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伊始，中国小说家对飞行充满了异乎寻常的兴趣。这种兴趣固然出自人类本身要像鸟儿一样飞行的征服欲望，也是因为航空时代的来临（1903年，奥维尔·莱特驾驶自制飞机飞行了12秒，掀起了西方各国发展航空运输的高潮），激发了小说家对飞行的幻想兴趣。但是，当时的中国，被强烈的亡国之危焦灼着的国人恐怕没有平静的心情进行科学技术的探讨。晚清的交通运输，无论海陆交通都十分落后。在航运上，一直依赖小型的沙船运输“行程迟缓，不但有欠安稳，而且航无定期，上行时尤感困难”；在陆路上，传统的以车马为工具，以驿站为枢纽的客货运输形态尚未得到根本的改变，这样的运输方式令人疲惫不堪，苦于旅行。交通迟缓不便，还极大地受制于天气、气候的影响。在各帝国列强坚船利炮的战争威胁和凭借先进交通工具发展经济的侵略冲击下，门户洞开的中国渐渐有了改良交通的意识，开始创办新式轮船运输和铁路。1873年轮船招商局的成立，标示了我国航运交通转变的里程，显示人们已共同体认到西方轮船运输的科技优势，及其在经济发展上的厚利。1888年，津沽铁路筑成，平稳、快速，盈利佳，主政者感受到铁路所带来的经济利益，因而筑路之风大开，火车铁道的交通科技经过了长期的误解，终于获得接受。然而，在文学想象中，小说家已经等不及现实社会中海陆交通的大力发展了，直接跨越了刚刚起步的现代交通建设，迅速地引进航空科技的发明，并大肆夸张地铺叙了关于飞行的幻想，绘制了一幅幅形象而便利的航空蓝图，以表达巩固国防、发展经济的迫切心情。
神奇的飞行器
晚清小说家在小说中幻想出了各种各样的神奇飞行器。在这些五花八门的飞行器中，一类是气球。如海天独啸子在《女娲石》中写爱国女杰金瑶瑟乘电马离开女子学校天香院，路上用枪击中洗脑社的“好似一个大鸟，振着两翅，向南进发，斜掠横飞，纵横如意”的一个大气球海天独啸子着《女娲石》第9回，这气球可往来自如，“俺所造气球，虽用氢气瓦斯，但与庸众大有径庭。俺因空气压力浮力之理，造成一舵，能使其球旋转如意，纵横自如。每当航天之时，球内备有二器，一曰折光表，一曰量气表。那折光表内有凸广士一个，所有光线，由凸广士通射入三棱镜。由三棱镜曲折面生像，反射入于望远镜。筒中光线交错，皆成三角。周围刻有精密度表，由三角可以测知物之远近大小”（第12回），不仅可以在空中自由飞行，还利用光学原理测知远景，十分便利；碧荷馆主人的《新纪元》中也有气球。刘教习的游艇小气球里有几个小杌子，带着许多干粮、水果、牛乳、饼干等，只用了四五日就走完了率兵与敌交战的元帅黄之盛来时走的七天路程，而且“刘绳祖所乘的气球是自己用新法改良的，所以起落自由。”不像“洋人造的气球都是随风漂泊，落下时不定在什么地方”。更加大显神威的是在黄白大战中，双方各派出气球队，进行气球大战。多国部队用的是大气球，行动笨滞，而中国用的是小气球，带着日光镜，聚集太阳光点燃敌方气球，“那被焚的气球失了自由，便随风落下，有的落在鱼雷艇上，把鱼雷艇也延烧了；有的在半空里乱转，一时不即落下。吓得敌人所有未焚的大气球，在半天里四散奔逃。”中国的小气球则“灵捷异常”，敌人的炸弹“纵使竭尽平生之力也抛掷不着”。“气球”在这里作为交通工具和战争武器发挥着异乎寻常的威力，对战争的胜败起着重要作用。