以看出，鲍桑葵的政治哲学是相当务实的，厘清了人在政治生活中的真正地位，即在政治实践中，真实的政治人会受到哪些实际的制约。同时，作为一个美学家，他对政治哲学的关注，也说明，美学与政治哲学密切相关。
不过，在强调这种国家政治哲学的同时，我们还应该强调西方思想史上自亚里士多德以来的正义论思想以及自卢梭以来的平等理论的重要意义，对此，德沃金在《至上的美德》中的思考，可以给予我们有益的启示。他说，“平等是一个饱受人喜爱又令人费解的政治理想。人们能够在某个方面变得平等（或至少是较为平等），随之而来的是在其他方面变得不平等（或更不平等）。比方说，假如人们的收入平等，那么他们从自己的生活中获得满意度几乎肯定有所不同。当然，不能就此得出结论说，平等作为一种理论毫无价值。但是，有必要比通常的意义更为确切地阐明，何种形式的平等归根到底是重要的”德沃金：《至上的美德》，冯克利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11页。。为此，他具体地探讨了福利平等、资源平等、政治平等以及平等和良善生活的关系等，从这些分析中，可以看到，政治哲学的真正建立，是文艺美学的最重要思想基础，因为政治哲学中对人的自由平等有着最为科学的理解，如果不以政治哲学为基础，文艺美学的科学基础，就可能是歪曲的和不牢固的。
从生活现实来看，我们会遇到许多政治境遇问题。在各种各样的生活境遇中，美丑掺杂，发情与抒情，疯狂与宁静的文化矛盾，人如何审美？如何去领悟美的真理和生命的真理？这显然是时代交给我们的精神难题。在后工业文化和后现代语境中，人所领会到的只能是形式美，这种形式美，必然与心灵脱节，尤其是影像艺术和电视、电影的兴起，极大地控制了人的审美情绪。你无法获得某种独立性，必须和成万上亿的人共同欣赏同一文化，按照同一价值观念和生活秩序生活，传播势力会将你的全部注意力带入到经济洪流中，使你无法获得精神的清洁性。在这样一个思想强制的时代，个人无法置身度外，思想与思想间的冲突是如此激烈，思想的确定和思想的形式又是如此复杂，极大地干扰你的神经，使你六神无主，不知所措。你无法把这所有的思想融合在一起，它们不同根，也不同源，而且，它们带着各自的偏见解释着这个世界。杂草式的思想，总是共同主宰并解释着世界，颠覆着世界，改造着世界。思想的垄断和思想的泛滥，使人的心灵在古典和谐美中失衡。我们一边要面对荒诞和异化，一边要在对话和游戏中学会默认恶心状态和丑的体验，在强大的现实法则面前，我们很容易丧失生活的勇气和信心。在这样一个思想分裂的时代，审美也产生了多方面的分裂，这时，仿佛只有选择信仰，以信仰作为动力，以信仰作为安身立命之本。美学，在这种寻找和选择中是关键的，然而，这种信仰是什么呢？显然，不是已有或将有的宗教。面对这样的世界，海德格尔认为：只有一个上帝能够救度我们，那就是诗。孙周兴编：《海德格尔选集》（下），熊伟译，上海三联书店，1996年，第1289—1295页。诗能救度我们吗？诗由谁去创造？诗以什么精神支撑着去创造？这所有的问题，需要审美者作出全新的回答，以便使人的心灵重新充实而又空灵起来，使人真正能在现实审美中获得自由。在我看来，只有真正的正义与普世的平等以及良好的律法，才能保证和谐自由的审美生活秩序。思想的混乱，必然带来艺术的混乱。在这个时代，艺术的大众化，艺术的高度复制性，艺术的高度欺骗性、单调性和强迫性，使你感到神经的衰弱。武侠小说的重复，乡土小说的重复，言情小说的重复，城市游戏生活的重复，或者金融时代的喜乐的各种重复，成了这个时代的文化状况。艺术家和企业家在完成着不形诸文字的商业利益合谋，他们服务于企业家，借助金钱恶魔而达到自我享受的目的，艺术和批评的使命，在后现代文化处境中丧失其光华。
