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前，为了给自己的花痴生活设置一个美学课题和实验例证，安对扣儿进行了相对耐心、漫长和审慎的打造与培育。自己精心设计的计划，被胆大妄为的鱼儿斜刺里闯来，进行了毁灭性破坏后，虽然痛苦得不能释怀，但他终究还是放下了。事实上，放没放下只有他自己清楚。他以为自己已经放下了，可令他自己奇怪的是，他对所有与扣儿发生联系产生关系的东西，依然有兴趣知晓、依然那么关注。甚至，有些东西，还让安心里有一种隐隐的痛。
而安以前不是这样的。在安那里过过身的女人可谓不计其数，安都是说放下就放下，从来就没有过说放下哪个女人、却没有放下哪个女人、哪个女人时不时还在他心里像蛇尾一样搅起一阵隐痛的涟漪。
安不由得开始重新审视起自己的美学课题和实验例证来。他最仇恨扣儿的时候，是扣儿正与摧毁他庞大复杂工程的那个鱼儿男欢女爱的时候。那两天，当他把自己的满腔仇恨洒在那个小地主婆和一个雏妓身上时，两个女人都出现了同一种状况：气喘吁吁，面色潮红，大有受宠若惊之感。不同的是，小地主婆完事后舒服得哭了一夜，雏妓完事后舒服得笑了一宿。
后来，当安正考虑该不该把那个摧毁他庞大复杂工程的鱼儿，摧毁得更合适些，鱼儿却被解放军的炮火给彻底摧毁了。到这个时候，他那种撕心裂肺的痛竟少了许多，他发现，自己原来真正仇恨的大主顾不是扣儿而是鱼儿。后来，也就是禾到来后，又惹得他进一步对扣儿进行了考量。于是，他进一步发现，自己的那个庞大复杂的工程也是可以修补的，破坏一尺就修补一尺，破坏一斤就修补一斤。到这时，安已经把扣儿当作自己的私人用品。对自己的私人用品，安从来就有一种与生俱来的洁癖，谁也不能动，蛋不能，鱼儿不能，禾也不能。
对敌人的挑战及对女人的同情心，构成了安的宿命，这个宿命注定了他必与扣儿发生关系，避不开，逃不脱，一条道走到黑。
二
安的宿命来自于他的血脉--先祖的血脉、客家的血脉。
当然，也包括扣儿的、鱼儿的、蛋的、珍的乃至乌的宿命。
如果不了解客家，我们恐怕很难拨开那些影响了故事走向的叽里呱啦的语言、遍布东山的层层叠叠的土围子和碉楼等，带给我们的晦词、险词、生词和重重迷雾。
我对客家是了解的。为迎接世界客属第二十届恳亲大会在甑子场举办，我与两位朋友写过一本书，叫《天下客家》（四川辞书出版社2005年10月版）。这次，在采访扣儿婆婆和龙洛镇的过程中，我发觉当年我对客家的了解还有失浮躁，对某些细节性的东西把握得不够准确。这样一想，就为书中某些文字的草成，尤其是对成都东山地区缺少血性和心跳的公文式叙及，感到脸红了。
有了曾经的了解和现在的了解，我就有把握对诸如何为客家、中国内陆成都东山的客家从何而来、“湖广填川”是咋回事、客家有哪些特点等，向读者作出尽可能到位的交代。作了这个交代，你或许就会理解龙洛镇的神秘和甑子场人物的怪癖。
那是两三百年前的事了。四川盆地居民的祖先一定看见了这样一些场景：一队一队的人，一族一族的人，牵小扶老，拖儿带母，肩挑扁担，手推鸡公车，说着“土广东”话，从闽粤赣出发，翻山越岭，涉水趟河，一路走来，散落巴山蜀水间。面对这个场景，川人的祖先那时也许并不惊奇，他们在田间劳作，擦汗的时候说：那么多荒山野岭空着还是空着，再说皇帝都发了诏，来了就来了噻，有啥子稀奇的嘛。
两三百年后的川人后裔，如我，就不一样了。我在电脑液晶显示屏上敲字、想象、大发诗兴：那些土广东队伍，多像入川的黄飘带呵！
