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特定的时期，“平常思”也可能得势一时，但真正推动思想历史进步的，还是“异常思”。“异常思”，有两大方向：一是激进地探索性地思；一是批判地怀疑性地思。前者往往成为生活理想或社会理想的展望，这种异常思是前无古人的，是希望与理想的思想表达；后者则往往成为怀疑的力量，具有破坏性作用，让人们从平常思中幡然省悟。在中国当代思想论坛上，这两种“异常思”都存在，但强大的平常思势力，压倒或淹没了这两种“异常思”，所以，这些“异常思者”往往等待真正的觉醒者。在后现代主义文化处境中，异常思确实需要具备特殊的胆识，在异常思者那里，我们能感受到的是肌肉撕裂的痛楚，是披肝沥胆式的质问与怀疑。无论是平常思，还是异常思，人总难逃脱思想的锁链，唯有挣脱思想的锁链的异常思，才有可能让思想本身放射出自由的光芒。就此而言，美学解释学的构拟必然无法圆满，这种不圆满性又是思的永久动力所在。我们可能理解了生活的基本意义，但人的感性迷失，让我们永远要思考哪怕是极其平常的生活，当然，我们更多的时候，是要让思想适应日益变化的生活，守住生活的真正意义。
人在思想过程中，有时百思不得其解，难以穿透习惯势力的艰涩外壳，面对思想自身，面对人生困境，人在思想历险中所受到的约束力永远大于思想的解放性要求。这一思想状况，被形容为“思想的锁链”。以美学创造为例，对于人生之美，每人皆有自己的见解，故而，对于同一问题，在历史维度中总有其“观念群”。要想调节文艺美学观念之间的冲突，就可能面临许多约束，那么，思想如何形成了这诸多困境？难道思想就无法获得真正的自由？思想的锁链，既是人为的，又是必然的；思想的自由，是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在人类思想史上，每个有独立创造的思想家，其思想本身是相对自由的，这源于他们对自我观念的自信和坚信。一旦他们对自我的思想产生怀疑，乃至否定，就陷于思想的锁链之中。对于哲学家来说，是自由和自信的观念，对于另一个体来说，则可能就是锁链，因而，异常思少有可沟通之处，甚至存在尖锐的对立。例如，黑格尔美学与尼采美学，马克思美学与康德美学，维特根斯坦美学与海德格尔美学，德里达美学与伽达默尔美学，等等，没有内在的可沟通性，因为他们都坚守了美学的异常思，不过，他们的思想主题却有着内在的一致性。因此，思想自身只有相对的自由，在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信仰的根基上，因为唯有建立在信仰的根基上，思想才会强大而倔强。
思想的锁链，由人自身而构成，因为我们受制于意识形态观念本身，它构成了我们生活的意义基础，影响着我们的生活价值判断。可以看到，人文科学的思想与自然科学的思想，存在着根本性差异。卡西尔：《人文科学的逻辑》，沈晖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年，第3—18页。以人文科学的思想形成为例，它的思想发展不是直线式进步状态，后来的思想与先前的思想有其根本性差异。在思想史上，思想的深刻性，不能以历史性时间为尺度加以评价，思想史上的常例是：后来的思想不如先前的思想深刻。过去的思想可能具有永久的魅力，今天的思想可能在历史的长河中构成新的启示，因此，思想本身有时是无法替代、无法真正超越的。人文科学的思想自身，往往皆具有独立的个性，表明独特的思想方式和思想力度，不可重复，不可再生。人的思想成长与生命的成长非常相似，它必须经历幼稚、肤浅、创新、深刻、成熟、定型这样几个阶段，因而，思想有高潮也有衰落。正因为思想要经历一个与生命相似的成长阶段，因而，思想自身总是要经历模仿、怀疑、否定、创新这样的历程。
自然科学的思想，需要站在前人的肩膀上前进，但是，一旦前进了，就不可能倒退，最新的就是最好的。科学的思想，在特定的历史时期所具有的发现性意义，随即就会被扬弃；人文科学思想则永远独一无二，不可重复，即便是一个混乱的思想价值形态，你在其中仍可能找到某种思想的闪光，只要它扎根于人的生活经验和存在大链之中。个人不可替代的独特体验，往往决定了思想的特殊表达，因此，人文科学思想永远是“类似于生命发展”的生长与变化过程，正因为如此，思想自身难免走弯路，难免受到束缚。相对于个体而言，从怀疑与否定中成熟，有可能创造出属于自我的思想价值形态，因为人自身的智慧生长受到生命生长成长的阶段性局限，因而，人文思想与个体的生命史之间总是具有“内在的锁链关系”。