在后现代审美境遇中，文化的历史传承，文明的价值信守，似乎只是少数专家的事，但是，他们千方百计地复制历史文本，考证文字的用法和字源，汇编历史上的各种古典文献。面对历史文化的巨大，我们只能默认现实的不合理性。人们学会了遗忘历史，在古老的历史文献中获得知识，却并未在古老的心灵中获得灵性，这种时代文化精神，对于古典美学的摧毁几乎是致命的，因此，这是危机四伏和精神恐惧的时代。只要你具有真正独立的自由意识和生命意识，便会感到这无边的威胁到处存在。这是解释的时代，却不是改造的时代，这正是时代的不幸。这是应急的时代，又是复古的时代，在政治文化上复古，在经济上追求高度发达和繁荣。畸形的文化经济，将审美的世界挤压得不成体统，但人还得在夹缝中求生存。因此，我们必须从那种科学的美学中挣脱出来，直面这种文艺美学困境。只有面对现实与理想的美学，才是有生命力的美学；只有面向现实与理想的文艺美学，才是有意义的文艺美学。在呼吁并建构文艺美学形态的时候，应大力追求有生命力、有创造性、有价值的美学，所以说，当代美学的建构，面临重重困难。
在观念领域中建构起的自足美学，可能无法抵抗现实的冲击。纯粹解释当代文化历史的美学描述，必定软弱无力。文艺美学，一方面必须给予人们以精神的启示，另一方面又必须指导人们面对现实、超越现实，获得审美的自由和人类精神的自由，创造新生命的神奇。任何个人皆无法预言文艺美学的发展道路，但文艺美学不应回避我们时代的精神难题，哪里有危险，哪里就有可能得救。在这种思想混乱面前，或者说，在这种纯粹政治经济的享乐哲学面前，世界已经没有安宁，一方面是对科学与军事的无限追求，它每创造一个成果，虽然也为人类带来了福音，但更多的是给人类带来灾难；另一方面，则是对享乐的无限追求，通过商业和利润，使世界变得简单化，这种生命哲学是享乐的生命哲学和死亡的生命哲学，是及时享乐性的放纵欲望的生命哲学，是丑的或没有节制的生命哲学，如同洪水滔天，势不可挡。它不是反思的生命哲学，也不是宁静和谐的生命哲学，不是共生共存的和平的生命哲学。由于我们的美学的生命哲学基础已经动摇或者说已经破坏，因而，重建生命美学的哲学基础，自然应该回归古典和谐的生命哲学，但这样的生命哲学，仿佛成了不合时宜的绝唱。无论如何，西方世界在竞争性地掠夺全世界自然文化资源的前提下，建立的自由生命哲学或自由享乐哲学，不是世界的福音；对于贫穷的第三世界国家来说，简单地崇尚西方的生命哲学，无疑是“美学的自杀”。正义论的思想，不能只是民族内部的，它必须是面向世界的；西方文明在探讨正义思想时，主要立足于民族生活，他们对其他民族的侵略与征服，有时虽然以民主自由平等正义为旗帜，但他们实际上做的事，则是不平等不正义的，同时，也是对不发达民族的文化压迫。西方政治力量，并不能真正实施正义论的民主政治理想；捍卫自由民主平等正义理想必须成为艺术家与哲学家的思想重任，文艺美学在此可以发挥真正的自由道德建构作用。所以，文艺美学的政治哲学思想，应该指向人类的未来美好生活。总之，在多维或多向性的哲学思想基础上，我们才能建构富有现实思想力量并充满理想性思想活力的现代文艺美学。
文艺美学解释的现代价值意向
1.3.1.从艺术的有意味形式到生命本体的价值追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