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也是把自己当作共产党的镇长看待的，只是他觉得也只能把这个镇长理解成“当作”。因为这个镇长毕竟是国民党任命的，虽未见共产党撤销，但也不见共产党任命啊。安一直在想一个问题，虽不敢肯定，但一直在想：共产党是要在解放初期的一段过渡时段里，榨干这民国最后一任乡镇长保甲长的油，并在榨油的过程中，对这批乡镇长保甲长进行考量，考量不合格的，交出印把子当平头老百姓去，考量合格的，正式任命为共和国第一任乡镇长保甲长，由此，实现一种软着陆与平稳过渡。想这个问题时，安当然知道，能够通过考量让自己从旧时代乡镇长保甲长蜕身蝶变，从而被正式行文任命为共和国第一任乡镇长保甲长的，毕竟是少数。安愿意成为少数。
安的想法清风拂面，和风细雨。安想到了政治的凶险，没想到凶险到了刑场的程度。
为了让自己成为少数，指导员说怎么干，安就怎么干，不少干，不多干。少干了，指导员不高兴。指导员不高兴，县上就不高兴。县上不高兴，自己就不能成为少数。不能成为少数，失了镇长身阶，先祖会怎么看、族人会怎么看？而干多了，菜、乌就不高兴。菜、乌不高兴，就会破坏自己想成为少数的计划，并且，菜、乌不高兴，也就意味国民党不高兴--国民党的气数真的尽了？万一它卷土重来打个翻天印又咋办？他知道，正是自己这种脚踏两只船静观其变的墙头草态度，以及祥的态度，决定了菜、乌对自己的态度。而这种多重的态度，又决定了安势力与乌势力在同一块土地上形成的还算相安无事、得以和平共处的微妙局面。
为保持这种局面，双方都在克制着，容忍着。安收枪征粮的行动尺度，也是把控在这种局面之下的。
过一九五零的河，安在踩钢丝。
首先是收枪。自卫队的枪是合法的，不用收，要收的是私人用枪。安知道，打蛇打七寸，擒龙先擒王，只要乌交了枪，这事儿就算解决了。为此，他让教官和师爷去了一趟乌宅。很快，镇民就看见乌派人送了几条枪到镇公所。人们不知教官和师爷对乌说了什么，更不知安对二人吩咐了什么，只听更夫传出话来，说二人是天黑净后去的，二人手里拎着一条麻袋，麻袋里有可能是银元，也可能是枪弹，还可能是一颗血乎乎热滚滚的人头。
见乌交了枪，一些持枪待沽的散户也交了枪。指导员看了一眼登记造册的收枪簿，怀疑所收数量与实际数量差之甚远，也不怪安，只说，继续收吧，但征粮可不能这样，征粮一颗也不能少！
征粮就要复杂得多了。但终极指标又很简单，它体现在龙洛地区这块土地的两个方面上：时间和量。对征方指导员而言，时间要短，量要大，最低目标是在规定时间内完成规定量。对被征方群众而言，时间能拖就拖，越长越好，量越少越好，为零更好。
这就是矛盾。对这个矛盾的处理，指导员的方式似有粗暴与简单之嫌。指导员是外来人，又有枪杆子撑腰，因此，他怎么做都有他的理由，都是对的。安自己就不一样了，安在龙洛土生土长，又有多种因素制衡，所以当指导员在前边冲锋，安就在后边做一些修修补补的善后事儿。这样一来，表面看似安协助指导员，实则成了指导员协助安，因为后来的征粮效果在反复说明这一点。这种感觉上的主次关系的转换，似乎又让指导员摆正了自己应有的位置。县里的介绍信写得清淸白白，指导员来龙洛，是来镇公所工作的。而主持镇公所工作的，应该是镇长才是。
