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晚清新小说浪潮中，小说经由大报纸、游戏小报、杂志、成书等出版媒介在社会上广为传播，不仅数量几达空前，而且在创作中表现了极大的创造力和丰富的想象力。这时的小说，从革命到言情，从武侠到纪实，从科幻到侦探，从古代到未来，从现实到乌托邦，五花八门，无所不包。既有对外来作品的模仿，也有对传统经典的颠覆，这在小说题名中频繁使用的“新”上就可以看出其放肆地突破成规的创作姿态，如四大古典名着的续书《新三国》有2部，《新石头记》有2部，《新水浒》有3部，《新西游记》有2部，这还不包括以其他名称命名的续书，如《也是西游》《无理取闹西游记》之类。在求新求异的创作中，除了写官场和狎邪之类的题材之外，最受青睐的题材就是科幻奇谈和乌托邦社会狂想，机器人、飞行器、导弹、换心术、洗脑术、月界旅行、海底探险、繁华强盛的未来中国、万国博览会、地狱世界等稀奇古怪的东西纷纷呈现在这些小说的叙述中，而这类题材的表现主要依赖的就是非写实叙述习规。以《中国通俗小说总目提要》的着录为例进行统计，1900—1911年间529部小说中，非写实性特征明显的小说有101部，占20%，这不包括具有非写实功能片段的小说创作。虽然非写实小说在创作数量上远不及写实性小说，但是其创作风貌的新鲜、新奇、新颖，充分体现了与传统小说的差异，集中表现出新小说之“新”特质，因而深得时代之精髓。这些小说创作中只有极少数是传统意义上的神怪小说、公案小说，如《七因真果传》等，其余都是具有迥异于传统非写实特征的新非写实小说。新思想、新观念、新知识、新追求促使小说的创作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新小说家们在亦幻亦真的无稽之谈中，穿梭于宇宙的未来与现在时空里，书写着迫切的渴望与难抑的愤激，寻求着种种可能与不可能，宣扬着知识与梦想，用科学和理想启蒙着民众，带给读者一个陌生化的新世界，不仅折射出现实的危机，也寄寓着无奈、期待和探索。
20世纪初最早出现的新小说，是梁启超的非写实新小说《新中国未来记》，这也是他唯一的一部小说创作。这部小说原载《新小说》第1、2、3、7号，1902年至1903年出版，标“政治小说”，稿本未完，只有五回，其中第五回是否为其所作尚待考证。《新中国未来记》的故事开始在1962年正月初一，是中国维新五十年庆典之日。这时的中国强盛无比，万国太平会议在南京召开，万国友邦皆派军舰前来祝贺，甚至“英国皇帝、皇后，日本皇帝、皇后，俄国大统领及夫人，菲律宾大统领及夫人，匈牙利大统领及夫人。皆亲临致祝。其余列强，皆有头等钦差代一国表贺意……”（第1回）在上海开设大博览会，“各国专门名家、大博士来集者不下数千人，各国大学学生来集者，不下数万人，处处有演说坛，日日开讲论会，竟把偌大一个上海，连江北，连吴淞口，连崇明县，都变作博览会场了”（第1回），这是作者想象中的盛大图景。然而，这种描述在未完的五回小说中只是开头楔子几段文字，小说的叙述重点落在回顾大中国的发展历程中，以孔觉民博士“中国近六十年史”的演讲作叙事框架，把强国之路分为预备、分治、统一、殖产、外竞、雄飞六段，来探讨现实中国的发展道路。
小说叙述以自我安慰的强国梦开始，着眼点却离不开现实中国。通过孔觉民的演说，描绘出一个备受列强欺凌，就要被瓜分、危在旦夕的国家，人民不觉醒，当道者崇洋媚外，昏聩无能，无心治国。“那时不但那旧党贪污鄙贱，形同禽兽，就那号称民间志士的，也是满肚皮私欲充塞，变幻狡诈，轻佻浮躁，猜疑忌刻，散漫乱杂，软弱畏怯”（第2回），而百姓是“没心肝、没脑筋、没血性的人民，昏作一团”（第2回）。小说中对令人悲痛伤感的过去的述说就是当时清末社会现实的真实写照。于是，一些志士仁人为了拯救民族危亡进行艰苦卓绝的努力，其中代表人物是黄克强。黄和好友李去病同赴英国留学，后又到德、法学习，探索救国之路。他们一边考察各国的社会科学，一边关注国内的局势，在义和团运动爆发、八国联军入侵时，黄奋笔疾书，写成《义和团之原因及中国民族之前途》，译成英、德、法文，发表在欧洲各报，产生极大影响。后取道俄国回国，路见中国人民备受凌辱，更激起强烈的救国热望。他们在旅馆大谈救国之道，关于是改良立宪还是激进革命进行了激烈争论，相互驳难44回合，共一万六千余言。此为小说的核心之处。作者以此来阐发自己的改良主张。全书除楔子之外，四回目中有两回是演讲，一是孔觉民历数立宪党的章规与纲领，二就是这里的“革命”和“改良”之论争。后他们路遇爱国青年陈猛，三人志同道合。分手后，黄去上海寻找同道之人，参加“拒俄大会”等。故事到此没有了下文。参考作者在小说广告中所早已拟就的故事大纲可知，“其结构，先于南方有一省独立，举国豪杰同心协助之，建设共和立宪完全之政府，与全球各国结平等之约，通商修好。数年之后，各省即应之，群起独立，为共和政府者四五。复以诸豪杰之尽瘁，合为一联邦大共和国。……举国国民，戮力一心，从事于殖产兴业，文学之盛，国力之富，冠绝全球。寻以西藏、蒙古主权问题与俄罗斯开战端，用外交手段连接英、美、日三国，大破俄军。复有民间志士，以私人资格暗助俄罗斯虚无党，覆其专制政府。最后因英、美、荷兰诸国殖民地虐待黄人问题，几酿成人种战争，欧美各国合纵以谋我，黄种诸国连横以应之，中国为主盟，协同日本、菲律宾诸国，互整军备。战端将破裂，匈牙利人出而调停，其事乃解。卒在中国开一万国和平会议，中国宰相为议长，议定黄、白种人权利平等，互相亲睦种种条款，而此书亦以结局矣”。梁启超着《中国唯一之文学报〈新小说〉》，《新民丛报》14号，1902年8月。变法强国，进而称霸世界，实现世界大同，是这部小说所幻想的人类未来。
