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存在最终必须通往心灵存在，因为书面文献毕竟不是一条直接的途径；直接的途径是口头文学、讲唱文学、说书、评弹、背诵、吟哦，这种文学存在方式，只是“非书面”的文学存在方式。口头方式、民间方式，是最广泛的文学存在方式，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人乃至世界上所有的人都可以称之为“文学爱好者”。谁都无法抗拒这种口头文学存在的方式，这是祖先的遗留方式。这种存在方式，是文学创作的不尽源泉，民间文学、儿童文学、讲唱文学的巨大魅力就在于这种口头化、肉身化、记忆化的形式，它直接通往人的心灵，最具民族特性，与外民族绝缘，除非学会了文学母语的人。中国文学因这种口头化、记忆化，具有广泛的群众基础和强大的生命力。例如，“四大小说”，即《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和《红楼梦》，因此，深入民间，深入人心，化作中华文明智慧的一部分；唐诗与宋词中的一些小调，也因这种方式进入人心，它质朴、纯粹、有力，直观而强烈，具有广泛的生机和无限的生命力，直指人心；故事、传说、神话、民歌、歌谣、儿童曲、歌曲、小调，都是文学的广泛表现形式，它影响着人们，表达着人们的感情与思想，表现着民众的狂欢、愤怒和意志。这种口头文学存在，带有方言和母语特点，是文学永不熄灭的火种。由于它藏在记忆中，不见之于文学，所以，统治者对极具生命力的文学存在形式总是无可奈何。
文学的心灵存在，是任何暴力和国家机器都摧毁不了的，它预示着文学的未来，正因为这种方式的广泛影响，一些通俗作家和畅销书作家，充分利用这一形式，创造出“民众的狂欢”。文学存在，只有为数不多的经典形式，这种经典形式，表现了民族的最纯洁最深刻的智慧，也体现了民族的信仰、信心和勇气。无论文学选择哪种存在方式，文学的最高存在形式必然是心灵形式，心灵形式看不到，摸不着，来去无踪，只有在情感交流中爆发，在人的生命关键时刻发挥作用。文学的心灵存在，已经化作了人的生命的有机组成部分，成了人的心灵智慧，成了人的潜在信仰，质朴坚定的生命原则，求生的意志和决心。文学，以这种潜在的方式支配着人的心灵，支配着民族的灵魂。在世界文学视野中，比较好地发挥这种存在功能的作品，有《圣经》和《古兰经》等，它既有外在约束和主观强化性，又有人们内心虔敬的表现。这些经典，比较合乎人的内在生命精神，它使人走向圣洁和崇高。在中国人心目中，只有《牛郎织女》、《西游记》、《水浒传》之类的民间文学文本，深入人心，它们扩充人的自由想像，表达人的自由理想，但在引渡并教育人走向圣洁和崇高方面，却缺乏宗教的震撼力。对于不信宗教的民族，文学中只有生命主义的东西，反生命主义的宗教抒情，则变成极为残酷的文学事件。中国人的心灵，在后现代主义文化中放逐，找不到信仰的依据，可见，文学存在依然具有永久的意义，它给予人以启示，抚慰人的心灵，征服人的灵魂；文学存在，是人类精神的必然存在方式，维柯说过：“实践智慧本身是洞察合适东西的能力，智者借此在每个新情境中言行都适合于最恰当的考虑，因此，智者长期广泛地经历高尚而有用的东西，从中培养了敏锐的心灵，在这个过程中，他获得了对于新事物的清晰而精确的概念，这使他在一切问题上都能言行自如而又高贵，并能处变不惊。”波帕（LeonPompa）编：《维柯著作选》，陆晓禾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98页。文学就是培养这种实践智慧的最佳途径。
文学作为心灵的艺术，通过语言创作与批评，通过阅读和传播而得以保存，或永远存在，日久弥新。文学的存在是历史的过程，永远不会瓦解和终结，只要有人存在，文学就会存在。为了维护文学的存在，许多人献出了鲜血和生命；为了文学的存在，一个民族、一个社会、一个团体代代相传；文学存在，人类精神永在，通过对文学存在的考察，我们更能理解文学语言、文学创作、文学批评的意义。新的文艺学价值形态，很可能就在这条思想道路上获得重建。黎明到来时，我们将会看到灿烂的日出，那是充满幸福、自由和狂欢的时刻。因此，文学基本理论的解释，看起来是一些基本的理论，离不开演绎和归纳，事实上，它深深植根于东西方文化语境中，深深植根于文学史中，它既需要东西方诗学的交流语境，又需要东西方文化的再度创造和变革。一个充满生命力的文学理论价值形态，必定是向东西古今多维文化视野开放的话语系统。
