孩子的爸爸插队落户，
孩子的妈妈一时糊涂，
可怜的孩子没有活路，
恳求好心人照顾照顾。该篇在当时有好几种流传版本，某版本中有“孩子的爸爸公社干部”句。
又如针对老干部遭整肃和排挤而造反派却大获升迁（进入中共中央、国务院各部门）的现象（有具体的人和事）而讽刺说：
造反派，直升飞机换火箭，
昨天入党，今天中央委员。此篇约流传于中共“十大”前后，讽刺（当上“中共中央委员”的）一批造反派头目，事实上又主要讽刺由毛泽东扶植的“中共中央副主席”王洪文。
长征苦，二万五，不如跳支芭蕾舞。此篇约流传于“四届人大”前后，具体刺“文化部副部长”、芭蕾舞演员出身的某人。
喊声“谢谢妈”，当上副部长。此篇约流传于“四届人大”前后，具体刺“文化部副部长”、京剧演员出身的某人。
再进一步，终于出现了政治色彩更浓烈的即直接斥责极“左”领导人（主要是后来被称之为“四人帮”流者）的篇什，典型的如属于“天安门革命诗歌”之一的《黄浦江上有座桥》摘自《天安门诗钞》（有不同单位翻印的各种版本，文字或有不同）。按：在粉碎“四人帮”后，又流传一篇：“江干了，桥断了，乌龟王巴完蛋了，造谣（姚）公司解散了”（题“完蛋了”，刊《民间文学》1981年第3期（署“张海泷搜集”）虽内容与之相近，但表现技巧似不如前篇。，细细品味，还真有点“颍水清，颍水浊”的韵味：
黄浦江上有座桥，
洪水冲来桥动摇。
请示周总理：
此桥是拆还是烧？
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的人或许都还记得，除了讽刺性谚谣，当时还有两样语言形态的东西是人们所津津乐道的：一是苏联的“政治笑话”，因为它往往对当时现实含有某种影射性，可以令人会意一笑；二是所谓“小道消息”，因大都是贬斥“四人帮”的，也足以令人解气。这种情况表明，虽然当时的群众自发地大量地编拟讽刺性谚谣的条件尚未成熟，但是，正是苏联的“政治笑话”的普及性流行以及某种程度的仿作“文革”之后，曾出版《文革笑料集》。该书收短篇文稿约300余篇，分为“荒诞”、“权蠹”、“情伪”、“机巧”和“蒙昧”五辑，实际上其中的一些是完全采用谣谚形式的，或文中含有谣谚形式的文字，典型的有《照相馆的“须知”》、《穷过年》、《牛棚之歌》、《知妹之歌》、《江青裙》、《翁意岂止酒》、《儿子送爸上学堂》、《包谷面哪一级都要吃》、《整人诗》、《苦菜花》、《评样板戏》、《钓鱼岛》、《老子扁担第一条》和《理论家的自嘲》等。，为“文革”结束后中国当代的新谣谚（顺口溜）的骤然喷发并形成高潮做了必要的酝酿。
（三）
这里所说的“当代中国民间新谣谚”（顺口溜），其时限正是以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由此标志“文革”结束为开端，下限则为20世纪末21世纪初，大致是1976年至2006年的三十年间。
历史已经证明，并将继续证明，这三十年不仅在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史上，也是在整个中国历史上最重要最辉煌的一个历史阶段，因为它真正引导了中国社会的历史性的转变。可以说，在这一历史阶段中所涌现的新谣谚（顺口溜），其内容题材正是尽可能地反映了最广阔的生活面（社会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教育、文化、婚姻家庭和伦理道德）。还值得指出的是，本时期的不少新谣谚（顺口溜）在形式上也具有旧瓶装新酒的特殊形态，即对历代谣谚中有生命力有意义的东西，结合新的社会现实予以创新性的表现，包括注重社会风俗画面的捕捉与描绘，展现新的意象与意境等。这两者的结合，意味着它们的根本价值，在于对中国优秀的文化传统——诗歌传统的自发的（自觉的）继承发扬与创新。总之，它们作为一个时代的文学印证和语言痕迹，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简直是别一形态的“史诗”。
“文革”结束以来，当代民间谣谚大致经历了如下几个发展阶段：
