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初年广大劳动人民不仅受到南宋政府的残酷压迫、官僚地主敲骨吸髓的剥削，而且经常被金兵蹂躏、掠夺，宋朝残兵败将所骚扰，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为了生存，他们纷纷举行武装起义，其中规模最大、坚持时间最长的是钟相、杨幺领导的洞庭湖农民起义。
偏安一隅的南宋政权对金人屈膝投降，显得软弱无能。但对其统治下的劳动人民却一点也不心慈手软，不仅将北宋的各种赋税继承下来了，而且还新增了不少名目，敲榨得更加残酷。除正税之外，有板帐钱。这是一种说不出具体名目的苛捐杂税，在南宋初年设立。凡罚酒，科醋、纸、酱等所得的钱都属于板帐钱的范围。这项剥削以两浙最为严重，一年不知要征收多少。还有经总制钱，其搜刮的名目也极其繁多，大凡民间的一切交易如卖田宅、酒糟、粮食、蔬菜所得的钱，官府都要收税。开始是每千文征收30文，后来增加到50文。这项税是广大劳动人民难以承受的负担，也是南宋政府一项重要的财政来源，1140年（绍兴十年），各州的经总制钱达1 720万贯，占南宋政府全年税钱的四分之一多。南宋政府还借口对金战争的需要征收月桩钱，规定地方政府按月交纳所规定的钱财，以供军费开支之用。最初是临时税，后来成了固定税。地方政府没办法拿出这笔钱，只好巧立名目向老百姓敲榨，于是就有纳醋钱、卖纸钱、户长甲正钱，甚至两家打官司，打赢了的要交纳喜欢钱，打败的一家要交罚钱。月桩钱也是劳动人民的沉重负担。
南宋政府还将军队制造武器所需要的原材料如牛皮、牛筋、箭杆、翎毛，筑城用的木材、麻皮等物资强行向老百姓摊派。这些东西不是一般小民家中所有之物，为了应付政府的摊派，他们只好向大户人家购买，受到百般刁难和剥削。
广大劳动人民除了遭受官府的压迫，还经常被豪强地主剥削和掠夺。南宋皇室是全国最大的地主，南渡之初就拼命搜刮土地，将因战乱而逃亡的农民的土地宣布为无主而占为己有，还组织人力在湖边围垦圩田，与民间争夺田地。随宋王室一起南渡的文武百官则一到南方就到处求田问舍，重建他们在北方所丧失的家园。他们一方面依靠政府的赏赐，另一方面则强行从民间掠夺，莫不广置良田，广建美宅。大将张浚在南宋初十几年时间内掠夺的土地高达十万亩，每年的租米收入高达六十万斛。秦桧不仅有永宁庄、荆山庄等田庄，而且在平江府（今苏州）、季州（今浙江嘉兴）广置田产。岳飞是南宋将领中占田最少的一个，也有水田700亩，旱地1 100多亩。面对北来文武官吏的巧取豪夺，南方的土著地主也不甘示弱，淮东有个土豪叫张拐腿，他每年的租谷收入高达七十万斛，比张浚的收入还高，其所占田地之广就可想而知了。
在官府、地主豪强的掠夺下，拥有小块土地的农民朝不保夕，纷纷破产。失去土地的农民为了养家饣胡口只好租种地主的土地，成为佃农。地主对佃农的剥削十分残酷，除租谷外，还常常巧立名目进行盘剥。他们借口租米有折耗强征耗米，佃户每交一石白米要收耗米一斗。还用增大量器的办法多收租谷，加重佃农负担。过年过节强迫佃户送礼。有时故意缩短租佃期，迫使佃农以高额地租租种土地。这样一来，佃农从年初到年末辛辛苦苦、没日没夜地劳动，结果还是吃不饱穿不暖。碰上年成不好，交不上地租，地主就勾结官府将他们拘捕和监禁。为了交租只得向高利贷借债，然而高利贷好比阎王账，借得起还不起。为了还债又只好卖房子、农具，甚至妻子儿女，最后是家破人亡，妻离子散。
在官府豪强地主的压迫下，广大劳动人民早已喘不过气来，但是灾难还远不止于此。南宋初年金兵曾多次越过淮河，对江淮地区进行践踏，他们所到之处十室九空，残破不全。如金兵占领杭州后，先是尽情抢劫，在抢劫之后又纵火大烧三天三夜，昔日繁华的杭州城化为灰烬。历史名城建康（今南京）落入金兵之手后，也变成灰烬。
金人烧杀抢夺一番撤走后，从前线溃败下来的宋残兵败将又步其后尘进行洗劫，“游寇”也趁火打劫。南宋初年的官兵在金兵的打击下，溃不成军，退据江南。他们缺少粮饷，很长时间里主要靠抢劫、敲诈为生，成了打着官兵旗号的土匪。游寇是由北方民间抗金武装演变而来的。当南宋政府执行投降路线时，他们遭到打击和迫害，加上一些怀着个人野心的人钻进去以后乘机浑水摸鱼，逐渐地这些抗金力量变成了武装土匪。他们往往在金兵撤退后乘机洗劫江南地区，破坏性极大。如1130年（建炎四年）二月，金兵到达潭州（今长沙），抢劫一番后退兵。金人刚走，游寇孔彦舟就乘机大肆抢夺。地处长江中下游的江西、湖南不仅受到南宋政府的剥削和压迫，而且经常遭受金兵和游寇的蹂躏，广大劳动人民灾难深重。为了生存，他们只有武装起义，保家卫国。