人的意志何为？我们共同的意志如何？人的命运如何？人在宇宙中的地位如何？这是哲学意义上的自我生命意志的确证问题。自由意志，是人的渴望，但它永远把人置于痛苦和绝望之中。文学，就是为了人的存在而存在的。人的存在，是最复杂的问题，它不是简单地生活，不只是活着，他有思想与情感、希望与寄托。自由意志，支配了我们的生活，人的存在有诸多困难，情感就需要诸多寄托，生命就需要有自由想像和自由精神的表达。没有精神的寄托和精神的表达，人就成了没有思想与情感的动物。文学必须为了解决人的存在问题而生，只有这样，它才能进入存在者的心灵深处。源于存在，向着存在，走进存在者的心灵，这正是文学艺术的力量。在文学艺术的自由表达中，或者说，在探讨生命存在问题时，意志的疯狂与意志的坚韧，是最有意思的问题，生命自由意志使人成就伟业，同时，它也使人类面临悲剧与痛苦。意志的文学与文学的意志，通过形象的自由作用，启示着人类的心灵生活与意志生活。文学的不朽，就是因为文学总是勇敢地面对生命存在与自由意志问题的追问。
交往对话与文艺美学的话语传统
2.4.1.交往对话：中西美学传统与民族性创造冲动
客观地说，我们的当代美学，虽然说着汉语，但是，其本质思想观念与美学原则乃至解释系统，却与西方思想传统有着更为深刻的联系，相对于西方人对中国思想与艺术的认识而言，在现代文化语境中，我们对他们的认同与理解要强烈得多，这在很大程度上源于我们的政治经济与军事的相对落后。由于政治经济与军事的落后，近代以来，中华民族遭受了列强的侵犯和杀戮，为了变革、寻求富强之路，我们对本民族的人文价值信念和思想传统产生怀疑是很自然的事。政治正义与自由法律制度，如果没有最终完全建立，审美的自信就很难建立，只有当每个公民成为真正意义上的自由人，我们对民族美学的创造性理解才会变得坚定。对于中国人来说，美学传统，不仅意味着本民族的思想传统，而且意味着外来的思想传统，不过，在现代化的文化否定过程中，我们已经相当认同西方的美学传统，并且将西方的美学视之为主导性的审美价值传统。事实上，大多数国民的审美思想资源，不是来自中国民间，就是来自西方传统，由于主导价值秩序是西方的思想资源，因而，在美学建构中，中国传统经典思想资源长期处于被忽视的地位。这种忽视，直接导致现代中国美学思想创造的惰性，即以译介西方思想代替了自己的民族思想创造。
基于美学的传统，即中外思想传统，如何寻求民族思想的原创性表达，就成了重要的问题。寻求中国美学的现代性，一个重要的任务是：古典中国美学的现代性如何可能？与此同时，还应追问：在古典中国美学的现代性探索中，如何借鉴和吸收西方文艺美学的优秀思想遗产？
这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对于西方人来说，他们各有其民族的传统，而共同的传统则指向古代希腊和罗马，事实上，在西方文明中，往往以古典学传统作为他们共同的价值目标。他们的人文主义解释的重心，不是为了否定古典传统，而是为了追问古典的价值何在：“如何像古希腊罗马人一样思考？”因此，他们的思想中，即使有矛盾，但在回归古典的过程中，就找到了思想的确定性。现代中国人关注的问题是：如何像西方人一样思考，实际上，我们通常又不愿意放弃本民族的历史文化中形成的等级制度与极端个人主义思想，于是，在表面的西方化过程中，却放逐并否定了民族文化传统的核心价值，而在现代化的盲动中又不能不寻找本民族的精神价值范式作为重新找回自信的思想基础。崇拜西方而又不肯真正接受其政治经济法律意义上的思想价值范式，认同民族文化传统而又不肯放弃民族的等级观念和负面价值体系，结果，我们的现代思想文化价值重建就处于混乱无序与矛盾冲突之中。现在，必须采取的思想方式是：综合中西方的优秀价值传统，在审美艺术思想的综合中，捍卫既是民族的又是世界的真正自由的生命价值理想。这是我们必须面对的现代性思想问题。
从比较意义上说，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的最大不同在于：前者的解释对象与解释目的，是民族艺术与民族文化精神，所谓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就是这个道理；后者的解释对象与解释目的，则不具有民族特性，只有共同的科学特性。基于这一认识，文艺美学的建构，必须重视“本位话语”（nationaldiscourses）的历史文化地位。本位话语，是文明发展到一定阶段之后，思想建构过程中的必然性事件。人与植物一样，在什么样的土地上生长，就会带有什么样的土地特性；人总是有文化归属的，你不在这种文化中生活，必然在另一种文化中生活，我们还未看到没有文化归属性却能自由思考的人，当然，这种文化归属性是从总体文化意义上说的。本位话语立场，是思想创造的关键，也是民族思想的独创性所在。但是，在世界美学视野中，中国当代文艺美学工作者的处境，是相当尴尬的，因为西方学者对中国美学的认同，基本上以中国古典美学为本，而对于当代中国思想者的美学探索则知之甚少。