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时期政治上的空前统一，经济上的昌盛繁荣，思想文化上的光辉灿烂，使这一时期的社会生活呈现出五彩缤纷、琳琅满目的瑰丽色彩。
精神风貌是社会生活的折光，是时代精神的具体表现。秦汉时期是中国封建社会的形成时期，社会充满生机，时代潮流蓬勃向上，因而出现了积极的、生气勃勃的精神风貌。
积极的进取精神是秦汉时期精神风貌最显著的特点。秦始皇的南开五岭、通西夷、北伐匈奴，体现了这种精神；汉武帝的南诛两越、东击朝鲜、北逐匈奴、西伐大宛也体现了这种精神。项羽的“彼可取而代之！”体现了这种精神；刘邦的“嗟乎，大丈夫当如此也！”也体现了这种精神。陈胜自诩为高飞万里的鸿鹄，体现了这种精神；张角的“苍天已死，黄天当立”也体现了这种精神。主父偃抱定“丈夫生不五鼎食，死则五鼎烹”体现了这种精神；东汉的赵温对自己任京兆丞为人助手而发的“大丈夫当雄飞，安能雌伏”的感慨也体现了这种精神。也就是说，社会的各个阶层，各种人物都希望以自己的才能、以自己的努力，去建立业绩，以期名垂后世。
正是由于积极的进取精神，使得秦汉时期的人们勇于自荐，以取得一个建功立业的机会，像徐福人海寻蓬莱三山，张骞凿空西域，以及主父偃、朱买臣、东方朔等，都是通过自荐而成就大业，名垂青史的。我们今天常用“请缨”一词来表示自告奋勇，承担重任，就是汉武帝时，南越与汉和亲，武帝想遣使南越，让南越王人朝，终军上书自荐说：“愿受长缨，必羁南越王而致之阙下。”终军出使南越后，果然使南越举国内属。
也正是由于积极的进取精神，使得秦汉时期的人们普遍尚武。秦汉时期，统一帝国不断地拓展，从军、守疆拓边是人们建功立业的一个重要途径。因此，不仅是武士习武、尚武，就是文人习武与学诗书同样重视。武帝时的东方朔在讲述自己年轻时的所为时说过：“年十三学书，三冬文史足用，十五学击剑，十六学诗书，诵二十二万言，十九学孙吴兵法，战阵之具，钲鼓之教，亦诵二十二万言。”正因如此，秦汉时期，不仅是武将以勇武显闻，文臣也不乏善骑射之人，文臣将兵征战，比比皆是。
喜歌善舞也是秦汉时期积极的、生气勃勃的精神风貌的一个特点。中华民族有着歌舞的悠久传统。但秦汉时期的歌是脱口而出，舞是随意而起。人们用歌舞表达自己的情感，用歌舞表达自己的追求，使歌舞在人们的生活中占有相当的位置。例如，公元前195年（高祖十二年），高祖平定黥布的叛乱，回师路过沛县，特地去看望父老故旧，并摆酒设宴，旁有众儿童唱歌助兴。高祖衣锦还乡，当然是心情舒畅，开怀痛饮，但当唱到面红耳热之时，他不禁想起自己的戎马一生，不禁想起汉家天下的未来，便起而高歌：“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唱过又让儿童学唱，自己合节起舞，舞着唱着，“慷慨满怀，泣数行下”。武帝时，汉与乌孙和亲，武帝以江都王刘建女细君为公主嫁与乌孙王昆莫为右夫人，昆奠年老，语言不通，细君孤居他乡异族，悲愁异常。乃自为歌曰：“吾家嫁我兮天一方，远托异国兮乌孙王，穹庐为室兮旃为墙，以肉为食兮酪为浆，居常土思兮心内伤，愿为黄鹄兮归故乡。”
秦汉时期精神风貌的又一个特点是重信义、讲气节，具有强烈的自尊意识。信义，即讲信用，坚持正义，其突出表现就是“任侠”之风，对任侠精神，司马迁是这样概括的：“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土之陀（é）困，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重信义既然是讲信用，那么就必然是忠于职守，忠于友情。西汉初年有一个叫栾布的，年轻时和彭越交往甚笃，后栾布为燕王臧荼大将，因而臧荼谋反被平定后，栾布也被捕入狱。