荒江钓叟的《月球殖民地小说》里主人公进行探险旅行所用的是玉太郎和濮玉环夫妻俩费了五六年的心力合造的气球，“看那气球的外面，晶光烁烁，仿佛像天空的月轮一样；那下面并不用兜笼，与寻常的做法迥然不同。”“走到气球里面，那机器的玲珑，真正是从前所没有见过的。除气舱之外，那会客的有客厅；练身体的有体操场；其余卧室及大餐间，没有一件不齐备，铺设没有一件不精致”，豪华舒适，瞬息万里，穿梭在印度、美洲、欧洲等地之间，非常神奇。此气球，较之前两种更为精致，设施更为完备，也更富有生活气息，不再具有武器的进攻特征，但是也想象得更离谱，竟然有体操场，那需要多大的动力来发动！就是在现代，这也是不可能的事情。
还有一类是飞车、飞舰，它们对人们的日常生活来说，就像自行车一样，使用更为便利。陆士谔在《新中国》描绘各种发达的交通工具时，写道：“在空中飞行的，共有两种东西。一种是船，一种是车。”飞车最多可载五人，人多了就要用飞艇。“我”乘飞车乐极，“往常羡着神仙，腾云驾雾，今日，神仙竟做到手了”。将传统的“腾云驾雾”之梦想以想象中的所谓的先进科技发明“飞车”来实现，表现出传统想象被现代想象资源代替的转型特征。比“飞车”更为神奇的是“飞舰”，“我国人制造成飞舰，已有四五十种。”“就在气球上，添了两个翼翅，进退自如。就是碰着烈风猛雨，也不惧了。这还是最初时光的样子。后来，逐渐研究，逐渐改良，便长的、尖的、浑的、扁的，制造出无数新样子来，竟有到四五十种之多。现在这一种新发明的……安置了汽油机器。”飞行神速，“这种飞舰，打仗起来，装上了炸弹，抛掷到敌人水陆营里头，可就猛烈无匹了。”看来，想象中的科学技术不断发展，在“气球”身上长出了这种“飞舰”。在《新野叟曝言》中，飞行器又是另一种厉害样子。它足有半里地长，高五丈开外，时速竟达一小时一千里。门是八卦自动门，有机关，一拔开关就自动打开，人进去后自己关上，而且从外面看不见。室内无窗户，但制造者文仍制造了收光药水，把太阳光收拢而来，分布在室内四壁上，所以室内四壁光明透亮，昼夜不息，光亮适度；室内还有空气箱，箱内有一换气的机器，如人体之胃，一头吸收炭气，经机器制造变为新鲜气体，从另一头再吐出，所以室内空气常鲜，清而不浊。这种想象充满了科学原理，似乎非常符合科学逻辑，人需要氧气，需要照明，这些都一一被满足。这飞舰，飞到欧洲征服了72国，飞到月球，进行殖民探险，又飞到木星，进行星际移民，既是星际航行工具，也是攻取欧洲的武器，是国家进行殖民开发和武力征服的象征，充满了霸权意味。而吴趼人的《新石头记》中所描绘的“飞车”也甚是方便，高低能随意控制，“本来取象于鸟，并不用车轮。起先是在两旁装成两翼，车内安置机轮，用电气转动，两翼便迎风而起，进退自如。后来因为两翼张开，过于阔大，恐怕碰撞误事，经科学名家改良了，免去两翼，在车顶上装了一个升降机，车后装了一个进退机，车的四面都装上机簧，纵然两车相撞，也不过相擦而过，绝无碰撞之虞，人坐在上面，十分稳当。”快车一个时辰可以走一千二百里，慢车可以走八百里。飞车往来自如，“大有天空任鸟飞之概”，落地无声，贾宝玉忍不住赞叹道：“真是空前绝后的创造！”这种飞车不仅为“文明境界”的主要交通工具，也是水师学堂的武器军备。由此可以想见，这些飞车、飞舰在晚清小说中穿梭得多么频繁密集。
