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王朝建立后，“汉承秦制”，但在地方上，鉴于秦不封子弟招致速亡的教训，实行了“郡国并行制”，即在实行郡县制的同时，分封了一些王国，王国的存在，不仅没有起到藩屏汉室的作用，反而成为潜在的分裂势力，最终酿成了波及整个东方地区的“七国之乱”。在中央，由于西汉初年的“布衣卿相之局”，使得汉初的丞相位尊势隆，从而使皇帝和丞相之间潜伏着权力再分配的矛盾，只不过由于汉初的丞相们都能深自贬抑，这种矛盾没有爆发。汉武帝继位后，开始削弱相权。他一方面加强对丞相的控制；另一方面起用身边内臣，形成宫内决策机构。使丞相仅是奉命执行而已。汉武帝的这一改革，到东汉光武帝时，才告完成，最终使丞相等“仅备员而己”，成为名义上的政府首脑，实际权力在尚书台，由皇帝直接控制尚书台。从而极大地强化了皇权。从汉武帝到汉光武帝，还进行了选官制度、监察制度、军事制度的改革，使封建体制日趋完备。这一体制，保障了强大的皇权，在一定的时期内起着稳定统治秩序的作用。但东汉自汉和帝起，继位的皇帝大都为幼童，这一强化的体制就起了相反的作用，酿成了东汉后期外戚和宦官的轮流专权，造成了政治的日趋黑暗。
在经济上，秦的统一，为社会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可能。秦所采取的统一货币、统一度量衡等措施，也为社会经济的发展创造了条件。但由于秦始皇、尤其是秦二世的暴虐，使社会经济，尤其是社会生产力遭到了极其严重的破坏，达到了崩溃的边缘。
西汉建立后，面对凋敝的社会经济，统治者采取了“休养生息”的政策，把恢复社会生产、稳定封建秩序作为自己的首要任务。经过六十多年的努力，便出现了繁荣昌盛、国库充足的景象。具体表现为铁农具和牛耕普遍使用、农田水利发达、农业生产技术进步，使农业生产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与此同时，手工业也得到长足的进步，冶铁业、采铜制铜业、丝织业、漆器业、煮盐业、酿造业都取得了惊人的成就。在农业、手工业发展的基础上，商业也繁荣起来，出现了“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的景象，形成了中国封建社会商业经济活跃的时期。西汉中期以后，对外贸易也发达起来，自河西走廊经塔里木盆地南北缘通向中亚、西亚以及更远地区的道路已经畅通。沿着这条道路，运入各种毛织物和其他奢侈品，运出大宗丝织品，西方人称这条路为“丝绸之路”。海上贸易在这一时期也发展起来。但是，由于汉武帝对商人、对商业活动采取限制、打击乃至剥夺的政策；由于王莽“新”政权在改制中掠夺性经济政策的实施，使得社会经济倒退、商品经济没落。东汉初年，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便完全占据了主导地位。尽管如此，由于东汉初年采取的一系列有利于经济发展的政策、措施，东汉的农业和手工业在前期还是向前前进了一大步。东汉时期，南方经济的发展水平显著提高，出现了赶上和超过北方的势头。
在思想上，秦建立后，以阴阳五行家的“五德终始”说作为自己的思想基础，以法家思想作为自己的统治思想，主张“以法为教”，“以吏为师”。同时，秦始皇对儒家思想中诸如“孝”等有利于自己统治的内容也注意吸收使用。但由于秦统治时间太短，还没有来得及熔铸自己完整的思想体系。
西汉政权建立后，在总结秦灭亡的教训后，适应当时恢复和发展社会经济、稳定社会秩序的需要，重视成败兴亡的历史经验，主张清静无为的道家思想，应运而为统治者所重视。但这一时期的道家思想，由于吸收了多家各派的思想，而形成为以道家为主体的，兼有百家色彩的思想体系，由于托黄帝和老子，因而称之为“黄老之学”。汉武帝初年的淮南王刘安集宾客写成的《淮南子》就是系统阐释黄老思想的著作。西汉初年，汉高祖刘邦蔑视儒学和儒生，使儒学备受冷落，儒家学术源流几经断绝。文景时期，随社会经济的恢复与发展，出现了统治思想由道家向儒家嬗变的趋势，汉武帝建元元年（公元前140年），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这一建议被汉武帝采纳后，使儒家思想成为统治思想。但取得独尊地位的儒学，是经过董仲舒改造过的新儒学，它由天人感应的神学目的论、君权神授学说、大一统学说、性三品学说和三纲五常的伦理道德规范所组成，从而使儒学走向了神学化的道路。