梁王彭越知道后，马上上书高祖，把栾布赎出，并作为梁大夫，后来高祖也以谋反罪诛死彭越，并夷三族，并把彭越的头割下放在洛阳城下，并下诏说：“有敢收尸的，一律逮捕。”事发时栾布正奉命使齐，回来后，栾布明知高祖有诏，但仍把彭越的尸体收敛起来，并立祠而祀，在因此而被收入狱后，栾布仍是向高祖历数彭越在楚汉战争中的功绩，为彭越辩诬。公元168年（灵帝建宁元年），太傅陈蕃和外戚窦武企图尽诛宦官，因事泄而被杀。陈蕃的朋友朱震，不顾生命危险，收敛埋葬了陈蕃，并把陈蕃的儿子陈逸藏了起来，事情被发觉后，朱震全家被捕，男女老少都被戴上刑具，朱震虽惨遭严刑，誓死也不肯吐露真情，使陈逸得以逃命。
这种重信义反映到对国家，对民族就是忠贞不渝的气节。像张骞奉命出使西域，被匈奴扣押了十年，仍是“持汉节不失”，最终逃出虎口，历经千险，到达大月氏；苏武出使匈奴，持节不辱，北海牧羊十九年……都是千古流传的爱国佳话。
秦汉时期的人们之所以讲信义，重气节，是因为他们有着强烈的自尊意识。例如，公元前200年，高祖平城之围解除后，在回归途中路过赵国，赵王张敖是高祖之婿，对高祖礼遇备至，但高祖对张敖却是“甚慢易之”，轻慢无人，使张敖的臣下贯高等人感到蒙受了奇耻大辱，决心要杀掉高祖。公元199年，高祖再一次路过赵国，贯高等人便密谋杀掉高祖，高祖刚住下，好像有所意识，便问左右，这是什么地方，左右回答：“柏人县。”高祖自言自语地说：“柏人者，迫于人也。”马上率人而去，贯高等人的计谋没能实现，但却突出地反映了秦汉时期人们的那种强烈的自尊意识。正因如此，秦汉的人们决不屈就于非义的环境，决不轻易玷辱自己光荣的历史，在一些场合，把维护自尊看得比生命更为重要，像我们在《汉代的民族关系和汉民族的形成》中所讲到的李广耻对刀笔吏，引刀自刭就是突出的事例。
在社会生活中，最具时代特点的是婚姻生活，婚姻生活是随着社会性质的演变而逐渐发生变化的。秦统一后，在建立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的同时，也推行了适应这一制度要求的婚姻观念和婚姻制度。公元前210年，秦始皇在《会稽刻石》中就系统地阐述了他理想的婚姻观念和婚姻道德。秦始皇认为：越地风俗中，丈夫死后，妻子可以任意改嫁，是对丈夫不贞的表现，必须严格禁止；越俗素来男女无别，是淫佚放荡，败坏风俗的行为，杀之无罪；越俗中女子不满意男方，可跑回娘家，是一种不法行为，政府不能容忍这种行为的存在。秦始皇认为，婚姻关系，绝非是生活小事，而是关系到“嘉保太平”，的大事。因此，他提倡一夫一妻制，提倡寡妇守节，巴蜀地区有一个寡妇清，世代豪富，资产巨万，为守住家产，丈夫死后，坚持守节，秦始皇知道后，特为她修筑了一座“女怀清台”以示表彰，当然，婚姻习俗是不可能在短时期所能够改变的，所以，当秦亡后，秦所推行的婚姻习俗也随之松弛起来。
在汉代，婚姻是比较自由的，人们能够追求幸福纯真的爱情。像东汉末年的繁钦在《定情诗》中就为我们描绘了一幅男女青年在郊游途中邂逅相遇，一见钟情的画面：“我出东门游，邂逅承清尘。思君即幽房，侍寝执衣巾。时无桑巾契，迫此路侧人。我既媚君姿，君亦悦我颜。……”秦汉人是重信义的，这种伦理道德渗到爱情关系中，就是一旦爱情确立，双方都是信誓旦旦，遵守向对方的爱情许诺，尊重对方的爱情。
在乐府诗《上邪》中就表达了这样的情感，被人们认为是一首表达忠贞爱情的千古绝唱：“上邪！我欲与君相知，长命无绝衰！山无陵，江水为竭，冬雷震震夏雨雪，天地合，乃敢与君绝。”正是由于人们追求纯贞的爱情，而对待爱情的态度又与人的道德观念联系到一起，所以当一个人体验到真正的爱情时，就会为了珍视这种感情而表现出自我牺牲精神的巨大道德力量。例如在乐府诗《羽林郎》中的胡姬面对权贵爪牙的无理调戏，喊出了：“男儿爱后妇，女子重前夫。人生有新故，贵贱不相逾！”这掷地作金石声的语言，可以说是在忠于爱情的道德力量的驱使下，发出的肺腑之言，其坚持的抗争精神，严正的婚姻态度，刚毅的精神力量，在字里行间，表现得十分明显。