小说家不仅想象了各种飞行器，《电世界》还对航空运输设想了一套比较周全系统的交通规划：“铁路、航路尽废，改成两种交通：（甲）系飞空电艇，（乙）系自然电车，有此两种，瞬息万里来去自由，还要请什么笨伯来费去许多银钱，造劳什子的铁路电轨呢？”（第1回）之所以要废除铁路陆路交通，是因为他们发明了“公共电车”和“地方电车”两种空运利器。凡出游千里之外者，可搭乘“公共电车”，“随地可坐，随地可下”，“世界所有的名都大城，每一小时必有公共电车来往一次”，并且筑高台，用升降机载客，使得上下电车通顺流利且无碍于陆地行人。至于千里之内，则可免费搭载低飞近地的“地方电车”，只消通知驾驶，即可随叫随上，且下车随意。其描绘非常生动详尽：“要上车的人，只消仰着头把手帕一扬，上面便风吹似的放下一根橡皮带下来，带端两个小踏脚，人脚一踏上去，把两手攀着橡皮带，便被他飕的一声，摄了上去。如要下来，也是随意拉着一根橡皮带，他把机关一拨，那橡皮带便松下来，随便什么地方都可以脱手站脚。倘若撞了屋顶，合别种有阻碍的地方不能站脚，尽可把踏脚的机件踢动，他自然会移过去，移到相当地方随意脱手。手一脱，便有电铃一响，他那根橡皮带子方才收上去……有时许多人要同一处下来，或同一处上去，都可就一根橡皮带上着力。”（第8回）如此具体的情形仿佛历历在目。因为陆地上不行车，道路就改造成了供行人散步的专用道，变成了人们的休闲场所，宛如公园，公园也不过是道路，不但修饰了环境，保障了行人安全，而且“自从不行车之后，一年之中省下的修路费，倒是一笔巨款”，还有着丰厚的利益回报。这种飞行交通系统使人们的生活得到极大改变，方便快捷美好得令人产生无限的向往和期待。
飞行器的来历
晚清小说中的“飞行器”，摆脱了传统非写实小说中借助超自然神力“腾云驾雾”或“骑凤凰”“骑鹤”等飞上天的想象。在古代文学作品中，有多种飞天工具，如《玄怪录·古元之》中的主人公古元之，因酒醉而死，实为其远祖古说所召，古说欲往和神国，无担囊者，遂召古元之。他们去和神国的乘用工具，居然就是儿童游戏中的竹马，且“飞举甚速，常在半天”，当其“歘然下地”时，就已到达了目的地。或者就是神仙本身的神力，没有神力了就要借助神丹，如嫦娥奔月之类，美好神奇，充满诗意和浪漫色彩。但是到了晚清，小说中的飞行，则努力借用人工智慧，按照科学原理来设计制作。虽多有荒唐之狂想，但是带给了读者新鲜的科学常识，消除了他们对新科技的陌生恐惧感，激发了国人对发展科技的兴趣。
类似于此，在晚清小说的幻想中，地底隧道、高速火车、潜水艇等高科技的交通运输工具以及各种先进武器和生活用品的发明层出不穷，“飞行器”意象正是这一系列科技发明想象的代表。学者陈平原也曾注意到“晚清带有幻想意味的小说，往往出现飞翔的意象，并将其作为‘科学’力量的象征”，他以“飞车”为中心，着重考察了晚清小说家通过翻译小说、外交官员的海外游记、传教士所办的时事和科学杂志、平民画报、古代传说的激活和重新阐释等获得了写作科学小说所具备的兴趣和能力的各种来源方式。本文将在此基础上，分析这些意象的出现所蕴含的时代意义和价值，以及在文学中所具有的审美作用。