一、七十年代末（“文革”结束后的一段时间，1976—1980）本阶段里，除了一些概括性追述“文革”时期的社会现象的谣谚（如讽刺林彪的“语录不离手，万岁不离口”等），那些直接触及当前社会问题的新谣谚开始流传（虽然数量还不多），其内容特点主要是对社会转型时期的各种富有重大政治文化意味的社会现象，敏锐地予以描述和揭示。
二、八十年代上半期（改革开放之初，1981—1985）本阶段里，新谣谚流传的数量明显增多，其内容在继续描述和揭示现实社会现象的同时，又初步提出了党风（具体表现为党员干部形象）的问题；值得一提的是，在本阶段，有些新谣谚还被若干民间文学工作者及时地采集并交报刊（主要是《民间文学》月刊）发表。
三、从八十年代中期到九十年代上半期（1985—1995）在这段较长的时间里，新谣谚得到了充分发展，不仅数量持续地扩展，而且质量也有提高，而最值得重视的是，在前阶段所形成的个别母题（就题材内容而言）和母体（就文句结构的体式而言），现已得到派生与衍殖。如在内容题材上，开始明显地集中于党风廉政问题，而其中对各类干部（主要是腐败分子）的画像，以及对于社会阶层的某种视角的划分，简直形成了两大专题。与此相适应，本时期的报刊文章，多有直接引用这些新谣谚来立论的蒋荫楠编著的《当代民谚民谣》（上海辞书出版社，2005年8月）重视书证材料，即所辑录的作品“均见于当代书籍报刊，没有书刊用例的谚谣不收”（《编写说明》），这些书证材料，即“直接引用新谣谚来立论的”报刊文章（习惯上称之为“杂文”）。典型的如：
何满子：《采风》，《了望》1988年第46期。
姚永明：《从一则顺口溜谈起》，《人民日报》1989/6/5。
王蒙：《也算下情》，《读者文摘》1993年第4期。，或者明确提出了关注当代新谣谚的问题所谓“明确提出了关注当代新谣谚的问题”的报刊文章，主要如（资料来源也据蒋荫楠编著的《当代民谚民谣》）：
伏琛：《谚谣与民意》，《了望》1988年第46期。
毛贵民：《民谚、民心、民主》，《中国青年报》1988/12/9。
沈存步：《谚谣的启示》，《南京日报》1988/12/29。
栋林：《透视当代民谣》，《中国青年》1989年第2期。
侯家欣：《民谣、顺口溜与领导工作》，《领导科学》1989年第4期。
沈孟璎：《时代、谣谚、民风》，《青年思想家》1991年第3期。
徐中潞：《对当代社会民谣的探析及伦理思考》，《道德与文明》1992年2期。
刘建民：《民谣与生活变迁》，《光明日报》1993/2/10。
王荧：《流行语中看社会》，《新华日报》1993/3/29。
木摘：《应该编本——当代中国民谚词典》，《报刊文摘》1993/9/2。
贺锡翔：《从顺口溜看大陆公款吃喝风》，香港《镜报》1992年7月号。
王萌：《从大陆顺口溜说起》，香港《争鸣》1994年3月号。。另外，不少当代小说对新谣谚也多有引录（大都是借作品中人物之口说出）当代小说对当代民间谣谚的引录，如贾平凹、王跃文的作品都较丰富。，这一切对新谣谚的流传是一种很大的推动力。
四、九十年代下半期（1996—2000）
本阶段的新谣谚，虽然内容上所触及的党风问题更趋尖锐，但总的说来，由于当时的社会上“荤段子”开始流行并呈取代之势，所以新谣谚（顺口溜）的流传开始退潮（即数量有所减少）。究其原因，主要不是来自意识形态的压力，而恰恰因为是新谣谚自身的传播环境的不良。中下层官场是这类新谣谚（顺口溜）的适宜的传播环境，一本当代官场小说中的两个小官僚话说得透彻：
伍巍说：“在机关工作，不会来几段（荤段子），上了酒桌你说什么？说真的领导不高兴，说假的群众不高兴，说荤的皆大欢喜。”我说：“荤段子皆大欢喜，就是这一条。既维持了场面的热闹，又不会不小心碰着了谁，不然要大家讲什么才好。”阎真：《沧浪之水》（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年10月），第192页。
五、本世纪初（2000年以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