我为这个发现兴奋无比。黄肤色客家人在全世界整村整族的迁徙队伍，寻找新家园的姿态，远远望去，肖似“地球上的黄飘带”：绝望又希望，艰辛又愉悦，悲壮又美丽……
是的，客家正是在迁徙中形成的。从晋代开始，为避战乱、躲天灾、奉皇命，世居中原的客家人经过五六次迁徙后，从唐宋年间开始，聚居在了地博人稀的闽粤赣交界处的崇山峻岭中。正是在唐宋时期，正是在这个遥远、偏僻而相对封闭的“南蛮之地”，经过相当长一段时间的生息，由中土世族衍变而成的汉民族八大民系之一的客家民系诞生了。
客家之称，是相对于“南蛮之地”上的原住民而言的，是土著对外来者的统称。渐渐地，习惯成自然，客家也成了那群中原外来者的自称。
后来，因为客家人拚命繁殖的能力与拚命开垦的能力旗鼓相当，“南蛮之地”不仅不再荒凉，反而变得人多地少起来。土著对外来者不仅不再友好，反而常有土客之间的械斗骚扰官府。官府被骚扰得烦不胜烦后，就纷纷向当朝皇帝递奏折，恳请皇上把他们所辖地盘上的人迁出一部分。直到康熙七年，四川巡抚张德地向朝廷上了奏折后，皇帝终于准奏，曾经的“南蛮之地”就此开始了由官方发起推动的大规模移民运动。移民的线路主要为两条，一条去海外，一条来四川。
现在，九千万客家人遍布在世界各地。客家人被称作东方的“吉卜赛人”。他们骄傲地宣告，这个地球上，哪里有太阳照耀，哪里就有客家人。
清康熙四十八年的一天，一个叫陈祥钦的壮汉偕兄弟二人从湖南省宝庆府新宁县走出，望四川而来。兄弟三人疲惫的脸上漾着希望的春光，他们似乎看见了蜀地肥沃而荒芜的土地，看见了秋天的粮仓。陈祥钦落户四川乐至繁衍至第九代时，陈家出现了一个响当当的人物，他就是共和国元帅陈毅。陈氏三兄弟的迁川之举，正是发生在清代初年的那场浩大的“湖广填四川”移民运动的产物和无数实例中的一个。
明朝洪武十三年，邓小平的祖先从江西吉安庐陵迁至四川广安。清代初年，朱德的祖先从广东韶关迁入四川仪陇县马鞍场，聂荣臻的祖先从江西迁至贵州又由贵州迁至重庆江津，郭沫若的祖先从福建宁化迁至四川乐山，韩素音的祖先从广东梅县迁至四川郫县，刘光第的祖先从福建汀州府迁至四川富顺，张爱萍的祖先从湖北麻城孝感乡迁至四川达州罗江，李宗吾的祖先从广东梅县迁至四川富顺，刘子华的祖先从江西迁至成都东郊洛带，巴金的祖先从浙江嘉兴迁至成都府，李劼人的祖先从湖北黄陂迁至成都府华阳县，艾芜的祖先从湖北麻城孝感乡迁至成都府新繁县……
“湖广”究竟包括哪些地方？好些人凭字面理解认为它包括湖南湖北“两湖”和广东广西“两广”，其实不然。元代时，“湖广”作为“行中书省”，其范围包括现在湖北省武汉附近一片、湖南全省、贵州省大部、广西壮族自治区全区、广东省西南部以及海南省，即两湖、两广和海南。从明代至清雍正元年，“湖广”范围为湖北、湖南二省。雍正元年以降，湖广行省被分为湖北、湖南两省。我们现在说的湖广，即指湖南、湖北两省。
何谓“湖广填川”呢？
历史上有过两次“湖广填川”：第一次在元末明初，高峰期在明洪武年间；第二次在清代初期，从顺治末年始至嘉庆初年结束，高峰期为康熙中叶至乾隆年间。第一次主要为民间自发行为，第二次主要为官方推动。我们通常说的“湖广填川”指的是清代初期的“湖广填川”，因为它在历史上的影响大大超越了前者。
明末清初那场长达四十年之久的兵燹之灾，使四川经济遭到几近毁灭的重创，人丁锐减到“阡陌百里，荒无人烟”境地，成都平原几成虎豹出没之地。“湖广填川”就是由清政府在湖南、湖北、广东、福建、江西、云南、贵州、广西、陕西、山西、山东、浙江、江苏、安徽十四个省范围内推行的一场移民填四川的宏大运动。由于移民中湖广人所占比额最大，最具代表性，故将这场大迁徙俗称为“湖广填四川”。