这些意象的发生自然离不开中国传统的月宫神话、海外奇谈、神魔仙境、列子御风之类的启迪和人类在19世纪末的科学技术背景，但更应归功于西方科幻小说的影响。在“小说界革命”中，很多有识之士认为传统小说“喜借荒唐之事，显幽怪之情，子虚乌有，盖属寓言，是以东方朔之《十洲记》，郭宪之《洞冥记》，魏伯阳之《参同契》，葛洪之《神仙传》，干宝之《搜神记》，王嘉之《拾遗记》，类皆缒幽凿险，多不经人道之语，以惊世而骇俗。唐、宋以后，着作益多，搜奇录怪者，更不一而足。读《杜阳杂编》，则知罗浮先生之有分身术；读《幻异志》，则知殷七子之有留声法。《水浒传》之写戴宗也，则夸其两足之神行；《西游记》之演孙悟空也，则称其有七十二般变化。至于冷于冰之发掌心雷，左瘸师之作五里雾，哪吒太子之乘风火轮，土行孙之遁走地中，则见之于《绿野仙踪》及《平妖传》《封神榜》等书。离奇怪诞，莫可究诘。”“明明为天空之闪电也，而《酉阳杂俎》则以为介休王之旗旛十八叶，《述异记》则以为撞石鼓于八方之荒，而雷公电母之瞽谈无论矣。明明为环绕地球之卫星也，又必虚构一广寒宫，而姮娥窃药，吴刚折桂之说，则散见于各稗史矣。明明为无数恒星聚成此星团也，则称之曰‘天河’，而有牵牛、织女架桥渡河之附会矣。明明为日光折入雨点，对映而成虹也，则以为龙王投水所致矣。明明为海水化汽而成雨，空气冲突而成风，则巫指为雨师所司、风伯所掌矣。明明为七十二原质以化合此肉体也，则称之为黄土抟人矣。呜呼！物理学之不明，生理学之不讲，心理学之不研究，乃长留此荒谬之思想于茫茫大地、膻膻群生间，其为进化之阻力也无疑。”《论小说之发达可以辟旧小说之荒谬思想》，《新世界小说社报》第2期，1906年。把旧小说中的种种想象归结为“荒谬”，认为旧小说传播迷信，让人听于天命，不积极进取，如“无烟毒炮、无形砒霜，以昏我脑灵，而阻碍进化之进步也”，因而要改良小说，提倡科学。
“科学小说”兼具科学知识与通俗易传的特性，有利于普及科学，启发民智，而受到此时小说家的重视。如包天笑认为“科学小说者，文明世界之先导也……则其输入文明思想最为敏捷，且其种因获果。”包天笑着《铁世界译余赘言》，[法]迦尔威尼着《铁世界》，包天笑译，上海：文明书局，1903年。鲁迅也曾在《月界旅行·弁言》中说：“盖胪陈科学，常人厌之，阅不终篇，辄欲睡去，强人所难，势必然矣。唯假小说之能力，被优孟之衣冠，则虽析理谈玄，亦能浸淫脑筋，不生厌倦……故苟弥今日译介之缺点，导中国人群以进行，必自科学小说始。”可见当时用小说普及科学知识被认为是启发民智十分有效的一种方式，然而，就小说创作而言，失去了奇妙美丽的文学想象的小说，就变成了物理学、生物学之类的教科书了。从何入手来进行充满科学性的文学创作呢？国外科幻小说译本由此大量进入中国，逐渐为国人所熟悉并影响着当时新小说家的创作。
1900年，逸儒涛彭、薛绍徽最先将儒勒·凡尔纳（1828—1905）的科学小说《八十日环游记》（经世文社）译成中文，该书出版后，大受欢迎，译本一版再版。1902年，《新小说》杂志创刊，首号即刊载了标为“哲理小说”的《世界末日记》（梁启超译）与标为“科学小说”的《海底旅行》（南海卢籍东译意，东越红溪生润文）两篇科幻译作。对于当时作为“新小说”范式的代表刊物而言，这两篇科幻译作的出版，无疑给当时的读者和新小说家带来一股新鲜的空气。同年，梁启超又译了《十五小豪杰》、无名氏译了《海上大冒险谈》《鲁滨孙漂流记》，1903年鲁迅译了《月界旅行》《地底旅行》，包天笑译了《铁世界》，海天独啸子译了《空中飞艇》，无名氏译了《空中旅行记》《航海述奇》，戴赞译了《星球游行记》，钱瑞香译了《陆治斯南极探险事》，杨德森译了《梦游二十一世纪》，1904年包天笑译了《秘密使者》，1905年吴门天笑生译了《新法螺》（包括两篇原着为德文、从日本岩谷小坡的译文转译的译作《法螺先生谭》和《法螺先生续谈》及徐念慈的创作《新法螺先生谭》）等，仅凡尔纳的作品被译成中文的就不下十五六种。