由此可见，小说重在以长篇大论的演讲直截了当地叙述当时政治家的主张和纸上的思考，进行说教，为的是从现实出发，开启民智，灌输立宪革新的思想。其政治思想极为集中，政治内容极为具体，政治目的也极为明确。小说总批云：“此篇论题，虽仅在革命论、非革命论两大端，但所征引者，皆属政治上、生计上、历史上最新最确之学理，若潜心理会得透，又岂徒有益于政论而已。吾愿爱国志士，书万本、读万遍也。”非常鲜明地指出长篇大论的叙事意义所在，“既欲发表政见，商榷国计”。作者在“绪言”中坦言：“兹编之作，专欲发表区区政见，以就正于爱国达识之君子。”所以，对表达的“似说部非说部，似稗史非稗史，似论着非论着，不知成何种文体”，并不在意，“自顾良自失笑”。可见，这是政治家的小说，作者关心的是政治而不是文学艺术。因此有论者指出，此小说的翻译及创作是失败的。
但是，这部重议论、轻描写、没有完成的小说具有非常重要的开启意义。它开启了一代关注国家民族兴衰的新小说的宏大叙事传统，也开启了非写实小说的新叙事，把传统超时空的神鬼仙魔的非写实叙事引向一种有时间指向的未来叙事。这种“未来完成式”的叙事，按照进化论的时间观，预先设定了一条历史发展的必然轨迹，把国家在未来某个阶段应该有的样子在小说中描绘出来，消除了历史发展多种可能性的存在。未来在等待着我们，所以叙述隐含着急切的焦灼感、紧迫感，仿佛别人（先进发达国家）都到了目的地，而我们（中国）却还没有找到搭乘的汽车。毕竟，作者当时面对的是中国的贫弱和各强国的繁荣昌盛。在对现实的描绘和对未来的幻想之间，小说留下了叙述的空白。这个空白，是作者正苦苦探索的而无法落实到文字的苦闷。但是，叙述的空白并没有影响这种叙述将读者带入未来的想象中。对小说而言，重要的是这种未来叙事，打破了传统的非写实小说固有的文化资源、时间观念、叙述话语，展示出一个迥异于传统的陌生新鲜的幻想世界。由此，开始出现了大量幻想未来的非写实小说，不仅从政治，而且从更广泛的社会、文化、科学等方面展示出对未来的想象，发展出众多非写实小说类型，如科幻类小说。
通常，虚构叙事总是要说服读者接受有关真实世界的某些明确的意识形态内容：或道德标准、或政治主张、或人生体验等，而晚清非写实小说产生于新旧交替、复杂动荡、风雨飘摇的社会，自然会浸染着时代的酸甜苦涩。“中国近代思想潮流很多，很复杂，而且多变，变的多变的快，但就其主流来看，都是围绕着爱国、救国和治国而展开的”。晚清小说因其社会功利性的叙事目的，必然将“救国图存”“强国保种”思潮作为表现的中心内容。这种现代文化属性和精神品质不仅是当年梁启超和鲁迅所呼吁的“群治”“疗救国民”的小说内涵，也是20世纪乃至今天小说这一文类所具有的重要文化基因。正是这种启蒙、政治煽情动员等社会功用的极致发挥成就了中国现代小说的荣耀光辉。20世纪初，非写实小说亦是如此，以理性科学的态度来认识世界，关注社会历史进程的重大主题，寻求力挽狂澜的革命英雄力量的叙事，开启了追求理想社会和国家民族富强的现代小说的宏伟叙事，引发了现代小说对社会命题的巨大兴趣，体现出中国知识分子关心国家民族、关注社会进步的铁肩担道义的传统人文精神，引领着中国小说从传统走向现代，彰显出现代小说所具备的参与到社会文化思潮之中以对人类生活产生历史性影响的文化品质。阿英总结了晚清小说的几个主要特征：第一，充分地反映了当时的政治社会情况，广泛的从各方面刻画出社会的每一个角度。第二，当时的作家，有意识地以小说作为了武器，不断地对政府和一切的社会恶现象抨击。第三，大家既知清室不可与图治，提倡维新爱国，因此也有许多人，利用小说的形式，从事新思想新学识的灌输，作启蒙运动。此外，尚有第四项特征：描写两性私生活的小说，在此时期不为社会所重。由此可知，晚清小说创作多以反映社会问题为内容重心。这些特征基本上勾勒出了晚清小说的主题。小说家感时忧国，“政治”是其念之写之的中心对象。
20世纪的中国现代小说是由现代政治精英和文化精英为了促进社会文化变革而共同呼吁和建构起来的文体，是政治和文化得以沟通、结合的共同话语方式，充当着社会生活和日常生活的记录者、反映者，始终参与着建构现代民族国家的政治理想，活跃于社会文化思潮和文化发展中，这就决定了小说叙事的精英立场，赋予了“小说”这一文类在中国超越艺术范畴的重要社会功能。在此创作观念的浸习下，晚清非写实小说集中呈现出对强盛国家的幻想和期待，性别、民族、梦幻、仙魔、科技等种种议题在笔下交锋，形成了众声喧哗的场面。细分之下，其创作内容主要涉及“政治改革”“科学救国”“国民启蒙”三个时代论题，笔者就此详加论述。
政治改革
政治改革是晚清的时代主潮，自然会成为小说包括新型非写实小说的表现主题。在这些非写实新小说中，一方面是对未来“乌托邦”文明理想世界的呈现，一方面是对黑暗社会的种种腐败现实的揭露。在民族危机中，小说家激愤地痛斥列强的侵略和专制政府的无能腐败，急切地表达着自己所想象的种种国家规划、社会规划，在虚拟世界中用文字鼓吹政治改革，探索救国救民之路，从《新中国未来记》等小说中慷慨激昂的演讲到《新石头记》等小说中的乌托邦描绘，几乎没有小说不发表关于救国政见的。关注政治改革几乎是本时期所有小说的中心话题。
