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形式，是所有的艺术共有的外部特征，它是艺术的客观现实，是艺术创作中最具优先性的问题。正如我在前文谈到的，艺术体验与艺术想像，在文艺活动中，具有源发性位置，只是由于它具有内部语言和内部形象特征，而且，具有艺术实践的不确定性，所以，在文艺美学中，次于艺术语言的优先地位。通过艺术语言和艺术形式，我们应该最大限度地还原文艺创作中艺术想像的共性与个性。也就是说，创作解释学或创作心理学，在文艺学中的特殊地位和重要意义，应该给予充分重视。中国文论，几乎就是对文艺创作学的探讨，这不仅因为创作是文学活动的最重要一环，而且，因为创作本身具有无穷的机密，作家的自由个性需要揭示。从某种意义上说，创作学的探讨水平，代表着文艺学的最高规范；创作学的这种特殊价值，绝不是偶然形成的，这是因为创作学，不仅是理解创作和文学的重要途径，而且是确立文学的审美规范和形式定律的最佳途径。不理解创作，就无法理解文本；不理解创作，更无法进行批评。文学创作论，不仅力图将创作心理进行还原，而且力图将作家的记忆、生命体验、生命创造、价值取向予以理性心理学和本体论的阐释。更为基本的是，创作学就是对文学的独创性、文学的形式意味、文学的语言法则、文学的隐喻和象征意义进行美学的阐释，这就等于说，创作解释建构起了一个立体的作家心理世界。20世纪80年代中期，中国理论界在创作学方面取得了比较多的成就，那种既联系文本的艺术世界又联系作家的心理世界的理论分析，无疑能够极大地开启人的心灵，并指引人们前进的道路。因此，对文学创作解释的展开，也是顺着自然的逻辑的思维路线前进。
正如前文所述，语言与创作的关系，是其重要问题。作家与普通人一样，正是在语言的习得过程中，获得了对世界的直观理解；作家的全部精神记忆，都可以用语言来同构那心灵的意象。离开了语言，作家心中丰沛的生命形象就无法进行艺术表达，可见，语言思维，在作家那里是极为关键的；文学创作解释，必须重视作家语言的研究，这一点，应不同于语言学家的工作。布龙菲尔德指出：“文学，不论是口语形式，还是我们现在习用的书写形式，总是由优美的或者其他出色的话语构成。研究文学的人，细心研究某些人的话语，只关心其内容和异乎寻常的形式特点。语文学家的兴趣更广些，因此，他涉及他所阅读的材料的文化意义和背景。语言学家可不然，他一视同仁地研究所有人的语言。一个伟大作家的个人语言特点，有别于他同时同地的普通言语，这对语言学家来说，并不比任何个人的言语特点更饶有兴趣。”布龙菲尔德：《语言论》，袁家骅等译，商务印书馆，1985年，第23页。作家的语言思维，是内部的形式；这种思维的内部形式和深层结构，必须转化成语言的外部形式和表层结构，因为语言的运动贯彻在作家的整个心灵过程之中。
语言意志，不仅涉及艺术形象的自由表达，而且也涉及思想价值的自由呈现。具体说来，没有强大的语言意志，艺术家的充实的生命形象就会受到压抑；同样，没有强大的语言意志，艺术家的思想表达就不可能显示出存在的深度与精神的隐秘。语言建构起作家的全部思维空间，激活了作家的全部生命记忆，富有生命的内心情感形象，等待喷薄而出。语言的激烈冲撞，构成内在的激情；内在的激情，又等待语言来加以宣泄，大有势不可挡、雷霆万钧之势。作家与生活，作家与历史，作家与人民，作家与经验的全部关系，都表现成生活与艺术、生活与语言的关系，因而，维特根斯坦的“不要想，而要看！”“能看见正在眼前的东西是多么困难啊！”这些理论是有现实意义的。作家对人生的全部理解，通过语言感知，通过语言来表达，因而，语言对于作家来说是极为关键、极为根本的。它不仅能体现作家的内在才情、作家的巨大创造性，而且能体现作家的情感观念、生命意识、精神判断和价值取向，作家因而获得对生活、对生命的理解，进一步说，作家因语言的自由而获得了文学的生命创造价值。语言的组合、语言的创造，在创作的自由阶段是呼之欲出的东西，它是生命的自由，而不是语言的拼接。作家的内心活动能够把握语词的全部情感含义，揭示它所蕴含的象征意义和神秘意义。语言找到了它的特殊通道，就变得驯服、乖巧、灵性，它不再是僵硬的、孤独的、冷漠的、无言的对话。它与人亲切地交流，成为生命的一个重要构成部分，对象化了的人的全部本质力量，在对象世界中确证自身，表现自我，获得自由。因此，创作的自由是语言的自由，创作的痛苦，往往也是语言的痛苦，只有掌握语言机密，创作的价值和意义在文学中所表达的美，便会获得充分的理解。