在同时代的小说创作中，不难看到这些译作对创作的影响。杨世骥评《黑行星》（1906年徐念慈译）说：“这种阐述科学理想的小说，最为读者所欢迎，对于当时创作小说的影响也很大，最显着的如李宝嘉编着的《冰山雪海》，吴沃尧《新石头记》中写所谓‘东方文明境界’——理想的科学发达后的中国，乃至碧荷馆主的《新纪元》《黄金世界》诸书，都是隐然受到他的诱发而构撰的”。王祖献也指出：“较早刊于《绣像小说》的《月球殖民地小说》写李安武等人至印度无人岛上开创经营，并制造气球飞往月球见到各种奇异景物的故事，也明显受到海天独啸子所译日本押川春浪的《空中飞艇》影响”。再如潜艇，吴趼人的《新石头记》中关于那艘鲸鱼款式的海底猎艇几乎是1902年《海底旅行》译本中那个以电气为动力、靠电光照明、貌似鲸鱼的海底潜行船的翻版。此外，“又有署名高阳不才子着的《电世界》，从书名可看它受日本森田思轩所译法国科幻小说《铁世界》的启发而作”，《铁世界》描写了一个完全由“铁”所构筑的世界，《电世界》则将“铁”转化为“电”，其情节构思也是仿效科幻译本《铁世界》中铁化世界的模式而来的。东海觉我（徐念慈）则在《新法螺先生谭》前言中自称其创作来源于对《法螺先生》的“东施效颦”，毫不忌讳地坦言其创作所受之影响。此类种种，说明了晚清小说中翩翩翻飞的想象意象之来源有很大一部分是出自异域科幻小说的启迪。
当然，清末报纸杂志上的通俗科普文章的宣传也功不可没，试看当时的《政艺通报》《浙江潮》《大陆报》《科学世界》《新小说》《新民丛报》等出版物，关于水底行船、人工造雨、空中战具、空际行舟、地球与火星通讯、机器制之人等术语频频出现，也给读者带来耳目一新的感受。对未来科技的展望和新奇古怪的异域科幻故事不断地挑弄着晚清小说家对于世界未来景观的想象，使他们在想象中将科学技术放置于神圣的位置。
有意思的是，他们的想象有从各种大众传媒学来的科学术语，却无多少科学逻辑推理和依据，如想象气球里有“体操场”，大鱼连人带船都能吞掉，人们打开开关就能自由往来于星际之间，根本不考虑机器动力、空气原理、失重等常识性问题，呈现出一种忽视科学的“狂想”状态。这种狂想与《西游记》的想象如出一辙，使用的还是传统神怪小说中的伎俩，只是想象资源得到了更新，而想象方式没有实质性的改变。这种科学狂想几乎难以传达准确的科学知识，只不过以科学术语和浅显的科学常识满足了人们的好奇心，激发了人们对科学进行学习探索的兴趣。对此，小说家并不以为不妥。碧荷馆主人就理直气壮地宣称：“看官，要晓得编小说的，并不是科学的专家；这部小说也不是科学讲义”（《新纪元》第2回）。确实，小说不是教科书，因此小说家将“科学”作为药引子，把道听途说的各种似是而非的新鲜事物加入到尽兴的驰骋想象中，随意编排，可见其对小说“新奇”趣味性的追求完全压倒了对科学知识的传播，陈平原认为当时以科学小说来增加国民科学知识，是一种自欺欺人的说法。然而客观上，“娱乐有余，教育不足”的科学狂想有悖于提高国民科学素养的原始目的，也影响到此后科学小说因缺乏理性精神和科学理念而在现代性发展中难以展现更加迷人的风采。