由于政治立场与思想观念的不同，晚清的政治改革运动产生了“立宪”与“革命”两种思潮。这两种思潮是中国近代兴起的保守主义与激进主义对峙的产物。戊戌变法失败之后，康、梁流亡海外，拒绝与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联合，保守与激进分野营垒始现。1899年康有为在加拿大创立保皇会，宣传君主立宪，反对民主共和。1905年前后立宪派梁启超的《新民丛报》与革命派的《民报》的论战，标志中国激进主义——革命派和保守主义——立宪派两派阵营的正式形成。立宪派在清末的宪政化历程中扮演了主角的角色，而革命派则在辛亥革命之后成为自由主义宪政试验的主角。这两种思潮几乎同时在甲午战争之后兴起，都是否定专制政治，主张民主政治的。不同之处在于实现宪政之手段和政体选择上。立宪派主张要以和平方式，在中国推进君主立宪；革命派则要靠暴力革命手段走民主共和的道路。而在政治改革中，决定保守主义与激进主义的分界线是民族主义，是否主张狭隘民族主义——排除清朝皇帝是区别立宪派和革命派的唯一标准。在温和与激进、改良与革命、建设与破坏的分歧中，彼此思想观念有着极深的矛盾，导致晚清的政治改革运动就在立宪与革命的斗争中开展。这两种政治理念，影响了晚清小说在创作上呈现出不同的政治诉求，形成了支持立宪运动与鼓吹革命运动的两大小说流派，阿英就在《晚清小说史》中将此分为“立宪运动两面观”和“种族革命运动”两项。在非写实新小说中亦如此。
在吴趼人的《新石头记》中有这样的描写：
适值又有人上了条陈，说照这样模糊影响的行新政，是不能见效的。必要立宪，方才有用。不然，但看日俄交战，日本国小而胜，俄国国大而败。日本人并不曾有什么以小敌大的本领，不过是一个立宪，一个专制。这回战事不算以小胜大，只算以立宪胜专制罢了。这个陈条上去，朝廷也感悟了，思量要立宪，只是没个下手处，于是就派了五位大臣，出洋考察宪政。五位大臣分头出洋，去了多时，把各国一切窍要，都查考明白了。在京里设了个宪政局，五位大臣每日到局，各把考来的宪法互相比较……斟酌尽善了，便布了宪政。（第40回）
这里“派五大臣出国考察”的情节与当时清政府迫于无奈，在1905年派遣“考察政治五大臣”分赴外洋考察宪政之事几乎如出一辙。1906年，清廷依据五大臣出国考察的报告，下诏“预备仿行宪政”。在小说中，“布了宪政”之后“中国就全国改观了”。史实进入到小说叙事中，融合到虚构情节里，以虚拟的美好结果来证明这种行为之正确，可见，“立宪胜专制”已被广为接受，成为普遍的信念，人们相信立宪确能使中国骤然富强。由此，激发出小说家丰富的想象，急切地描绘出立宪之后的强势中国。仅吴趼人就发表了《庆祝立宪》（1906）、《预备立宪》（1906）、《立宪万岁》（1907）等多部以立宪为主题的小说，其中《立宪万岁》讲述因地界光绪预备立宪影响到玉皇大帝也要在天界立宪，派孙行者、神行太保戴宗、列御寇、雷公、哪吒去下界外国考察。新党留学生猪八戒带领他们到处参观，回来后群神换了官名就算完成了立宪，讽刺现实中立宪的形式化。春的《未来世界》开头第一句就是“立宪！立宪！速立宪！这个立宪，是我们四万万同胞黄种的一个紧要的问题，一个存亡的关键”（第1回），最后又呼“我不得不祝立宪万岁，立宪自由万岁！我自由之立宪国民万岁”！（第26回）论述立宪之重要。作者认为解救中国之危机，“除了变法自强，是没有别的法儿了”，所以作者“看着那立宪以前的社会，想着那立宪以后的国民，所以做这一部小说出来，但愿看官看了在下的这部小说，都把自己的人格，当作个立宪以后的国民，不要去学那立宪以前的腐败，这就是在下这部《未来世界》的缘起了”。（第1回）小说想象中国自从实行立宪以后多年，“民智开通，民权发达，居然成了个帝国的规模，复了那自由的幸福”（第2回）。但是，在立宪后，有许多问题，特别是国民素质需要通过教育提高。小说通过塑造三位资产阶级改良派的理想人物表达立宪理想。一位是民智学校总教习陈国柱，他每个星期天都向公众演讲立宪学说，并且打赢了和洋人的官司，维护了国人权益；一位是积极倡导普及教育、推行文字改革的方知县；一位是振兴女学的宗夫人，来解决立宪中的问题。《宪之魂》则想象国势颓微的阴曹地府里的阎王决心立宪，把阻止立宪的大臣送到刀山地狱治罪，通过普及教育，兴办矿务，筹办民债，编查户口，清丈田亩，制造武器，奖励工艺，惩罚游民等等改良举措，强国富“鬼”。鬼魂们如枯木逢春，团结一致，增强军力，打败入侵的狮子国、劫化国，收回被夺去的主权，成了一个君主立宪强国。吴趼人的《新石头记》也有一段情节描绘由梦境推演立宪后的情景，“果然立宪的功效，非常神速，不到几时，中国就全国改观了”（第40回），此时中国俨然居万国之首，非但收回以往的不平等条约，并且工商繁荣、交通发达，中国皇帝更被推举为万国和平会会长！《新纪元》与《电世界》两部小说也是以立宪之后的未来中国为背景展开故事情节叙述的，刻意强调立宪政体的存在，将立宪政体与强盛的国势画上等号。其他关于立宪的非写实小说还有陆士谔的《新中国》、萧然郁生的《乌托邦游记》《新镜花缘》，大陆的《新封神传》、报癖的《新舞台鸿雪记》、想非子的《天国维新》等等，都是描绘立宪之后的中国，成为与欧美各国并驾齐驱的强国。立宪派非写实小说比较乐观，常常借由对未来美好世界的想象来激励民心。