由于在历史中，人自身作为历史活动的链条，必然构成了历史的中间环节，所以，思想自身不可能完全放任地想像。一方面，思想自身受到个体心智的束缚，另一方面，又不得不接受它所置身其中的文化力量的熏陶，因而，在思想成长中，人不自觉地接受了他人的思想。对于他人思想的接受，是极具偶然性的，它可能受到文化环境的制约，也可能受到时尚的影响。只要我们不是自觉地在人类思想史长河中跋涉，任何自发的思想探索，都难免受到偶然因素的影响；这些偶然因素，有些是外在于人的，可能因为特殊的境遇，个体受到某种思想的感染。一旦生存境遇发生变化，人的思想就会发生变化；思想本身是最不牢固的，它经受不住怀疑和反思，因此，在自发地思考状态中，人可能受到这些偶然性因素的影响，思想就带上了某种时尚性和主观偏爱性。这种时尚与偏爱，对于自由的思考而言，也是精神的锁链。
那么，在自由地思考状态下，情况又会如何呢？在思想长河中自由跋涉，必然接受各种思想与各种观念，一旦人失去了独立判断力和选择力，就会在思想的长河中湮没。各种不同的思想观念犹如漩涡和暗礁，个体思想的航船很容易置身于危险之中。杰出的哲人，往往从自我思想出发，在思想的历史长河中选择一两家与自我接近的思想系统作为对话的基础，他们从某一思想观念或主题出发，以此为基点，否定和批判那些与之相对立的观念，在批判和否定中确立新的思想，让经典思想在探索和创造中延伸，于是，做到了“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尼采对古希腊哲学的创造性阐释和批判很能说明这一问题，他曾指出：“我将概述那些哲学家的历史，我想在每个体系中仅仅提取一点，它是所谓个性的一个片断，因而是历史理应加以保存的那种不容反驳、不容争辩的东西。这是一个起点，其目标是通过比较来重获和创造那些远古的名声，让希腊天性的复调音乐有朝一日再度响起。任务是阐明我们必定永远喜爱、永远敬重的东西，那是后来的认识不能从我们心中夺走的东西，那就是伟大的人。”尼采：《希腊悲剧时代的哲学》，周国平译，商务印书馆，1994年，第2页。这就是尼采“带着思想的锁链跳舞”而能具有自由思想智慧的根源。在思想的长河跋涉中，必须有巨大而独立的思想勇气，否则，就会在思想长河中淹没自己。锁链是必然的，但是，任何锁链又是人为的，创造本身唯有冲破锁链才能获得自由。
思想的锁链，还可能源于文化的、政治的禁忌，因为思想的自由永远是相对的。在人类文化中，在社会政治中，总有一些思想秘密不能道破，因为这些思想，对于文化和政治来说，具有极大的破坏作用。无论是在历史文化中，还是在政治现实中，到处都存在这些禁忌。就文化禁忌而言，如祖宗崇拜、宗教信仰、性禁忌、风俗禁忌，都使思想本身不能获得自由；社会政治的禁忌，也使思想的自由受到很大的限制，真正像卢梭那样写作和忏悔的思想巨人极其稀少。康德是杰出的思想者，但在他的时代，其思想也受到很多政治禁忌，他曾发誓不再讲有关否定宗教的言论，实质上，就是对政治禁忌的妥协。类似这种文化禁忌和政治禁忌，对于思想的约束的例子不胜枚举，人类思想史因此而带有悲惨而悲壮的色彩。只有那些叛逆的思想家，才敢于冲破禁忌，以“异常思”启人心智，唤醒人们的良知和自由。卢梭、马克思、尼采、弗洛伊德等，都是这样的启蒙者：卢梭冲破资产阶级的伪装禁忌，公然袒露内心的隐秘，揭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宣示社会契约的自由公正本质，并以人性自然崇拜为生命的价值目标，正因为具有这种叛逆精神，因而，他的思想放射出自由主义和人道主义的光芒；马克思揭示出资产阶级剥削的秘密，通过剩余价值理论的发现，公然与资产阶级政治势力相抗衡，为无产阶级革命指明方向；尼采对基督教进行最大胆的批判，摧毁了宗教禁忌的最后一道防线，预示了一个新时代的到来；弗洛伊德则冲破了性禁忌，大胆地揭示出人类的潜意识心理与性压抑的关系，为性解放与生命自由奠定了文化心理基础。任何大胆的科学宣言，必将带来人类思想的真正革命。思想受制于文化禁忌和政治禁忌等锁链，因而导致“思想的曲笔”和“思想的知识化”，这是自由的变相投影。