飞行蕴含的时间观念
对科学的狂想，蕴含着中国文学精英在社会转型中所具有的时间观念。“晚清”这一独特的历史语境促使小说家把想象的目光投向中国的未来，这种对未来的强烈渴望所具有的“追赶”未来的时间观念通过“飞行器”意象急切切地表述了出来。
中国传统的时间观念常常偏重于从过去的惯例和周期性发生的事实中建立一套循环的时间法则，“大道周天”“无往而不复”“周行而不殆”的时间观使中国人喜欢盲从传统，因循守旧，缺乏趋新求变的精神。在古典小说叙述中人物行动也总是以“出行—回归”为模式。无论探险、取经、旅游、赶考还是经商之类，最终都要回归到出发地，交代故事的结局，形成一个环状结构。这种尚古的时间观一直延续到近代。19世纪世界三大科学发现之一的进化论在清末西学东渐之际输入了中国，影响了近代知识分子对中国的思考。康有为的历史进化论率先将自然进化知识和“公羊三世说”的传统经学形式联系起来，从而将龚自珍、魏源等人变异的历史观提升为进化历史观，认为社会历史“进化有序”。这标志着进化论思潮在中国的兴起，进而通过严复译介的《天演论》广为传播，深入人心，在中国社会各界，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自此书出后，‘物竞’‘争存’‘优胜劣败’等词，成为人人的‘口头禅’。”胡适就说：
《天演论》出版之后，不上几年，便风行全国，竟作了中学生的读物了。读这本书的人，很少能了解赫胥黎在科学史和思想史上的贡献。他们能了解的只是那“优胜劣败”的公式在国际政治上的意义。在中国屡次战败之后，在庚子辛丑大耻之后，这个“优胜劣败，适者生存”的公式确是一种当头棒喝，给了无数人一种绝大的刺激。
甚至他的两个同学的名字就叫孙竞存和杨天择。那时的胡适叫胡洪骍，他的名字是他二哥从“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中选字给他取的。可见当时此种观念流传之广泛。还有人指出：“自严氏书出，而物竞天择之理，厘然当于人心，中国民气为之一变，即所谓言合群言排外言排满者，固为风潮所激发者多，而严氏之功盖亦匪亦细。”这之后及至“五四”一代的知识分子普遍将进化论作为一种真理而接受。然而，《天演论》是严复于国难当头之际为保种自强、救亡图存，把原着内容和中国社会实际情况结合起来，加以改造、遴选、发挥出来的一种思想理论，与作者原创相去甚远，还不说他对演绎进化论的众多译本原着的选择不是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和斯宾塞的《社会学原理》之类的系统学说。严复翻译赫胥黎的理论：
天演之事，不独见于动植二品中也。时则一切民物之事，与大宇之内日局诸体，远至于不可计数之恒星，本之末始有始之前，极之莫终有终以往，乃无一焉非天之所演也。
