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谊，洛阳人，十八岁时就以能诵读诗书，善文章而为郡人称誉，获得河南郡守的赏识。贾谊不仅学习刻苦，而且在年轻时代就关心政治、关心时事，致力从历史经验中，探讨总结巩固中央集权国家的措施，走在了时代的前列。贾谊在他早年的《过秦论》中就充分显示了他这方面的才华。在这篇文章中，贾谊全面深刻地总结了秦王朝兴亡的教训，通过对秦王朝的剖析，总结出对统治者的统治具有指导意义的规律，即“兼并者，高诈力；安定者，贵顺权”。也就是巩固政权和夺取政权不能同等而语，夺取政权靠的是谋略、实力，而巩固政权就不能滥施暴力，而应当施仁义，轻徭薄赋，与民休息，以安民。如果民不安，国家就有倾覆的危险。这就是被历代封建帝王奉为圭臬的“逆取顺守”思想。汉文帝即位后，河南郡守被任命为廷尉，贾谊也因此被推荐到了中央，以其通晓诸子学说，见识超群而被任命为博士，但也从此开始了他的不得意的历程。在任博士期间，他数次向文帝建议，深得文帝赏识，文帝就想任用他为公卿，但遭到朝中大臣的极力反对。他们说：“贾谊不过是洛阳城中的浮滑之辈，年纪轻轻，刚刚求学，就想夺取权力，干预国家大事，将来一定要闯出乱子的。”文帝犹豫并疏远了贾谊。公元前176年（文帝前元四年），文帝派贾谊出任长沙王太傅。在当时，长沙因潮湿被认为是一个疾疫流行的地区；再加上长沙只是一个异姓小王国，所以贾谊认为这此出任是被谪迁贬官。在南渡湘江时，贾谊触景生情，想起了楚国贤臣屈原因谗言而放逐此地，写下了《离骚》，不仅感慨万端地写下了《吊屈原赋》，其中流露了无限的苦闷和哀怨。在长沙的日子里，贾谊是终日闷闷不乐，到长沙第三年的一天，有一只服鸟鸟飞进了贾谊的屋子。鸟被当地人认为是不祥之鸟。无限惆怅的贾谊自从寿命不长，就写了一篇《服鸟鸟赋》，其中阐述了祸福变化无常的哲理，藉以宽慰解愁。也就在这一年，文帝召贾谊回京。回京后，文帝当即召见了他。文帝因刚刚举行过祭祀之事，所以对鬼神之事有所感触，便尽情地向贾谊询问鬼神之事，贾谊以其渊博的知识、斐然的文采，洋洋洒洒，直陈己见。直谈到深夜，听得文帝一次次地移动坐席，向贾谊靠拢。事后，文帝感叹道：“我很久没见到贾谊，自以为比他强了，如今才明白仍然不如他。”文帝虽然自认为才思远远不及贾谊，但是仍然没有把他留在朝廷加以重用，而是把他派往梁国，给自己喜欢的小儿子梁怀王刘揖当太傅。到梁国后，贾谊和刘揖一见如故，这段日子是贾谊政治生涯中最得意、心情最舒畅的时期，可好景不长。公元前169年（文帝前元十一年），刘揖不幸坠马而死。贾谊感到这是自己没有尽到教养、护理的责任而悲伤、自责，一年后郁郁而死，恰当风华正茂仅三十三岁。在给梁王作太傅期间，贾谊向文帝奏上了一封《陈政事疏》。在这篇后来被名为《治安策》的上疏中，贾谊向文帝痛陈了天下的形势。他认为，现在天下并不是已安已治，而是危机四伏，其中“可为痛哭者一，可为流涕者二，可为长叹息者六，若其他背理而伤道者，难遍以疏举”。“可为痛哭者一”的就是愈来愈强大难制的王国势力。他形象地比喻说：如今天下的形势，就像一个遍体肿胀的病人，小腿肿大如腰，手指肿胀如腿，平坐不能屈伸，一二个指头忽然抽筋，就会导致全身痛苦难受。如不及时救治，成了顽疾后，就是扁鹊在世，也是无济于事了。因此，他提出必须要立即削弱诸侯的势力，措施就是“众建诸侯以少其力”，分割诸侯王的封地，以削弱他们的实力。贾谊的意见得到文帝的重视，不久就把齐国一分为六、淮南王一分为三。