1130年（建炎四年），江南大部分地区都爆发了农民起义，江西的吉州（今吉安）、虔州（今赣州），湖南的鼎州（今常德），福建的建州（今建瓯）都燃起了农民起义的熊熊烈火。其中以钟相和杨幺领导的以鼎州为中心的湖湘农民起义声势最为浩大，沉重地打击了腐朽的南宋统治阶级。
钟相是鼎州武陵县（今湖南常德）人，北宋末年，他就以行医为名，利用宗教组织群众。他所利用的宗教是不同于佛教和道教的“左道”，其实就是北宋方腊起义时利用过的摩尼教。方腊起义失败后，摩尼教在南方群众中秘密流传，宋政府屡次下令禁止，但禁不胜禁。钟相提倡入教的群众应团结一致，相互帮助，入教后可以使生产兴旺发达。由于入教群众之间相互救助，农业生产能顺利进行，投入到钟相门下的人越来越多。钟相还针对北宋末年黑暗的社会现实提出“等贵贱，均贫富”的主张，他说：“现在的法令使人和人之间存在着贵与贱、贫和富的差别，不是好的法令。我如果执法，就要消灭贫富贵贱差别，使人人平等，财产平均。”深受官府地主压迫的广大劳动人民世世代代当牛作马，处于贫困境地，一听说钟相要“等贵贱均贫富”，能使他们穷苦百姓与平日作威作福的地主老爷平起平坐，财产平均，莫不欢欣鼓舞，奔走相告。于是方圆数百里的老百姓都来投奔。钟相就在其家乡天子岗立栅寨将投奔他的群众组织起来。投奔钟相叫“入法”。
钟相提出的“等贵贱均贫富”的主张，反映了农民阶级不仅要求在经济上财富平均，而且要求在政治上地位平等。是对北宋初王小波、李顺提出的“均贫富”口号的进一步发展。经过二十几年的努力，钟相的宣传和主张已深入人心，为武装起义做好了充分的准备。
1127年（靖康二年）初，金兵围困东京开封，钟相组织民兵300人，让长子钟子昂率领北上勤王。但还没有等到与金兵交战，新即位的皇帝宋高宗就命令回乡解散。钟子昂领兵回来后，钟相并没有遣散这支队伍，而是以此为基础扩大自己的武装力量，准备起义。1129年（建炎三年），金兵越过淮河，侵入长江流域，1130年（建炎四年）二月他们侵入潭州（今长沙），大肆掠夺。金兵撤走后，流寇孔彦舟又率军对湖湘地区进行洗劫，他们进犯澧州（今湖南澧县），钟相的家乡鼎州处于危急之中，于是他毅然起兵，号召人民起来保卫家乡。他自称楚王，国号楚，年号天载，设有属官，立长子钟子昂为太子。洞庭湖地区自北宋末年以来屡遭金兵的践踏，人民联合起来赶走了金兵之后，宋军和游寇又接踵而来。真是前门赶走了豺狼，后门又闯进了老虎，日夜不得安宁。这些兵匪刚走，荒芜的田园还没来得及耕种，生产还没有恢复，宋朝官吏又来催租征税，劳动人民痛苦不堪。钟相一声号令，这些贫苦农民立即投身起义洪流。鼎州、澧州、荆南的群众纷纷响应，参加起义的群众据说有40万，起义军迅速占领了武陵、桃源、辰阳（今湖南汉寿）等19个县。
钟相在起义中坚决贯彻“均贫富等贵贱”的主张。起义军杀官吏，平分地主的财产，将杀官吏称为“行法”，平分地主豪强的财产叫做“平均”。对官吏、儒生、僧道、巫医、卜祝一律坚决镇压，对农民、渔民、樵夫则予以保护。规定凡参加起义的农民不受官府法令的束缚，不交纳粮税，夺得地主的土地归自己所有。农民军所到之处，封建地主魂飞魄散，封建秩序荡然无存。
声势浩大的农民起义使鼎州城的地主官绅惊慌失措，为了保住自己的身家性命，他们竟然贿赂孔彦舟匪兵，请他们开进鼎州城镇压起义。孔彦舟多次向起义军发起进攻都失败了，于是他就耍起花招来，一方面派人以“入法”为名打进起义军，从内部破坏起义，另一方面假意向东撤退以麻痹起义军。钟相由于打了胜仗就骄傲起来，放松了警惕。三月底孔彦舟偷袭起义军营寨，钟相与儿子钟子昂被俘牺牲，起义军蒙受重大损失。
钟相牺牲后，起义军在杨幺的领导下继续战斗。杨幺是龙阳（今湖南汉寿）人，原名杨太，因行辈最小，被称作杨幺。洞庭湖一带至今还有称家中最小的为老幺的习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