很多乡镇，之所以在征粮行动中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总也不能按时按量保质完成任务，就是出现了不左就右，不右就左，怎么都搁不平的问题。
有的土地多的乡保人员，为了自己在摊派公粮时占大便宜，就按人头计量，结果导致了中农以下的大多数人的抵触。有的土地少的乡保人员，为了讨共产党欢心，期望达到吃小亏占大便宜效果，就按土地拥有数计量，结果导致中农以上的少数富人阶层的激烈反对。殊不知，富人阶层人数虽然远远少于无产阶层，但他们表达不满的方式依然是可以闹出大动静的，比如后来的“龙洛惨案”，再后来的“三三暴乱”，那些枪支弹药的来源，那些穷人变叛匪以期一夜暴富的诱因，可以说，皆与包括好些乡保人员在内的富人阶层的慷慨解囊有关。之所以后来共产党的文献把国民党所言的“人民暴动”不仅称为“暴乱”，还称为“叛乱”，主要原因就是因为暴乱分子中很多是已经归顺了共产党的良民、顺民--包括国民党起义人员，包括乡镇长、保甲长。
水平水平，就是搁得平，搁得像水一样平。我们说一个人的水平高，实则是说他判断问题决策问题处理问题搁得平，反之，搁不平，我们就会说他水平低。安的水平是高的。
按县上要求，成立下设有乡村征粮小组和评议小组两个机构的征粮工作队后，安就向指导员建议召开一镇七乡各阶层代表会议，研讨征粮方案。会上，指导员、乡保长、乡绅、农民等纷纷发言，均从自己的角度淋淋漓漓结结巴巴谈了调整公粮负担比例的构想。安在会议开始时，就按人、按地两种计量征粮的利弊，抛了一个提示性的话题，之后，直到会议结束，不再吐一字。第二天依然没有动静。第三天，镇公所有关如何征粮的公告就贴满了各种墙体，与之配合的，还有更夫的金属响器和肉嗓门。
镇公所公布的征粮方案，既考虑了一户人的土地亩数，又考虑了一户人的人员个数。土地因素中，还考虑了土地口岸和质量以及房产和资产，人的因素中，还考虑了人的性别、年龄和健康状况。考虑了人地两因素后，还要考虑这户人家的荣誉和贡献因素，比如有了官阶荣誉的，学位荣誉的，贞洁牌坊荣誉的，以及家里贡献了解放军、自卫队员的，可以适当减小交粮系数。镇公所把对每一户的纳粮考虑，都计算为了具体的纳粮数量。各家各户如有对应纳公粮不清楚不服气的，可到镇公所核查、质疑与抗诉。
对于镇公所那些包含有函数、系数、微积分、概率、排列组合等手法在内的计算方法，没有人能看懂是咋回事，据说后来四川大学的一位数学权威带着一个课题组对此研究了三个月，才把龙洛镇镇公所的征粮计算方法，归结为了一个公式，而这个公式庞大复杂得要用三页十六开纸才能抄写出来。
虽然不清楚公式情况，但各家各户左比右比，还是感到很公平。虽然感到很公平，但还是觉得自己多交了，只不过大家都多交了，于是并无话说。
这是大多数人的情况。少数精明的人还是立即看出了问题的存在，那些问题倒不是计算方法的问题，而是计算所必须依据的原始数据的问题。他们发现有些地主隐瞒了田地，有些佃农少报了田地。对此，征粮工作队发动群众开展了“挤黑田”工作。
工作队向农民讲明“挤黑田”与贯彻公粮合理负担政策的关系，说明佃农隐瞒租用土地，自己获小利，地主富农获大利的道理。有些佃农一下醒悟到从隐瞒田地中得了大好处的东家，原来只施舍了自己一点蝇头小利时，就不平衡兼怨恨了，纷纷或明或暗向工作队揭发东家的狡诈。接到举报，工作队立即对他们东家的田地实施丈量，对举报属实的告密者，立即给予少交粮食的奖励。这样一来，告密者如雨后春笋般大量涌现，连好些佣妇、雇农、无业游民、乞丐等也加入了告密的队伍。还有一些不需要奖励的匿名举报者，他们把矛头齐齐对准了自己的仇家。“挤黑田”工作大获成功。