四川包括巴蜀文化在内的地域文化在明清时期因战乱、天灾、瘟疫导致原土著人口几近灭绝而被清场的同时，又在两次“湖广填川”运动中获得重新洗牌。因此，正是清初的“湖广填川”大移民运动为四川地域文化作了最后一次铺底和构建。
清末，成都巷头街尾流传着一首《竹枝词》，唱词说：
大姨嫁陕二姨苏，
大嫂江西二嫂湖；
戚友初逢问原籍，
现无十世老成都。
“湖广填川”不仅填来了人，还填来了红薯、甘蔗、海椒、蕃茄等农作物和一些生产工具。今天，“川味正宗”中最受赞扬的三绝：川菜、川酒、川剧，也都是在清代融合外地传入的多种成分之后发展起来的。
仅仅上溯十二、三代，我们就会看见大半个中国的土地上，那些一队一队跪别宗祠后从原乡出发的迁徙人群，举着“奉旨填川”旗幡，怀揣过关路牌，挑着祖骨和族谱，扶老携幼，披星戴月，望四川而来。落担巴蜀后，他们插占土地，拓荒垦田，生儿育女，建起了自己的家园。其情何等英雄而慨慷，其势何等宏大而壮丽！
三百年过去了，这场运动为四川引进和留存了二百五十余万的客家人，并使其成为了中国西部地区客家人最多的省份。而成都东山地区更是客家聚居地，被客学研究者称为“客家方言岛”。那一部部泛黄的家谱无不印证一个事实：他们的先祖来自粤、来自闽、来自赣。
在东山地区，客家人没被称作客家人以前，被称作“土广东”；他们说的话，被称作“土广东话”。在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渐次涌入东山的“新移民”眼里，“土广东”似乎成了东山的土著，“土广东话”似乎成了东山的正宗方言。我发现，在东山地盘，就语言氛围而言，完全有一种在南国的感觉。
口吐统一方言、山歌清亮的客家人，其信仰、俚俗、精神生活是复杂的，施加在可视物上，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除婚俗、清明族会和坝坝宴外，是老屋旁茕茕孑立的“风水树”，妇人那双永不裹缠的大脚，一根根直指蓝天的生殖图腾柱，威严浩大的祠堂与沉沉的家谱，普遍的“拣金葬”习俗，高高耸峙的碉楼，以及赫然铺排的庞大的土围子。
在此，我想着重描述一下客家人的语言、“拣金葬”习俗以及碉楼与土围子。
客家人有自己的语言，却没有自己的文字。因为中原土话，被客家人带去闽粤赣交界处的崇山峻岭中并一代一代口口相传活化石般很好地保存下来，故，我们现在听见的客家话，正是正宗的“唐宋官话”。龙洛客家话不仅带有唐宋遗音，还夹杂着广东梅州的音调。他们把“一日三餐”说成“食朝、食昼、食夜”，把“昨天”说成“秋晡日”，把“洗脸”说成“洗面”，把“穿件外衣”说成“著件面衫”，把“堂屋”说成“厅下”。你看，这些彬彬有礼的文皱皱的客家话，象、俊等解放军听不懂，不足为奇。
列宁说过，一个无产者，不管命运把他抛到何方，他都可以凭《国际歌》熟悉的曲调，找到自己的战友和同志。对于客家人，他们也可以说，不管命运把他们抛到世界哪个国度，他们都可以凭客家话熟悉的音调，找到自己的族人和宗亲。
客家人把自己的丧葬习俗称为“拣金葬”。具体为，人死后进行第一次葬，目的是让尸体在土中除水、骨肉分离。之后，一般为两三年，选好再葬的风水宝地，择定吉日良辰后，将骨头从土中刨出，擦拭干净。待做完拜祭等仪式后，就搬来一大一小两个土坛罐，先按死者生前的人体站姿，从脚趾到头骨，把散乱的骨头一根一节一块地拼装入一个大坛内。拼装过程中，一定要保证颈骨的直立，此，被客家人谓之“硬颈精神”，即，就是死，也绝不向命运低头。