但文帝没有来得及彻底解决王国问题，便于公元前157年（文帝后元七年）6月一日病逝，享年五十六岁，在遗诏中要求薄葬节礼，以移风易俗，此举深为后人赞赏。三国时，诸葛亮为刘备治丧时就援引文帝为例，革除了烦复的丧礼，下令天下吏民三日后即除去丧服，这是后话。
6月九日，皇太子刘启继位，是为汉景帝，第二年改元景帝前元元年。
景帝即位后，诸侯王的问题已是相当严重，反叛迹象已是越来越明显，特别是吴王刘濞。
刘濞是刘邦哥哥刘喜之子，于公元前196年（高帝十一年）被封为吴王。吴国占有三郡五十三城之地，为王国中的第二大国。刘濞就封后，利用本国丰富的自然资源，冶铜、铸钱、煮盐，积聚了大量的财富。为扩大自己的势力，他招天下亡命之徒，窝藏天下逃犯。同时还用减免赋税等方法笼络人心，使经济实力和政治实力日益壮大。文帝时，刘濞就已显出对皇帝的不敬。根据汉朝制度，诸侯王必须定期朝觐天子，特别是每年冬10月，诸侯王必须亲自到长安行朝岁之礼，贺正月。但文帝继位后，刘濞却一直不来朝见，只有一次派其子刘贤到过长安。刘贤也和其父一样，自尊自大，目中无人。在和太子刘启下棋时，为争一子，两人吵了起来，刘启拿起棋盘砸过去，把刘贤给砸死了。文帝把刘启责备了一番后，把刘贤尸体入殓，派人送回吴国。对儿子的灵柩，刘濞看也不看，说了句：“现在是天下一家，贤儿死在长安，就当葬在长安，还送来干什么？”拒不接受。文帝只好把刘贤葬于长安。为安抚刘濞，文帝遣使赐予几杖，准其不朝。从此，刘濞在国内一心一意准备谋反。
面对这一严峻的形势，御史大夫晁错建议削夺诸侯王国的封地，收归朝廷直接管辖。
晁错，颍川（今河南禹县）人，自幼受过良好的教育，对商鞅的刑名之学尤其喜欢，并颇有造诣。文帝初，晁错任太常的属官太常掌故。后齐地有一儒生叫伏生，专门研究《尚书》，但已是九十多岁，为使《尚书》不致失传，文帝派晁错师从伏生学习《尚书》。学成归来后，文帝令其入东宫服侍太子。皇太子对学识渊博的晁错很器重，送给他一佳号叫“智囊”。在此期间，他几次上书文帝，都深得文帝赞许。景帝即位后，即任命晁错为内史，不久又升为御史大夫。
晁错在担任御史大夫后就建议景帝“削藩”，晁错向景帝指出：诸王国的反迹已是相当明显，今削之亦反，不削亦反。削之，可促使他们提前反叛，造成的祸害小一些；不削，他们反叛的晚一些，待他们一切准备就绪再反叛，造成的灾难就大了。公元前154年（景帝前元三年），景帝根据晁错的建议，开始削夺诸侯王的封地。
景帝削地的消息传到吴国后，刘濞当即联合胶西王、胶东王、菑川王、济南王、楚王、赵王等发动叛乱，史称“七国之乱”。吴王刘濞打的旗号就是“诛晁错，以清君侧”，也就是借口是帮助景帝清理国君身边的坏人。七国叛乱的消息传到朝廷后，景帝立即任命周亚夫为太尉，率三十六将军迎击叛军，就在这时，和晁错有矛盾的袁盎对景帝说：“吴楚等国发布文告中讲到是因为晁错擅自削除各国土地才被迫起兵的。并已讲明，只要杀掉晁错，恢复失土，即行班师。