在温和的“君主立宪”群声中，少数激进派的革命主张，响亮而尖锐地表达着决绝的牺牲精神，“诸君，革命！诸君，独立！革命死，不革命亦死，与其迟死，不如早死，与其弱死，不如硬死”，给人以极端的印象。与立宪派对未来美好的憧憬想象不同，革命派因其要彻底消灭现存一切而重在揭露现实政治的腐败，他们挞伐统治阶级的腐败，呼告民族存亡的危机，揭露清廷投降卖国的苟安，以激起国人同仇敌忾的斗争士气。对晚清社会腐败政治的揭露并不是非写实小说的强项，但是其笔墨之间无不激荡着对此种现实的愤恨，《月球殖民地小说》叙述湖南湘乡的反清志士龙孟华因受国内黑暗现实的逼迫逃亡南洋的一系列奇妙经历，关于社会现状就写道：
近来国事日坏一日，都是几个权臣在里面主持……论起这三位大员个个都是科甲出身，到了晚年做到位极人臣的地步，也算是很有场面的了，但他们却天不怕地不怕，只怕两个人：一个是外国人，无论英、法、德、美，只要他头上没有头发，手里撑一根打狗棒，脚底下吱咯吱咯的走来，便屎尿都登时吓出，千说千依，万说万好。一个是里头当差的都太监……那三个老头儿也安心安意的为他使用，弄到钱财都要孝敬他好几分，至于国家的存亡，百姓的死活，一向是丢在脑后的。（第24回）
把朝中权臣压榨民财，崇洋媚外的丑恶嘴脸入木三分地勾画了出来。《女娲石》写一群女豪杰的革命行径，就将亡国的矛头指向了当政的慈禧，揭露其骄淫奢侈，罔顾民生的享乐，“好贼婆，我四万万同胞何罪？今日活活断送你一人之手，久想生食你肉，今日还不下手，更待何时”？如此激愤之语，代表了所有革命者共同的心声。《自由结婚》用倒叙讲述黄祸和关关的爱情故事，回顾“爱国”（影射中国）的强盛之路。作者焦灼地用“爱国”的现状折射中国现实，用洋人的口吻表明在“爱国”洋人趾高气扬，拥有特权，“你可知道我们现在有要你死就死，要你活就活这样大权吗”？“爱国人一点儿没有道德心”讨好外国人，无所不用其极，甚至将妻女送给他们，以致让洋人鄙夷地认为：“并且现在你们国里通商埠头，外国人都是主人，独独你们爱国人只好做做西崽，通事那些不上台盘的行业，倒还不知羞耻，反而虐待自己国里的同胞，做出狠如鹰、贪如狼、猛如虎的面目”。痛斥这是一个奴颜婢膝的异族政府，卖国求荣，割地赔款，百姓也奴性十足。作者还用无鬼城内一个腐败学堂，论述“这样奴隶学堂，何以他国没有，我国独有？……就是因为我国是专制体罢了。因为我国还不是一个好好的专制政体，一切政体都落在非我族类之手罢了。……我们要鼓吹自由，推倒专制，一定要先从政体着手”。（第12回）将批判的锋芒直指专制政府。
在革命的激愤中，种族问题被凸现了出来。“夷夏之辨”是其刻意强调的论点，“仇满排满”成为革命宣传的一种口号。1894年，在檀香山兴中会创立之初，革命派就提出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国”的以种族革命为号召的革命宗旨。邹容在《革命军》中指出：“我同胞处今之世，立今之日，内受满洲之压制，外受列国之驱迫，内患外侮，两相刺激，十年灭国，百年灭种，其信然夫！”，并认为“西人之侵入，皆满族有以启之也”，将帝国主义的侵略归罪于清朝的种族压迫，提出了“欲御外侮，先清内患”的革命方针。因此在宣传资产阶级民主思想的非写实小说中常见排满言论，如宣传资产阶级民主思想的小说《卢梭魂》中就有这样的情节：让法国启蒙思想家卢梭和中国的黄宗羲、展雄、陈涉等人聚在一起，共同追求自由平等，推翻专制统治。书叙“唐人国”被“曼珠人”（谐音“满族人”）统治两三百年，受尽压迫。英雄朱胄、东方英、武立国情同手足，要光复唐人国，力主“夺回唐国地，驱尽曼殊人”，其中“唐人国”寓“中国”，“曼珠人”寓“满族人”的寓意显豁明白。我们无意对此思想的历史价值进行评说，只是要指出这种时代思潮在非写实小说中的涌动，以阐明小说涉及的幻想皆指向现实世界的社会问题。
在浓烈的爱国激情鼓动下，无论是向往立宪后的未来或是推翻当前的政权，无论是温和的改造或是激进的暗杀，都表达了对于现实专制政体的不满，“立宪、革命两者，其所遵之手段虽异，要其反对于现政府则一也”。非写实新小说用魑魅魍魉的野蛮世界想象描绘了腐败专制的黑暗现实，也用革命和立宪之后的“乌托邦”文明世界表达了对于政治改革的种种探索和对未来的美好期待，还要肯定的是小说对立宪和革命思潮的普及推动，起了一定的宣传作用。
国民启蒙
除了对国家政治的规划，社会精英对“人”也进行了理性规划。国民启蒙是近代中国一个非常重要的话题。它是现代中国文化变迁的中心命题之一，不但是20世纪文学的时代精神和社会意义所在，也是文学家创作的重要动因所在。非写实小说以其独特的隐喻方式表达了对于启蒙问题的思考。“中国积弱，非一日矣！……方今列强环列，虎视鹰瞵，久垂涎于中华五金之富，物产之饶，蚕食鲸吞，已效尤接踵，瓜分豆剖，实堪虑于目前。”在民族存亡的危难关头，中国对启蒙要求的强烈程度和多方面都是前所未有的。小说家一方面大声疾呼救国，另一方面也在反思国家政治痼疾所在和国民性改造的问题。