在大坛中装好死者的骨头后，就开始在小罐中装入死者的魂灵。客家称装骨头的大坛为“金坛”，装魂灵的小罐为“罂罐”。封坛闭罐下葬成坟后，如果阖家兴旺、运势良好，就算丧葬完毕。
如果家道不畅、人丁不兴，则再一次刨开坟墓，起坛搬罐，另择方位风水下葬，此为“第三次葬”。如此这般，直到家人发达为止，方算丧葬结束。由此可以看出，客家人对祖宗是如何的迷信与崇拜！正因为此，安每遇大事，必去祖坟通冥。
土围子又称土楼、围龙屋，有椭圆、圆、正方形、矩形等几种形态。它那一圈巨大的封闭墙体，既是军事城墙，又是客家人的房宅。墙体围合的中空部分，大多为旷坝，也有在旷坝上建若干小房舍和碉楼的。土围子上按城墙式样开有“城门”，其墙上窗口很小，除通风、采光功能，还可用来观测敌情以及打枪、射箭。墙体上方，设置有村丁的作战工事和若干炮位。土围子外边，有农田，也有房宅和碉楼。碉楼是一种石砌的碉堡式的塔楼，既可用来居家，又可用来军事防御。
如此大创意大手笔的设计与布局，让客家人过上了和平时期则马放南山、战时状态则退守城堡的安逸的两栖生活。毛泽东在土地革命时期写的文章中，多次提到过土围子--那时，农民和农协最喜欢做、又最难做的事，是打土围子。
啸聚在闽粤赣交界处崇山峻岭中的客家王国其实也是一个军事部落。部落中有作战工事、各种武器和具有一定军事能力的队伍。他们把作战工事与居家房宅结合起来，把各种武器与柴刀、猎枪等劳动工具结合起来。至于队伍，当然是荷锄即农夫，扛枪即战士。他们与拥立山头霸地一方、白天务农晚上从匪的半职业土匪相比，唯一的不同点是，不抢劫不明财物，不杀富济贫。他们抱守的信条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拒之。所以，对于贸然闯进他们部落的武装力量，不问青红皂白，一概以武力抗拒，直到赶走为止。唐宋以来，这朝那代，他们一直这样。这，就是作为“闯入者”的共产党解放军在东山土地上得到不友好待遇的重要原因。
如今，最完好最典型的客家土围子建筑存态矗立在福建省的龙岩永定。据说，当年一群美国科学家，对着卫星拍回的庞大而怪异的永定土围子照片研究，竟认为那是外星人在地球上建的什么基地！
陌生人对客家是不了解的，正因为不了解，所以她对我与扣儿婆婆关于客家这一话题的讨论，表现出了浓郁的兴致，当然，她的兴致也很能满足我的虚荣，我就越发侃侃而谈起来。
毫无疑问，土围子和碉楼正是闽粤赣地区客人与土著为争夺土地所有权而发生一次又一次械斗的产物。而成都东山地区的土围子和碉楼正是这一地区的客家先祖们血脉性的防御惯性使然和对敌斗争、抗粮抗税的延伸物体。
同时，我们也可以得出一个相悖的结论。大胆迁徙肯定是客家人勇于放弃过去、挑战自我和赌博未来的进取，筑造土围子和碉楼也肯定是客家人护卫家园和不意开疆拓土的保守。难道正是游牧和海盗般的掳掠文化，与中土农耕的防御文化这一对矛盾的历史血脉流徙与回环，造就了客家人果敢与阴柔兼具、走险与睿哲共存的复杂秉性和处世方式？
这种处世方式反应在安对扣儿和禾的态度上，为我们提供了恰如其分的实证线路：以迁徙的态度追求扣儿、放弃扣儿和挑战禾，以土围子与碉楼的态度怀念扣儿、呵护扣儿和抵御禾。
除了与扣儿发生关系这一层，还与这种发生紧紧捆绑在一起的，是安的宿命--准确地讲，是客家人安的宿命。
作为商埠要地，龙洛是显镇，作为客家秘境，龙洛又是隐镇。安、鱼儿、蛋、扣儿就在这亦显亦隐间出没、逗留、沉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