现在唯一的办法，就是牺牲晁错，派使臣赦免吴楚七国，把原削除的土地归还给他们。这样不必流血，就可获得和平。”对于这一建议，景帝是沉默了良久，因为他知道，晁错对自己是忠心耿耿的，他提出的削藩的建议，也是大势所需。但景帝对吴楚的宣言又不能不信。所以最终还是表示“不知吴楚是不是诚意，我是不会因为爱一个人而得罪天下所有的人的”。决定牺牲晁错。十几天后，晁错身穿朝见皇帝的服装，被腰斩于长安的东市。但是吴楚七国之乱，其真实意图不在晁错，而在于夺得天下。晁错的死，不可能让他们停止军事行动。到这时，景帝认识到诛晁错是一个绝大的错误，但事已致此，空有“喟然长叹”而已！现在摆在景帝面前的，只有武力镇压叛乱这一条路了。事实上，吴楚七国叛军根本不堪一击，仅三个月，叛乱就被平定，吴王刘濞兵败逃跑途中被人所杀，其余诸王或自杀，或被诛。
七国之乱，是汉中央集权和地方封建割据势力之间矛盾的一次总爆发。七国之乱的平定也是地方割据势力所遭到的一次毁灭性的打击。七国之乱平定后，景帝把这些诸侯王国，分割成几个小国。同时规定诸侯王不得亲自治国，剥夺了诸侯王的一切军政权力，削减王国的官属。自此以后，王国和一般郡县也没有什么大的差别。从制度上杜绝了地方势力东山再起的可能性。
西汉初年的政治是经过几代人的努力才得以巩固，其经济也是经历了几代人才发展起来的。
刘邦建汉后，由于秦的暴政，由于连年的战争，使得社会经济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司马迁在他的《史记》中是这样描述当时残破的经济的：汉刚刚建立的时候，由于秦的弊政和连年战争，使百业具废而财力匮乏，天子找不到四匹一色的马拉车，将相公卿们出门只能乘坐牛车。至于穷苦百姓，更是缺衣少食，生活艰难，物价飞腾，以至一石米要万钱，一匹马值百金。面对如此残破的局面，刘邦不得不把恢复农业生产，稳定封建秩序，作为一件大事。为此，在“无为而治”的黄老思想指导下，采取了“与民休息”的统治政策。并为此而采取了一些措施：首先是组织军队复员，军队官兵复员为民后，根据他们的功绩的大小，按照军功爵位的高低，赐给数量不等的土地。同时还规定，这些复员的官兵，愿留在关中的，免除十二年的徭役，回归原籍的免除六年。其次是命令在战乱中聚保山林的人各归本土，恢复过去的爵位和土地房屋。并对在战争中因饥饿而自卖为奴婢的人，全部免为平民。再次是减轻田租，实行十五税一。与此同时，为了保障农业生产的发展，刘邦对商人实行抑制，下令商人不能穿丝质衣服，不许持有兵器，不许乘车骑马，商人及其子弟不能做官，并加倍征收他们的财产税。刘邦所采取的这一系列措施，目的是尽快地使脱离生产的农民回到土地上，从事农业生产。为了切实减轻农民的负担，刘邦还躬修节俭。公元前200年，刘邦见萧何负责修建的未央宫过于壮丽，就责备萧何说：“天下已是动乱劳苦多年，百姓还没有得到真正的安定，怎么能修建这么豪华壮丽的宫殿呢？”萧何忙解释说：“正因为天下还没有安定，所以才需要建造宫殿，宫殿是天子居住的地方，天子以四海为家，不壮丽不能显示天子的威严。同时一次性就位，也可以让后代不需要再劳苦百姓修建了。”经过这么一解释，刘邦才转怒为喜。刘邦死后，在经济上，惠帝、吕后是继承了刘邦的政策。“萧规曹随”的故事就说明了这一点。