语言的自由流动，构造了形象和思想、意境与故事，最后，显示出文体的特性。从文学语言创作意义上说，文体创造与突变，显得非常重要。在僵硬的文艺学结构中，文体是以体裁论出现的，这种看法，外在于作家，外在于批评，其实，也是对文学自身的深刻的误解；在真实的文学艺术创作中，文学创造，离不开文体创造；文体是整体的、生机灌注的艺术生命体，它不再是孤立的、断片的语言，而是一个有机的生命整体。它是语言创造的结晶体，也是文学的具体形式的抽象，更是在语言的高度综合和全部把握之后呈现出来的生命形态。文体的独立性，往往是独立的生命形式的表现，因此，每一文体都有独立的特性。从文体的类型来看，诗、小说、剧本各有其精神独立性，它带有基本的语言特性；这种文体本性，是历史形成的，也是历史存在的，它与人的内在生命结构相沟通。诗是感悟的爆破，它直观地悟透世界和人生；小说则是生命的历史记忆，犹如奔腾的江河，有其开端，也有其终端，在整体行程中显得波澜壮阔；剧本则是诗与小说的结合，在一个特定的空间中，通过形象来强化生命冲突的意义，并着重突出悲喜剧所具有的现实力量；散文则是生活的随意感受、生命的某种片断领悟和生活历史的手记，文学文体中积淀了无数生动的形象，体现出艺术家的无限自由意志与美感意志。
从文体本性来说，这些基本的文学文体规范，又具有各种各样的变体，但是，在本性上，它们是统一的。这种历史地形成的文体，经过了无数代人的丰富和改造，终于形成多元化的文体时代。西方诗学，习惯于从文学的本质特性出发来界定文体，把抒情文学、叙事文学和戏剧文学看作是文学文体的三大类型，这是从文学本质出发所作的界定，而不是从文体的外在结构与内在灵性统一来界定的。因此，在创作和批评中，中国人乐于采取“四分法”，因为它坚持了事物的本性，保持了事物的原貌，当然，对本质的透视，也是文体区分的关键。我之所以反复强调文体的意义，这不仅因为文体具有独立的形式特征和文本特征，而且，因为文体决定并制约着作家的想像。作家对这种文体的掌握，是出自对潜在的生命本性之偏爱和热爱。由于文体涉及具体的语言，话语方式，隐喻，叙述者，抒情主体，体验流，同时，还表现为意象的构造，意境的创造，情节的构造，这些具体的文学元素，成了文学不可缺少的有机组成部分，所以，文体又是一个生命活体，它需要作家表现出潜在的无穷智慧。没有这些元素的独创，就不会有文体的独创、情节的独创；没有语言的独创、情景的独创、意象的独创、情节的独创、意义的独创，就不会有文体的生机与活力。文体是变化的、流动的、发展着的生命形式，作家的全部情感、思想都围绕着文体而展开，表现着文体的特性，因而，这是语言发展的必然结果。
在生命创造活动中，在艺术的语言创造的过程中，形象生成和意义生成，是文学创作意志表达的最核心内容。文学创作，从基本表现方式来看，是语言的自由流动，而从精神体验来看，则是形象的构造和意义建构。在作家的内在精神体验过程中，文学更是活态的图像：图像记忆先于语言记忆，图像记忆优于语言记忆。画家直接将图像记忆转变成视觉图像，而作家则必须将图像记忆转变成语言符号；语言所具有的二重性，唤醒声音图像，唤醒概念意义，说明这种无言的具有生命启示性的神秘的图像所具有的力量。图像记忆转变成语言符号，绝不是一个简单的过程，它需要作家整体地赋予对象以声音、语言、对话、动作、心理、活动、历史，也就是说，通过语言形象复活存在对象的生命，复活生命存在者的生命情感与意志。作家所构造的形象，是通过语言一点一滴逐步完成的。语言构造形象也并非十分困难，在人类的语言思维过程中，早就学会了用词语去抽象具体对象，通过词语便会唤醒对象。因而，文学创作，语言与图像之间，是天然地联系在一起的：形象在时间进展中完成，在语言对话中完成，在内心独白中完成，在行动本身中完成，在意识流中完成，在旁白和叙述中完成，在情感抒发中完成。语言形象的创造，特别离不开时间与空间的设置，人物关系和社会冲突的表现，内心独白与情感表达的和谐，人与事，人与物，人与词，人与心灵构成了艺术的生命空间。艺术形象，作为创作者的自由意志体现的复杂生命形象，就是艺术的秘密所在，也是艺术的无穷力量所在。