“五四”以来的新文学因其鲜明的启蒙特征而被我们称为“改造民族灵魂”的文学参看钱理群等着《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绪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实际上，对于国民性的思考早在晚清就已经开始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洋务运动、维新变法的破产和一系列战争尤其是甲午战争的失败，迫使进步知识分子认识到国家民族的竞争归根结底是国民素质的竞争，“今日世界之竞争，国民竞争也”，“处各国以民族主义立国之今日，民弱者国弱，民强者国强”。同时，严复等人宣传的社会进化论和社会有机体论以及“民权运动”时期日本国民性改造运动的成功都给中国知识分子改造国民性的要求以有力的支持。于是，在1901年前后形成了对中国国民性的批判思潮。首先是对奴性的批判，邹容就认识到“中国人无历史，中国人之所谓二十四朝之史，实一部大奴隶史”，这种对中国国民奴隶性的论述就是当时的启蒙主话语，启蒙者希望唤醒国民意识来激发国民的爱国心和责任感以救国。严复在《原强》、梁启超在《国民十大元气论》《中国积弱溯源论》《新民论》等一系列文章中，和其他启蒙者一同，尖锐而广泛地批判中国人的“奴性”和自私、虚伪、愚昧、麻木、空谈、旁观、好古、保守、无独立性、无自治力、无冒险精神、无尚武精神等所谓的劣根性，并且以西方近代国民为标准，提出塑造具有现代性的“新民”形象，“苟有新民，何患无新政府，无新制度，无新国家”！以期能挽救中国，实现强国之梦。
在晚清非写实小说中，小说家以多种“疾病”的想象意象寄寓了这种对于国民性的批判，以激发人们认识救国保种的必要与紧迫，如《女娲石》中的洗脑院、《介绍良医》中的换内脏、《月球殖民地小说》中的“八股病”、《新法螺先生谭》中的造人术等等，都是对再造国民性的寓言性想象，后文将于第二章第一节对此详加论述。
同时，小说家又深情地细述祖国的悠久历史和灿烂文明，来激荡人们的民族自豪感，增强对未来光明前景的自信心，借以提振消沉的社会民气。这种救国的急迫感与民族的自豪感相互交织、自卑与骄傲轮番显现的特点，正构成晚清文学想象的奇特图景。面对屡战屡败、物质实力处处落后的国家现实，人们只有从优越的文化传统中寻求支撑民族自尊自重的心理基础，“用国粹激励种姓，增进爱国的热肠”，因此中华民族悠久的历史与丰富的文化遗产，成为重振民族自信的根据。小说家借助丰富的想象力，憧憬中国未来的美好，“根源于既往之感情，发于将来之希望，而昭于民族之自觉心”，在虚构的乌托邦中夸张地渲染中国之威，甚至成为世界霸主。如《新纪元》这样描绘1999年的中国：
原来这时中国久已改用立宪政体，有中央议院；有地方议会；还有政党及人民私立会社甚多。统计全国的人民，约有一千兆……所有沿海、沿江从前被各国恃强租借去的地方，早已一概收回。那各国在中国的领事，更是不消说得，早已于前六十年收回的了。通国的常备兵，共有二百五十万。遇有战事，并后备兵一齐调集起来，足足有六百万。国家每年的入息，有两千四百兆左右，内中养兵费一项，却居三分之一，所以各国都个个惧怕中国的强盛，都说是黄祸必然不远，彼此商议，要筹划一个抵制黄祸的法子。无如中国人的团体异常团结、各种科学又异常发达，所有水路的战具，没有一件不新奇猛烈，这个少年新中国，并不是从前老大帝国可比！（第1回）
诸如此类的叙述在各个乌托邦中成为一种必不可少的叙述元素。中国的强盛在《新野叟曝言》中超越了地球发展到了星际空间，“老大帝国”在《新纪元》中成了各国恐惧的“黄祸”，世界被迫接受使用黄帝纪元；《未来世界》中的中国人在大街上怒斥俄罗斯人，俄人也不敢回嘴；《痴人说梦记》中，中国军队甚至还将大批俄军赶进黑龙江淹死。这种与现实相反的虚拟中国，虽然虚张声势，但是可以产生一定的补偿心理给人以安慰，建立了对于改革前景的乐观信心。而对中国传统文明的自信则不是无根据的空想，《新石头记》由论“醉酒”，推演出民族的优越感，认为中国进化得比那些“自称文明国的”早，先天就有了礼法，而后开化的就是“野蛮底子”，这种道理实在有些牵强，十足是一种自夸，饱含强烈的种族优越感。《新野叟曝言》则干脆直接将中华民族的智慧聪明提高至万国极点，其云：
万国人的智慧聪明，本以中国为最。因中国人的脑部独大，思想独高也。你们欧洲各种学术，其源尽出于中国。如地质学原于禹贡，理财学原于大学，即官民之际，中国以官为民之父母；欧洲以官为民之仆役，其说似不相同，实则官为民役之说，唐人柳宗元早经说过。柳宗元送薛存义序云：“凡吏于土者，若知其职乎？盖民之役，非以役民而已也。凡民之食于土者，出其十一，佣乎吏，使司平于我也。今我受其直，怠其事者，天下皆然，岂惟怠之，又从而盗之。向使佣一夫于家，受若直，怠若事，又盗若货器，则必甚怒而黜罚之矣。”欧洲所谓国民主义，岂不就是剽窃这两句柳文么。此外各种学说，若欲一一提出，则盈篇累牍，亦不能尽，可见中国人的聪明胜于万国没有可疑的了。参看陆士谔着《新野叟曝言》第14回，上海：改良小说社，1909年。（第14回）
这种论述虽有自大之荒谬，但却与小说整体的非写实夸张风格非常和谐，不显突兀和生硬，反而给人以乐观情绪的感染。 即使小说家以忧国忧民之心，用蕴含深意的各种想象意象绘制未来中国，沉浸在虚拟时空中自我安慰，但他们时刻也没有忘记中国落后的现实，没有忘记中国的国民在愚昧和无知中沉睡，恨不能用笔墨文字作手术刀，顷刻之间唤醒国人，积极奋进，重现辉煌的大国风范。因此，启蒙的话语渗入在字里行间，也表达着启蒙者自身的焦急、无奈、孤独的痛苦，如《催醒术》《介绍良医》这类小说所表达的。