与此同时，镇公所还成立了本乡催粮队、外乡查粮团，采取分片包干的办法，负责催收公粮。外乡查粮团工作，就是指我乡的查粮团到你乡核查征粮情况，你乡的查粮团到我乡核查征粮情况，如果你查出我少交漏交了三千斤，我就一定要想办法查出你少交瞒交了五千斤！面对查粮团，哪个敢剑走偏锋？
说安的水平高，还表现在他对珍家问题的处理上。珍家也被人密告了有黑田，珍吓得要命，就支了扣儿去找安说情。安好好地用目光把扣儿从上到下摸了几个来回，就说，干爹晓得了，坐、坐，陪干爹喝会儿茶。安在广东会馆西厢房与扣儿喝茶，师爷在东厢房与账房先生对这件事进行处理。处理的结果，挤了珍家的黑田，珍家所交粮食斤数基本不变，告密者所领奖金不变，变的是对珍家除田地外的其他因素的考虑。当然，告密者所领奖金数额，系由珍家额外的纳粮部分转化而来。这个处理，皆大欢喜，只是，安在乎的，仅仅是扣儿的欢喜。
随便你如何说服动员教育，任你如何政策，拒不交粮的人群总是有的。如何处理这个群体？必须下狠手、用“重律”！在这一点上，安与指导员的意见达成了惊人的一致。于是，恐吓、关押、吊打、抄家，直至枪毙等强硬措施出台并得到了不折不扣的贯彻执行。一时间，鸡飞狗跳，骂爹骂娘，鬼哭狼嚎。
安不想对自己的客家宗亲这个样子。可不这个样子，你不交，我不交，大家都不交，镇公所怎样完成县上下达的征粮任务？自己怎样跨过一九五零年春天到夏天这个坎？
征粮终于得以顺利进行，驮运粮食的人流和牲口，一队一队往返在甑子场至简阳，和甑子场至成都的路上。
有几次，驮运粮食的牲口队伍，竟然被一拨持枪舞刀的蒙面大盗给劫了。押运人员轻伤重伤皆有，所幸的是没有死人。安知道是乌干的，但安没有开腔。征粮工作队由指导员总负责，安协助，但二人又有不同的分工。运送粮食是指导员与接运方共同负责的，安的职责是把各家各户的应交粮食，按每月每周每日进度计划征集到位，码放在镇公所的粮仓里。
指导员突然醒悟到，运送粮食如果交给安负责，或许就不会被劫，也就是说，哪怕只有安一个人去送，也不会遇上劫匪。指导员有了与安对换工作职责的想法，可也只是想想而已，较之运粮，征粮岂不是更会让自己难堪？况且，让自己给安下话，这张脸往哪儿搁？思来想去，唯一的招数就是往押运队伍里增添自卫队和向县上要来解放军。
但是，安的水平再高也架不住基本矛盾的迸发。安的全部努力，不过是搁平了横向的左右的矛盾，安永远也搁不平纵向的垂直的矛盾，亦即私人把自己的不想交、却又不得不交的私有粮食，上交给新生共和国的矛盾。这个最基本的矛盾体现在一队一队的牲口，在全镇群众的眼皮子底下，把全镇群众的粮食驮往他处。正是这个最基本矛盾的最直接体现与刺激，加上其他辅助因素，给了窥伺已久急不可耐的菜、乌有机可趁的暴乱炒作题材。而随着“龙洛惨案”的迸发，“三三暴乱”的铺衍，安的所有经营就输得一塌糊涂了。当然，安的这个输，不是安个人的输，因为那个基本矛盾，只与国家机器的运转有关，与安无涉。
引发西南叛匪暴乱的其他因素是指当时共产党地方干部力量薄弱，解放军驻军部队又肩负有改造国民党起义人员、进军解放西藏，及协助地方政府除暴安良、迅速建政等工作，部队力量分散。另外，还有变天给某些人带来的种种不适应，如富人、烟鬼、信众、僧侣、嫖客与妓女、职业土匪、风水师、帮会人员等，这些，都让国民党潜伏特务有机可乘。