据一些访俄的学者介绍，俄罗斯学者，对当代中国美学，实在缺乏起码的了解。参见凌继尧：《美学和文化学》，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2—15页。与之相反，中国美学界对于西方美学的认知，无论是古代、现代，还是当代的发展，则都有意识地了解并充满好奇心，从文化思潮接受意义上说，能跟上西方美学的当前步伐。不过，也应看到，文艺美学的创建者，对于本土文化思想价值学说，仍缺乏起码的自信，长此以往，中国文化谈何自信，谈何重建？中国文化精神的生命价值，难道真的在近代就已经终结了？自“五四”以来，本位话语确实面临着价值丢失问题，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单一的价值形态取向所决定，同时，也由于对民族文化遗产的深刻自贬倾向所造成的。全面否定中国文化传统，全面追求所谓现代化或西方化，文艺美学的本土价值资源，就被人为地割裂了。
为什么会造成这种状况？这就是文化冲突之后形成的文化自贬倾向。文化自贬，在表面上看，是由于我们的文化无法与外来的文化相抗衡，从根本上说，则是由于我们的文化主体倾向在对人的理解上严重滞后，或者说，在对人的自由权利的尊重上，处于完全不适应的地位。实际上，就是我们的政治文化理念在追求自由平等、在最大限度地解放人的自由创造力方面严重滞后；改造民族文化，不是改造民族话语的问题，而是要改造话语背后的人的存在状况和等级化的社会文化秩序的问题。当然，既有的话语所承载的古老思想，又包含着等级制的专制的文化思想因素，但是，这并不是可以完全抛弃本位话语的文化必然性理由。针对这种现实的忧思状态，面对新儒家思想的启示，当代中国学者开始自觉地思考民族的文化命运，开始自觉地思考属于这个民族的美学哲学理论话语的重建问题。在这一前提下，“本位话语”观应运而生，这一理论的提出，说来有趣，也与西方话语理论有关，但是，其思考却是中国式的，因为立足于翻译的文学观念置换已使人感到厌倦，同时，复兴中国古典美学观念的研究，又使人感到：美学阐释，只是停留在范畴的解释层面上，所以，进入思想与存在的内部，而不是停留在美学价值观念的外部，是美学必须认真面对的问题。
从本位话语这一问题出发，我们可以与当代文艺美学的锐意批判者一道，寻求本位话语建立的真正道路，我们应该恢复文艺学所本有的历史文化使命，寻求在东西方文化中的自我位距和价值位置。“本位话语观”，即要求文艺美学的“阐释者”，站在交流语境的立场上，对文艺美学问题进行独特反思和现代理性选择，从而形成民族精神的独创性话语表述。“本位话语”，不是自言自语，更不是痴人呓语，因为本位话语既是承继思想历史话语的现代言说，又是对文艺美学问题的独创性和当代性解说。这是一个“照着讲”和“接着讲”相统一的文艺美学话语系统，在《魏晋美学与魏晋文化》一文中，我对此作了具体论述，参见《杭州大学学报》1996年第1期。离开了历史的交流语境，本位话语，就是无根的私人话语；这种话语，或者神秘无人可以理解，或者浅白不值一提；拘泥于历史语境的本位话语，是无心的话语，不过是死者留下的“活口”。既要立足于历史的交流语境，更要进行话语的独创性阐释，这才是本位话语的真谛；本位话语，强调话语创造的民族性与世界性、古典性与现代性的辩证统一。正因为存在这些困难，本位话语使许多人造成了误解，不少人以为本位话语，只是历史话语系统的花样翻新，或者只是后现代话语范畴的新创，显然，这是浅见，但是，这种浅见，在当代文艺美学中影响甚深。“理论对话”，离不开概念和范畴，离不开概念和范畴的界定与划界，但是，对话是关于问题的对话，不只是范畴的解释和沟通。如果对话本着各自的语言哲学所言，就不可能进入思想的内部，达成存在的真正理解，只能永远处在问题之外。概念范畴的澄清，离不开对问题的解释，只有在澄清问题和确认基本问题的过程中，才能真正澄清概念的内涵，形成真正的“对话”。柏拉图的对话，呈现了原初的思想活动过程及其创造性价值，很有必要进行深入的思考。柏拉图意义上的“对话”，应该构成当前美学对话的理论启示，如果是游离于问题之外或外在于问题本身的思想对话，即使概念条分缕析，依然无济于事。因此，本位话语的建立，概念和范畴的界定，不是首要问题，对文艺美学理论问题本身的接近，才是本位话语重建的关键。
一旦明确了文艺学的根本问题，包括文艺美学的历史问题和当代问题，本位话语，就不再外在于文艺美学本身，而是成了文艺美学问题的某种谈论或表达。这是文艺美学对话的前提和基础，正因为是契入问题而不是游离中心，所以，本位话语的创造性义蕴便显得突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