透过文字语言的表层结构，解释者向意义与思想层面攀援，便会把握到一个内在的空灵的实体，意义往往就在于形象本身。通过构造形象，并将形象本身交给读者评判，这是文学意义的实现。通过构造形象，并将形象本身的生命活动、生命感受直接呈现出来，这是文学的意义。创造艺术，便是创造理解世界的方式；创造意义，便是构造生命形象。它通过启示来说话，通过整体思维来领悟，通过文学的精神整合来确证天道、人道和生命的不朽意义和永恒的价值规范，此时，真、善、美，便落实到具体的形象构造之中；爱、恨、恶、丑，便落实到具体的形象运动之中。形象表达着全部的意义，成为文学异于其他精神科学的独有的创造方式。借助语言来进行生命的探索，生命可以有具体的感受，它由具体的欲望和要求，具体的希望和理想，具体的活动与精神原则所构成，但是，生命的本质意义，不在于外在生活表象本身，也不在于作家对生活的语言还原和情景还原，而是必须通过形象体现出作家的主观意图。
文学文本的诞生，是一个神秘、感性、具体而又复杂的艺术过程，它是母语创作者认知生命、想像历史、回忆往事的过程，也是母语创作者情感与生存意志的自由体现。生命的意义，并不直接写在书中，它通过形象来表达；作家对生命的理解，通过语言形式来凝定，过于强调写作方式对于创作的意义，是极不可取的；生命的思索，不是技法能把握的，它需要对整个人生有深刻的领悟，需要作家与其他的人类精神科学相沟通，因而，语言创造本身，不是孤立的精神活动，而是有着广阔的历史语言和思想话语空间。语言的思索，是生命在场的思索，是想像在场的思索，也是贯通历史现实的思索，这就使文学创造具有了理性的精神意义。它绝对不是简单的形象和现象还原，必须借助思想来虚拟，来假定，来创造。人类世界的现实和未来，如何可能？具体的生命存在如何可能？生命的幸福和自由如何可能？生命的喜剧和悲剧如何可能？这就需要作家的深度探索。于是，艺术符号和文学形式，往往也就展示了一个巨大的历史空间，它是无定性形的，面向未来的，作家的全部开放视野和开放精神，也就展示在这种历史的假定中。文学创作必然是深邃无限的，一个富有创造力的文艺理论价值形态，必须对创作论和主体创作意志有深刻而独到的发挥。
2.3.4.艺术形象的生存意志与文学批评家的评价意志
艺术家的自由意志要受到历史文化的挑战，当艺术家的自由意志对象化之后，还要受到批评家的评价。艺术创作者不断地创造新的艺术作品，在艺术品中，生动而具体的历史文化形象呈现出独特的生命历史文化意识。艺术形象与生活形象，艺术形象与生命象征，让接受者能够感领到生活的意义与生命的价值。艺术形象与艺术作品，艺术形象与艺术语言，构成了文学艺术的本体。在艺术活动的整体运行过程中，通过艺术作品的中介，把艺术家和读者联系在一起，把艺术家和批评家联系在一起，批评家作为文学艺术活动中另一个重要环节，自然要对文学作品形成综合而深入的评价。批评家的自由意志，是思想的意志，是文学追梦的意志，不是现实创作的意志，因而，批评家的意志可能变得毫无道理，它要求艺术家“必须如何”，否则，它对艺术家就没有好的评价。批评家的意志，可能会影响作家的意志，也可能影响不了艺术家的意志，从根本上说，批评家影响不了作家的意志，它只是对文学创作具有潜在的影响。当艺术家处于学徒期时，可能受到批评家意志的影响，但是，当艺术家走向成熟之后，批评家就不能影响作家的意志。作家永远按照自己的惯性创作，它只害怕读者与接受者，并不畏惧批评家的思想意志，但是，批评家的自由意志，能够影响作家在文学史上的地位。批评家决定不了艺术家的意志，但是，批评的文学形象解释与文学价值反思，让艺术形象的价值得到不同程度上的发挥。在文学活动中，批评家的意志与艺术家的意志，不是互动的平等的，而是两条道上的意志，他们在各自的思想意志中完成着自我的生命价值确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