西汉末年，儒学更与谶纬迷信相结合，开始谶纬化。东汉初年，由于刘秀在夺取政权的过程中，曾利用谶纬为自己制造根据，便于建武三十二年（公元56年）颁布图谶于天下，使图谶成为法定的经典。章帝建初四年（公元79年），汉章帝在白虎观召集儒生讨论儒家经典，讨论结果由班固写成《白虎通德论》，从而完成了儒学的神学化、谶纬化。在谶纬迷信的恶气弥漫于思想界的时候，扬雄、桓谭、王充等思想家勇敢地站出来，向神学宣战，向谶纬宣战。这些思想家尽管没能扫除这些恶浊之气，但终开东汉末年的社会批判思想之先河，儒家思想面临又一次艰难的嬗变。这一时期思想在宗教上的表现就是佛教开始传入中国，道教开始形成。佛教在流入中国之初是流行于贵族等上层社会；而早期道教则为农民所理解和接受，成为农民组织发动农民起义的有力手段。
在文化上，秦汉时期是中国封建文化的形成与奠基时期。这一时期的史学以纪传体史书的出现与完备为最显著的成就。司马迁在先秦史学的基础上，创制了纪传体的通史——《史记》。史记“网罗天下放失旧闻，放之行事，稽其成败兴坏之理”，贯通三千多年，“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东汉时，班固沿用《史记》的体制，加以发展编撰成第一部纪传体的断代史——《汉书》。汉书“通古今，备温故知新之义”，使纪传体“遂为后世不祧之宗”。东汉末年荀悦的《汉纪》，作为第一种编年体的断代史，也在我国史学发展史上产生了较大的影响。《汉纪》“叙考既明，议论深博，极为治之体，尽君臣之议”，其“通比其事，例系年月”的编写方法，为后世留下了一个十分宝贵的经验。
这一时期的文学以汉赋、乐府民歌和散文为主要形式。汉赋是汉代文学的主要形式，它以华丽工整的词藻、铺张渲染的手法来叙事抒情，代表作有司马相如的《子虚赋》《上林赋》，枚乘的《七发》，张衡的《归田园赋》，蔡邕的《述行赋》。汉乐府诗大多来自民间，这些“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民间优秀作品，内容真实地、广泛地反映了当时广阔的社会现实生活和人民的爱憎感情，其中的《陌上桑》和《孔雀东南飞》是最负盛名的佳作。在乐府诗的基础上出现了五言诗。五言诗的出现是诗歌艺术的重大突破，《古诗十九首》代表了汉代五言诗的最高成就。散文在秦汉时期也有很高的成就，《史记》作为叙事散文的优秀代表作，被鲁迅先生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文字优美、论理深刻的政论散文则以李斯的《谏逐客书》、贾谊的《过秦论》为代表。
这一时期的艺术以雕塑、画像石最具特色。秦汉时期的雕塑以其写实的手法、简练的技法、古朴浑厚的造型，为我们留下了大量的艺术珍品，如秦始皇陵兵马俑、霍去病墓前石兽群、成都汉说唱俑等。汉画像石这一艺术品类，以其简练质朴、粗犷中寓精致，有写实，有夸张，形神结合，而成为中国古代的艺术珍品。
这一时期的辞学技术在天文历法、数学、医学等方面都取得了辉煌的成就。这一时期所发明和改进的造纸术，是中国古代人民对人类文明史的最伟大的贡献。
在社会生活上，秦汉时期在衣、食、住、行各方面都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形成各具风格的基本文化区域，形成了开放、淳朴的社会风尚。
在民族关系上，秦统一后，通过南开五岭、通西南夷、北伐匈奴，建立起了统一的多民族的封建国家，奠立了中华民族大家庭的基础。西汉时期，各民族之间，出现了比从前更为密切的政治、经济、文化交流。其中最具特色的是汉匈关系，其中虽然发生过一些战争，但更长的时间里是通过双方的“和亲”，来加强民族间的联系，受汉匈关系的影响，汉和西域的关系也发展起来，从而使今天天山南北地区和内地联为一体。东汉建立后，民族关系中的汉匈关系，仍然决定着汉和西域、乌桓、鲜卑等民族的关系。从总体上说，汉和这些民族的关系是更加密切了。但在东汉时期，东汉王朝和羌族一直进行着持续不断的战争，这些战争给羌汉人民造成了巨大的损失，也动摇了东汉王朝的根基。在民族关系的发展中，汉族的经济、文化以各种不同的方式影响着周边各族，当然，周边各族也对汉的经济、文化的发展做出过贡献，各民族共同创造了秦汉时期光辉灿烂的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