在汉代，由于婚姻的相对自由，因而对于丧夫的寡妇来说，上至皇亲国戚，下至庶民百姓，均有自择佳偶、再嫁的自由，并无忌讳。例如西汉初年的开国功臣陈平，他的妻子原是富人张负的孙女，五次嫁人，五个丈夫都先后死去，第六次改嫁时便选中了陈平，陈平也欣然应允。再如，光武帝在他的姐姐湖阳公主新寡后，经常与她一起谈论朝臣各人的具体情况，意在从中了解湖阳公主的打算。一次，湖阳公主对光武帝说：“朝臣中唯有宋弘威容德器，气度非凡。”光武帝明白湖阳公主的意思，便召见了宋弘，因宋弘已有妻室，便对宋弘说：“常言道：‘贵易交，富易妻’，这大概是人之常情吧？”宋弘明白光武帝的意思，回答说：“臣也听说过：‘贫贱之交不要忘，糟糠之妻不下堂，’这才是人之常情。”光武帝事后只好对湖阳公主说：“这件事看来没有办法了。”
在汉代，尽管已出现了节烈观念，但社会化程度较低，未形成后世的那种“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浓厚的节烈观。
秦汉时期的婚姻在婚仪方面，基本上循先秦时的六礼，即纳采、问名、纳吉、纳征、请期、亲迎，婚姻年龄比先秦有所提前，男子在14至18岁，女子13岁至17岁之间，呈早婚趋势。
秦汉时期形成了一套隆重而复杂的葬礼和葬俗。对后代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秦汉时期，在葬礼上强调“事死如事生”所以盛行厚葬之风，其墓室结构和随葬品完全是模仿现实生活的需要。和厚葬相适应，人们也重视守冢风俗，帝王去世，迁各地豪富守陵，长安附近的长陵县、安陵县、阳陵县、茂陵县、平陵县，就是分别为高帝、惠帝、景帝、武帝、昭帝守陵而出现的，而一般平民则由子女守丧。居丧之礼，是未葬时，居服舍；既葬则居墓寝，服丧期间，不饮酒食肉，不近女色，不作乐，不访友。
衣、食、住、行是社会生活的主要内容，秦汉时期也形成了自己的特色，给后世以影响。
衣，即服饰，秦汉时期有了很大的发展。这一方面是由于纺织技术的进步使秦汉服饰质地式样更加出新；另一方面，由于封建的等级制度，使中国古代社会的帝王百官的冠服——礼服——制度在秦汉时期形成了。
食，即饮食，秦汉时期，除游牧民族以外绝大多数的居民以粮食作物为主食，主要有黍、麦、稻、菽、粟等，由于碾、磨、扇车等粮食加工工具推广，食品加工技术有了很大的改进。如秦汉以前，人们是食用去皮的谷粒，煮粥或做成干饭，至迟从秦代起，人们已开始把粮食加工成面粉，制成各种饼食，这一时期的副食主要是发明了豆豉和豆腐，豆腐据传说是淮南王刘安发明的。秦汉时期平民多一日两餐，富者多一日三餐，皇帝为一日四餐，即在旦、昼、哺、暮四时进餐。
住，即居室，秦汉时期房室的构造大多为木架结构，使我国以木结构为主的建筑结构体系到汉代已初步形成。各地具有地方特色的建筑风格也已形成。这一时期，室内的基本陈设有席、床、榻、几、案等，席是起居坐卧用的，上起皇帝，下至百姓都在使用着，一般居民多用蒲席、竹席等，而贵族用席多要加饰边缘。床是室内陈设的中心，是必备的家具，主要供人们坐、卧和寝。榻是坐具，似床但比床小，长约三尺，有四只矮脚，讲究的榻有一面或三面屏风。几是与席配合使用的，坐席必有几，是凭依之具。案有两种，一为进食之案，似后世的大托盘；另一种是大案，或称书案，为读书、写字时使用。书案多为长条形，有较高的案足。
行，是交通，秦汉时期，四通八达的交通网已形成。在陆路，人们以乘骑和畜力车为主要的交通工具。在水上，人们以舟船为交通工具，秦汉大多为楼船，大者高达十余丈，近年在广州发现一个秦汉造船遗址，所造的船已长达20米，可载重30余吨。
总之，秦汉时期的社会生活奠立了中国封建社会社会生活的主要内容和基本走向，对后世起着重大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