科学救国
在非写实小说表达富国强民的主旨时，有一部分作品重点叙述了对于科学技术的憧憬和展望，对未来社会中的交通、医疗、城市建设等进行具体规划，成为中国现代科幻小说“科幻小说”（science fiction）得名于美国着名通俗小说杂志出版家兼编辑雨果·根斯巴克（Hugo Gernsback，1884—1976）1908年创办的杂志《现代电气学》中所辟的《科学小说》栏目。“科幻小说”概念应该具有“小说”“幻想”和“科学”的因素，其中超自然描写始终是受科学事实或科学逻辑制约的。而晚清非写实小说关于科学的超自然因素不受甚至超越了科学事实乃至科学逻辑，多是没有科学依据的狂想，是“科幻奇谭”（science fantasy），而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科学幻想小说”。的肇始。回顾现代科幻小说的发展，它的产生应该是在19世纪工业时代，科学和技术开始融合，科学知识开始大规模普及，新技术、新发明不断出现，进入到人类日常生活，使人类感受到科学技术带来的苦恼和欢乐，人类不禁要想：这些新科技的发展会为我们明天带来什么？我们将会走向何方？惶恐和希望交织着产生了表达这种科学想象的文学。而在中国，晚清非写实小说中这种科学因素的介入，主要是为了启发民智，普及科学技术知识，破除迷信和愚昧，同时也反映了当时国人对科学技术的认知程度，更重要的是表达了强烈的救国意图。
鸦片战争之后，西方列强以坚船利炮为先锋叩关，打开了大清帝国的大门。中国人直接感受到他们强大的就是技术科技的先进，尤其是武器优势的威胁，因而，中国为了寻求军事国防的保障，开始学习西方先进技术，购置和制造船舰枪炮，派遣留学生学习造船与驾驶，开发矿产与建造铁路，以巩固国防，抵御外侮。然而，甲午战败，有识之士渐渐觉悟到徒有船炮不足以自强，政法制度、国民素质才是立国的根本，这就促使国人从急功近利的军事目的走了出来，开始关注工、商、矿等实业，朝厚植民生的方向努力。加上帝国主义在中国大肆掠夺资源和各种利益，使实业建设成为救国的要策。1899年光绪谕令中就说，“即如农工商矿务等项，泰西各国讲求有素，夙擅专长。中国风气未开，绝少精于各种学问之人，嗣后出洋学生，应如何分入各国农工商等学堂，专门肄业以备回华传授之外，着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详细妥定章程，奏明请旨办理”。于是，国人纷纷主张设立农工商总局及矿务局来总理产业建设，奖励民生工业生产，并主张广开工厂，发展民营产业。现实需求刺激着国人对科学技术的追求，其追求行为又透露出强烈的科学救国的企图。
发展科学技术首先就必须学习先进知识。随着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签订使中国对外通商口岸越开越多，传播机构的设立如新式学校、教会医院、翻译馆、报社、出版社等也越来越多，西学传播的范围越来越广，人们普遍开始接受认同西学。确实，面对具有巨大优越性的西方物质科学技术，中国人对它产生了高度信任感，似乎西方科学技术无所不能，无所不包。1876年创办的《格致汇编》科学杂志，设有“互相问答”一栏，专门回答读者提出的问题，从第1卷开始刊载，到1892年停刊共有320条，如问火柴头、铅笔是用什么材料造的？西国人能不能辨鸟语兽音？石灰落入眼中西国有没有妙法可治？……包括应用技术、自然常识、基础科学、医学等等五花八门的各种问题。从这些问题中可以看出时人对西学的粗浅认知程度和盲目崇拜的心理状态。基于这样的认知水准，小说家关于科学技术的想象不可能以科学成分为主，像凡尔纳的创作那样充满了科学资料和知识，而只能以幻想成分为主，凭空捏造，天马行空。
荒江钓叟所着的《月球殖民地小说》，1904年起连载于《绣像小说》，已刊35回，未完，是中国最早的科学狂想小说中的代表作，充满了关于科学技术的新鲜想象。小说讲述湖南湘乡的反清志士龙孟华因报仇杀人而流落南洋，巧遇驾气球的日本人玉太郎，以寻妻为线索，随其飘游世界，游历美国、欧洲、非洲、印度等地，见识各地奇风异俗，甚至梦游月球，最后与妻儿团聚。故事带有西方冒险小说的成分，展现出一系列奇幻的带有魔幻色彩的科学想象，有一些是当时已有的技术产品如电灯、电话、铁路、照相、X光、千里镜（望远镜）、带电气花的自来灯（手电筒）等在日常生活中得以运用的描写，有一些是令人匪夷所思的东西的想象，如帮助龙孟华寻妻的玉太郎、濮玉环夫妇自行设计、制造、驾驶的气球，豪华舒适，瞬息万里，穿梭在印度、美洲、欧洲等地之间，非常神奇。还有印度老人哈克参儿医师神奇的外科医术，开胸破膛，取出心来用药水洗过，又放回去，“看那心儿、肝儿、肺儿件件都和好人一般，才把两面的皮肤合拢，也并不用线缝，口袋里掏出一个小瓶，用棉花蘸了小瓶的药水，一手合着一手便拿药水揩着，揩到完了，那胸膛便平平坦坦，并没一点刀割的痕迹”；被狮子咬掉的手臂被重新装上，“竟同平时没甚两样”。开颅手术也很神奇，“哈老振起了精神，拔出七寸长的匕首，从脑袋上开了一个大窟窿，用药水拂拭了三五次，在面盆里洗出多少紫血，揩抹净了，合起拢来，立刻间已照常平复”（第33回）；还有杀伤力极大的绿气炮，晶莹夺目、光彩陆离的电光衣等。最后甚至想象到与月球人交朋友，到月球去游学，幻想造一个大气球，带着四万万同胞离开污秽不堪的地球，开拓新的生存空间。在这些叙述中，我们既可以寻出嫦娥奔月、偃师造人、肢体再造、神医妙手回春等古代神话传说的痕迹，也可以明显看到西方先进的发光、爆破、透视、通讯、交通等科学技术在想象中的生发，甚至还有许多地方对所想象事物的原理有合乎逻辑的解释。西方科幻小说的分子和中国传统的神怪小说的因素混合在一处，表达了对于知识真理的兴趣和对梦想传奇的热情。在《女娲石》《新石头记》《新法螺先生谭》《新纪元》《新中国》等非写实小说中关于科学技术的应用、发明的叙述皆是如此。