汉惠帝登位后，萧何为相，公元前193年（惠帝二年）萧何死后，曹参继任为相，他遵守“在上的清静无为，在下的自然安定”的信条，什么都不变动，什么也不过问。让官吏们一切都依萧何生前的规矩办理，自己整天和几位老臣在一起喝酒聊天，对有向他献计献策的，不等他们说话，把他们灌醉了事。惠帝见状，十分不理解，以为曹参不愿意为自己效力，便责问曹参。只听曹参反问道：“请问陛下，您和先帝相比，谁英明？”“我比不上先帝。”惠帝答道。曹参又问：“臣和萧相国比较，谁更贤明？”惠帝微微一笑，说：“你好像不如萧相国。”曹参接过话头说：“是啊，陛下说得很对，陛下不如先帝，臣不如萧相国，那么，先帝和萧相国平定了天下，制定了规章，我们只要继承下去就可以了，难道还能超过他们吗？”这个故事中曹参的行为，尽管有由于吕后出于独揽大权的需要对开国大臣苛责甚严，有退身自保之图，但其确是反映了刘邦时期的政策在惠帝时是完整地执行着。所以，当时的老百姓歌颂说：“萧何为法，觏若画一；曹参代之，守而勿失；载其清静，民以宁一。”
文帝继位后，仍是执行着“与民休息”的政策，倡导以农为本，文帝曾多次下诏劝农，公元前167年（文帝前元十三年）更下诏免除田租，文帝自己也是非常节俭，在位二十三年，宫室、车骑，乃至服装都没有增添。他曾计划建造一座“露台”，令工匠计算造价，当听说需用百金后，便对臣下说：“百金，相当于十户中等人家的资产了。”结果作罢。由于他的影响，他所宠幸的慎夫人，在当时贵族妇女以衣曳地为时尚的情况下，仍是衣不曳地，帷帐也是没有任何纹饰。
在重农的同时，文帝对其他经济政策进行一些调整。先后取消了私人铸钱的禁令，允许私人随意铸钱；取消了通过关卡凭有关证件的制度，使区域间的经济联系更加方便；准许私人开采矿产、利用和开发渔盐资源。这些政策的调整，活跃了流通领域。
由于统治者的重视，再加上劳动人民的辛勤努力，农业生产逐渐地发展起来。但随之而来的就是粮价的降低，为了提高粮价，缓和粮贱伤农的现象，晁错向文帝提出了“粟拜爵”的建议。准许富人买粟运输到边地，按所输的多少授爵，输粟达六百石的授三级爵位——上造，四千石授九级爵——五大夫，一万二千石授十八级爵——大庶长。按照汉代制度，不同等级的爵位享有相应的特权。入粟拜爵的实行，使农民的处境暂时有所改善。
景帝即位后，也是继续执行着发展经济、特别是重视农业发展的方针。
经过从高祖到景帝近七十年的努力，社会经济逐渐由凋敝状态中恢复过来并日趋繁荣，景帝末年的社会经济在司马迁的笔下已是相当繁盛了，他说：“汉建立以后的七十多年间，国家安定，只要没有水旱之灾，百姓是人给家足，各级粮仓都是装得满满的，京城的钱库中储藏的上万万的钱，因为穿钱的绳子放长了都烂了而无法统计。国家太仓的粮食，一年年不断增多，有一些堆积在露天，已腐烂的不能再食用。肥壮的乘马在市巷中随处可见，野外更是成群，如果有乘母马拉的车子去参加聚会的，会被人们排斥在一边的。”
社会经济的发展，把西汉社会推向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西汉的全盛时代即将到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