思想的锁链，也可能源于民族语言之间的不可沟通性，因为思想是个人的思考，也是语言的表达，语言总是民族的语言，正如康德所言：“一切语言都是思想的标记，反之，思想标记的最优越的方式，就是运用语言这种最广泛的工具来了解自己和别人。思索就是和自己说话，当然也就是在内心倾听。”康德：《实用人类学》第1卷，邓晓芒译，重庆出版社，1987年，第5页。语言自身，对于思想来说，既是自由工具，又是话语锁链。语言的问题之所以成为现代哲学的中心问题，正在于语言自身的特性。在《汉语言的能说与应说》中，张志扬指出：“近现代史上，中国较之世界，其痛苦的经历，唯犹太民族可比。但察其表达痛苦的文字，诚如鲁迅所言，多在激动得快，消失得也快之间，不过哀其不幸、怒其不争之类的道德文章而已，它并非某一个性所为，而是一个民族所为，尤其是这民族的汉文学所为。于是有问：痛苦向文字转换为何失重？”基于此，他进而对汉语言作了这样的剖析：“如此天理人伦的自然之道，一入诗思文运和象征比兴，当然也同步封闭于语言功能的上限与下限，即上没有了超验彼岸的无限大阻隔，不能逼出语言越界的自确证逻辑抽象；下没有了实体结构的无限小聚合，不能逼出语言晶化的自确证的逻辑具象。”张志扬：《缺席的权利》，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139页。所以，张志扬以20世纪的“启蒙思想与创伤记忆”作为一个问题，反省汉语言哲学的现代性维度、条件及其特质，为重建汉语言哲学的工作奠定了新的思想基础。由此可见，语言成为思想的锁链及其对思想深度的影响是显然的，在思想的原创性表达受限的同时，是否可以通过转译其他民族的思想突破民族文化的屏障？显然，这是一个问题。从历史实践中，我们也只是单纯地接纳别人的思想观念，并未形成真正独立的思想原创。事实上，在当代思想语境中，如何以汉语来转译德国哲学或诗思、印度哲学或诗思、法国哲学或诗思，依然是一个问题。人们模仿哈姆雷特的话语说：“译还是不译，这是个问题。”这说明，思想的单向性与语言的锁闭性有很大关系。虽然每个人都拥有自己的母语，但真正能够用自己的母语来表达深刻的思想，却不是每个人都能做到的；同样是汉语言，孔子孟子、老子庄子、张子朱子、章太炎鲁迅等等的思想表达，就颇具力度，而在许多作家和思想家那里，却失却了思想的力度。
思想表达受制于语言，必须冲破语言的锁链，最大限度地凸现思想的力量，这使得现代人面临着深刻的思想困难，因而，在思想史的演进过程中，每前进一步，都是艰难的挣扎。挣扎本身是为了寻求思想的自由，而思想的自由又成了新的锁链；人在语言的牢笼中，又在思想的牢笼中；思想本身的锁链，决定了美学创造的限度与存在论思想的限度。不过，也应看到，美学的价值形态建构因为那些具有创造的思想而具有探索的张力，因而，我们无法寻求完善，也无法找到兼容并包、绝对自由的思想价值形态。思想价值形态本身的破碎，决定了新的探索之必要，问题是，如何做出属于这个时代、启人心智的回答，这才是价值形态建构与批判的关键。
5.2.2.存在的制约：思想解释的自由与不自由
思想扎根于历史中，人们可以从生活自身或从生命经验中获得赤裸的思想，但更多的时候，我们需要从历史文化传统中学习思想，接受前人的思想经验，聆听同时代人的呼叫。传统的制约，既是有形的，又是无形的。它在无形中存在，对我们的生活信念形成价值约束；它在有形中存在，作为经典构成我们学习的文本。无数的语词和概念，思想演绎的逻辑，需要我们耐心学习，构成思想训练的强制性。人类的全部思想就是真正的思想史，思想史就是人的全部生活的复杂体现，故而，思想只有活在历史中，才能发挥作用。与此同时，人们只有接受智慧的思想才会变得自由，赤裸的思想只能让人永远停留在原始状态之中。思想永远有着自己的积累过程，它来源于生活，又回到生活，指导我们的生命实践。人们往往只关心思想的结果，而对于思想自身的状态如何，则很少加以关注。思想的冲突与思想的锁链，在很大程度上，即与思想的状态有关。思想的当前状态可能是稳定的，但思想的发展状态往往是不稳定的、变动的。在历史维度中，人有时根本无法对自己的思想负责，事情过后，往往以此一时、彼一时来搪塞，“身不由己”，仿佛是思想不能独立的存在理由。思想者可能已经觉醒，但行动恰好与思想行为相悖；在思想上反抗政治文化禁忌，而在行动上则屈服于政治文化禁忌，因而，思想自身的矛盾是不可避免的。就外因而言，思想与行动无法统一；就内因而言，思想与行动无法真正独立。由于思想本身的特点，导致思想的锁链及其对思想本身的损害。我想从几个方面，对此进行分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