尽管科学技术的想象丰富多彩，离奇新颖，但在小说叙述中主要集中于国防、农业、交通、医学等关系到国计民生的方面，表达了小说家忧国忧民的救国意识。
早在1847年太平天国起事前就有俞万春所着的战争小说《荡寇志》，对军事科技和器械发明充满了浓厚兴趣，描绘了像奔雷车、沉螺舟、螺匣连珠铳、飞天神雷、陷地鬼户等稀奇古怪的新式武器，在传统的行军布阵、请仙降妖之类的神怪叙述中，力图引进一种先进的科学兵器概念，加入了科技的因素。1899年的《年大将军平西传》亦如此，有升天球、造地行船和借火镜之类的军事武器的描写。到了1908年的《新纪元》这部战争小说，文学想象推陈出新，更是描写了花样繁多的武器发明。小说讲述西历公元1999年，国富民强的中国政府决定第二年改用用黄帝纪年4709年。白种各国召开万国会议抵制黄种人的势力扩张，于是发生了战争。战争以多国部队失败求和告终，中国威震四方，成为世界霸主。此时的小说作者已经具备了一定的科学知识，有了现代性科学理念，想象的武器有了相当程度的科学原理。作者曾多次强调，“从前遇有兵事，不是斗智，就是斗力；现在科学这般发达，可是要斗学问的了”（第3回）。这里的“学问”已经不是传统的文韬武略，而是科学知识。“19世纪以后的战争，不是斗力，全是斗智。只要有新奇的战具，胜敌可以操券……今日科学家造出的各种攻战器具，与古时小说上所言的法宝一般，有法宝的便胜，没有法宝的便败。设或彼此都有法宝，则优者胜，劣者败”（第8回）。可见，对于科学技术在战争中的应用，先进武器的重要性，小说家有着深刻的认识。因此，《新纪元》黄白种族大战的主要架构，就是武器的拼较。当我军以新式战具连破敌军水雷部署与潜水雷艇后，敌军用绿气炮毒杀中国气球队，于是，各种新式武器如升取器、水上步行器、大小气球、避电衣、泅水衣、软玻璃面具、海战知觉器、流质电射灯、日光镜、化水为火药水、电器网、冰房等等轮番上场，请来的救星是化学教习刘绳祖，烧敌舰是用化水为火的科学方法，烧敌人的气球是用日光镜通过聚焦日光产生热量来进行的。虽然总体上看，作者的想象还是相当随意狂放的，但是对物理化学原理的依据令人信服，而且在战争双方彼此的胜负消长的描写中，凸显了科学发明对于科技战争巨大的影响力。高阳不才子的《电世界》也有一场战争。西历2009年的强盛中国有一个“电王”黄震球，以陨石炼出一种金属原质，可在空中发电，背在身上即可飞行，瞬息万里。此时西威国派出飞行舰队要灭尽黄种人，于是电王用这种物质发明了“电翅”与“电枪”，凭一人之力，就可抵御进犯的敌舰，不但射落千只飞行舰，还将西威都城烧成焦土，大显神威。由此可见，在小说家的想象中，科技的发展，改变了传统的战争形态，科学技术和发明成为主宰战争胜负的关键。
除了保障国防安危的科幻武器之外，在日常生活的各个层面，也有非常神奇的科学幻想。首先，是对于农业的幻想。中国在传统上是一个农业国家，以农立国，农业是民生经济的基础。然而，自清中叶以后，人口激增，人均耕地面积严重不足，农业生产因袭着落后的耜耕方法与独立耕作方式，于是，西方农业科学的技术与经营方式，成为晚清农业改革的借鉴，郑观应就曾主张派人“赴泰西各国，讲求树艺农桑、养蚕、牧畜、机械耕种、化瘠为腴一切善法”，因此开发农业新地、改变传统经营方式，并引进机械耕作与科学种植技术成为当时农改要务。《新石头记》就想象了以合成公司，同种同收的新经营方式，配合机械耕作，并改良土壤，使得稻麦生产一年四熟，又讲究养蚕方法，广增野蚕利权（第35、38回）；《新野叟曝言》则要广辟农地，遵循“相土得宜”的科学原则，“辨土之性以下种”以求增加农产品的收成，并采用自来水灌溉替代水车车水旧法（第3回）。《电世界》的想象更为奇妙，电王飞至南极，招欧工采金矿。他发明了“鈤灯”，“发出的光热犹如太阳一般”，使南极变成“永远不夜，而且永远不冷，植物动物长得茂盛硕大，合南洋群岛差不多”的天府之地，人人向往，不能去的反而要罢工。北极也冰雪尽化，成为一年两熟的耕地（第6、9回）；“电犁”也出现了，“20世纪以前，中国用牛耕田翻土，不过一尺深浅，空气的和入不多，地利所以不厚。如今改用电机做犁，只消一人管机，可以入地七八尺深，一耕便可两三百亩，每天每部机至少要耕五六千亩”。（第9回）还有“电气肥料”，在“翻土的当儿，把空气中的电气，用一种发电带引电气散布地中，植物得了电力，他的发育不比寻常，笼统计算起来增加十倍还不止哩”，以致植物随之进化，产量大增，不但供人食用有余，连带影响牲畜也因为食料丰盛而硕大繁滋，连“金华的白毛猪”也硕壮如“印度的驯象了”。这些想象营造了一个富饶的农耕社会，描绘出一个个现代“桃花源”，引领人们对科学化的现代农业充满神往。