禾、扣儿为俊的队伍带路平定“龙洛叛乱”后，奔逃至成都，又绕道去了简阳的指导员，第一时间回到了甑子场。
指导员回到甑子场，带来了上级的新精神。新精神是根据新形势提出的新任务。按照新任务的要求，镇上乡上立即分别组建了由数十人构成的治安委员会，委员会成员由包括贫雇农、教师、民主人士在内的各阶层人员担纲。委员会的主要职责是维护地方治安，协助征粮、剿匪工作。之所以在这项工作中纳入了大量教师参加，是考虑到了教师的知识能力与喉舌作用。同时，驻县解放军也抽调班排长加入到了工作队中。
此前，由地方干部与自卫队组成的征粮工作队到各乡、村开展工作时，各地还有国民党特务暗中勾结叛匪武装，流窜骚扰，社会治安很不稳定，一般群众对共产党的政策也不了解，下乡征粮不但任务艰巨，生活艰苦，还有很大的身体和生命危险。
为完成征粮任务，工作队排除干扰，深入各乡村广大农民群众中，采取个别走访与召开乡村农民大会、贫雇农代表大会和妇女会相结合等多种方式，向广大农民群众宣传征粮政策，使广大农民群众充分认识征粮工作的重要意义，了解自己在征粮工作中应尽的义务及计征数额。为了消除广大农民群众对叛匪刀枪的惧怕和恐慌，在大力宣传征粮工作的同时，积极向广大农民群众表明人民政府彻底剿灭匪乱的决心，消除群众惧怕匪乱卷土重来的顾虑，提高交粮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在召集地主、富农和乡保人员会议时，向他们讲形势，要求他们拥护共产党的政策，将功补过，讲效果，见行动，多纳粮，少说话。
征粮工作队好些成员都是“大老粗”，让他们出一身蛮力揪出藏粮的人，抓回逃粮的人，挖出地窖里的粮缸，把一麻袋一麻袋粮食往牲口和鸡公车上放，个个都是能征善战的行家里手。可要让他们将上下嘴唇啪拉拉碰撞成让对方基本能听得明白、听得下去的语词，那就真个是折杀他们了，个个的蔫巴样如骟了一般。所以，镇乡征粮工作队下乡开展的所有宣传动员工作，都是教师宣讲分团完成的。
教师宣讲团是县上组织一百多名思想进步的优秀男女教师成立的，各乡镇的分团系其分支机构。
扣儿没入选教师团，当然不是因为她长得太优秀。长得太优秀对宣讲效果肯定是有利的，不利的是，一般来说，长得太优秀的年轻女人，总会给她自己和她身边的人，带来许多意想不到的危险。工作队的危险够多的了，工作够忙乎的了，不要太优秀的女性，就是不想再添危险，或者为再添的危险付出更多的忙碌。
扣儿没入选，主要是因为作风出了问题，思想不够进步。扣儿连当教师的资格都还悬着，入选没有她的份，也是自然的事。不过，没有她的份不意味着没有她的事。
凤梧书院一男一女两位青年教师抽去宣讲了，他们的工作就暂由另外两位教师兼了去。但这两位教师兼的仅仅是露脸上课的事，号作业的事他们不管。院长说，号作业的事就由你来做吧。扣儿见院长给自己派了这个不添薪水只添工作量的活儿，不但不恼，反而满心欢喜。扣儿想，这样的工作，虽说属隐蔽战线，但起码让自己靠近了学生一大步，这多少让自己这个勤杂工又有些像一位人民教师了。像教师了，就说明自己的作风没有问题，起码没有长舌婆们传的那么严重，那么恶毒了。
四
“一村一大”后来告诉我和陌生人，她找我们都找了两天了，急死她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