其次，在交通方面，众多飞行器的意象频频出现，反映了人们对于时间的重视和技术发展的关注。我们将在第2章详细论述此问题。再次，就是对西方医学观念的接受。晚清非写实小说中有大量神奇的医学发明，反映了国人卫生观念受西方医学影响而发生的种种改变。西洋医学自明末清初就已随传教士输入中国，据黄伯禄《正教奉褒》记载，早在1693年，清圣祖染疟疾，西士洪若、刘应等，进西药治之，结果痊愈，大受赏赐。然而，随着西教被禁，西医输入也停滞。直至鸦片战争之后，西方医学同其他学术文化再次涌入中国，自此西医医院与医科学校遍设各地，西医书籍更是大量译出。最早的西医医院于1835年，由美国传教士帕克氏（Peter Parker）在广州设立，鸦片战争后，西人更在中国开设大批的医院与诊所，教会医院快速增加，“据不完全统计，在1919年，全国已有教会医院250多处”。英国宣教医师合信（Ben Hobson）着述的《西医略论》《内科新说》《妇婴新说》《全体学新论》等在中国开始流传，尤其《全体学新论》是中国近代第一部系统介绍西方人体解剖学的着作，论述了人体的主要器官，首创了“脑气筋”这个词，被梁启超、谭嗣同等人运用到着作中广为传播。洋务时期，江南制造局翻译馆也翻译了大量的西医西药书籍按照《江南制造局译书提要》的分类，翻译馆所出160种书籍中，医学类占了11种，其数目仅次于兵学、工艺和兵制类。其中《西药大成》是当时最大的一部西药书；《法律医学》则是近代中国第一部系统介绍西方法医学着作。之后，许多教会医院陆续设立，也多在医院内附设学校，招收中国学生，教授医学。中国也开始自办医科学校。最早的西医教学应该是开始于1896年北京同文馆的科学系聘杜琼氏（Dudgeon）为教授讲授西医。此后，西医在中国因其疗效显着也被广大民众逐渐接受，由此，西医被先进的知识分子视为一种新兴的科学，受到梁启超等人的大力提倡。光绪皇帝在变法章程中，明令专设医科，将西方医药科学纳入维新变法的内容中，成为救国方策之一。
西医为我国医学界带来了新观念、新知识和新技术，解决了一些中医无法解决的医学难题，促进了医学进步。比如对传染病的认识。中国传统上将传染病称为“疫”，历代都有发生，是令人恐惧却无能为力的大灾祸，以晚清为例，1890年广东高州等地受鼠疫侵袭，1910年鼠疫又在东北各省重演。而中国人传统上将其多归因于鬼神作祟、瘴气或胎毒之类，可是自西方医学传入，人们就普遍了解了微生物才是传染病的根源。《新野叟曝言》就指出“凡人之病，大都缘风寒暑湿侵入而成者半，缘微生毒物传染而成者半”（第4回），《电世界》也指出疾病成因“一种是天气寒暑不时；一种是空中飞扬霉菌”（第11回），这说明微生物致病的观念在当时已为一些进步的人们所接受。不仅如此，《新野叟曝言》还详细描绘了活体培养法制取疫苗的过程：
其法如欧洲种牛痘相似，先以痨症喉痧伤寒急痧等微生毒物，设法取下，再用刀布种余畜类身上，病发而死，再传种于强健的畜身上，辗转传种，必至所种之畜病发而不死方止，然后收取其浆，移种人的身上，此人被种后即可永远不染此等毒症。（第4回）
《电世界》也讲述了用气味来杀菌的方法（第11回）。这些描写表明了现代性的医学理念已经在中国传播。
在小说中还有很多医学仪器的发明想象，尤其是各种“透视镜”。《月球殖民地小说》中有“透光镜”，能够透视内脏，“向病人身上一照，看见他心房上面蓝血的分数占得十分之七，血里的白轮渐渐减少，旁边的肝涨得像丝瓜一样，那肺上的肺叶一片片的都憔悴得很”（第12回）；第32回还有“电气折光镜”可以诊视头脑。《电世界》中的医生也有类似仪器，“看人体时，常用一种电气分析镜，将那人全体细细照验”（第11回）。《新石头记》则有更多，“验骨镜”“验髓镜”“验血镜”“验筋镜”“验脏腑镜”（第24回），可以观察全身的器官，而且还有验全体的“总部镜”和分验各器官的“分部镜”，甚至连无形的“性质”与“通身呼吸之气”都有“测验性质镜”与“验气镜”来检验。
这种想象意象的产生应该和1895年底德国物理学家伦琴公布X射线的发现有密切联系，因为仅隔一年梁启超就在《读西学书法》中提到了西人“去年新创电光照骨之法”，将X射线的发现公诸国人。这一发现引起了关注科技发展的中国人极大兴趣，1898年再版的《光学揭要》对X射线的发现、特性和用途做了简单介绍，是X射线理论知识在中国最早的记载；次年，江南制造局翻译《通物电光》一书，刊有X光照相图片35张，还专门介绍了X射线在医学上的应用参看，此后许多书刊对X射线陆续加以介绍如《透物电光机图说》附图解说X射线及X射线机的使用法。《知新报》载有《X光新器说》；《岑学报》有《坚伦镜说》等。将X射线的理论及时且详细地传入中国，可见，时人对X射线具有普遍的认知。将这种先进的科学知识运用到小说创作中，表现了当时国人对科技的关注和重视，对新知的浓厚兴趣以及迫切走向世界的开放心态。
小说中的各种科学知识的介入，说明国人渐受现代科学启蒙而萌发了现代科学观念，并且将此开始应用于日常生活中。尽管这些想象不尽正确、准确、合理，带有极大的狂想性质，但是正是晚清非写实小说中这些大量似是而非的科学狂想引发了“科学幻想”小说在中国的发展，引领人们学习科学知识，将各种科学理念灌输到民众头脑中。虽然时代使然，科学因素对小说的介入具有极大的功利性，但是科学幻想对小说的艺术表现无疑具有补充和拓展的意义，而且以其驰骋的想象，昭示着小说的审美价值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