由此他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宇宙万物包括自然界和人类社会都是由低级向高级进化、发展的。这是任何事物不可避免的普遍客观的演变规律。这种认识极大地冲击了中国传统的循环时间观念和历史观，针锋相对地批驳了传统的“天不变道亦不变”的泥古守旧的思想和种种传统教义，“夏葛冬裘，因时为制，目为不变，去道远矣。”生物进化的原则是“物竞天择，优胜劣汰，适者生存”，自然界理所当然地弱肉强食，而人是有主观能动性的，经过努力可以保持发展自己。严复对此强调：“人欲图存，必用其才力心思，以与是妨生者为斗。负者日退，而胜者日昌。”认为国人只要提高“德、智、力”，发愤图强，就能避免亡国灭种之灾难，就能不被自然规律淘汰，而傲立于世界。严复在《天演论》里大声疾呼“与天争胜”，为中国变法自强张本，激励国人反抗外国侵略，强国保种。原本是科学知识的西方进化论经严复移译之后，在亡国灭种的危机情形下，因其“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思想契合了中国人救国自强、求新求变的社会心理趋势而被中国思想界迅速广泛地接受，成为一种科学世界观和奋发图强的思想理论工具。
自此，进化的观念深入人心，乃至知识分子形成了进化论思维方式，看待社会问题、文学发展等种种都以进化论来观察，诸如“创造就是进化，世界上不断的进化只是不断的创造，离开创造就没有进化了”，“新文学就是进化的文学”的论述比比皆是。《冷国复仇记》的作者守白干脆就在小说的“引子”里直接用进化论的思想劝说暂时屈居劣势的千万国人同胞要自强不息，在生存竞争中取得胜利，因为“人类的优胜劣败，却是没有前定的”。值得注意的是，人们开始形成进化的线性时间观念，相信事物以直线方式朝着单一自明的目标结果前进，相信未来一定比现在更高级、更好、更有价值，新比旧好。这种“现代性概念首先是一种时间意识，或者说是一种直线向前、不可重复的历史时间意识，一种与循环的、轮回的或者神话式的时间认识框架完全相反的历史观”。此观念逐渐在中国近代知识界弥漫，促使知识界求新求变，在对历史进行评判时，开始否定过去，肯定现在，展望未来，把美好的希望、光明、幸福寄寓于将来。由此，我们也就不难理解20世纪上半叶中国知识分子对传统的否定和反叛态度，对“新”事物、对青春、对未来的崇拜。
既然未来中国的强国梦就是现在的众帝国列强现状，那么我们还等什么？以最快的速度追赶就是了。与“速度”紧密相连的是“飞行”，因为“飞行”是我们人类所能想象到的最快位移方式，于是，大量具有神奇速度的飞行器出现在晚清小说的幻想中，希望凭借这些飞行器，我们也许可以更快地追赶到我们的未来。同时，乘着气球、飞车之类的飞行器，我们冉冉升起，开始跨越大洋大洲，漂洋过海，翱翔于世界各地，甚至登月，移民于外星球，视野境界由中国开阔到宇宙，暗示国人已经意识到“中国”在世界中的空间位置和政治地位，传统的地理观念和时间感觉开始发生变化。可以说，“飞行器”意象赋予了小说一种现代性时空观念和内涵。小说的叙事速度和叙事空间因飞行器而得以增加和扩展，而且不再“回归”。《新野叟曝言》中那艘飞舰与彗星相撞之后，木星与地球断绝往来，音讯杳无，尽管那里有大量的地球移民。各类乌托邦中的居民也都不再想回到过去，甚至不想再留在地球，要奔向月球！一去不复返的叙事开始打破传统情节结构模式，求新求变的叙事追求为小说的创作注入了新鲜的活力。
模糊的科学理念
这些小说中以科学知识和机械原理描绘出的“飞行器”和其他各种武器、器具等意象，不仅蕴含着那个时代的时间观、历史观和种种时代心理积淀，而且还表达了那个时代的科学观，也只有在那种特定的时代才会发生这种“飞行器”意象的想象。
中国哲学中有“道”和“器”这两个概念，“行而上者谓之道，行而下者谓之器”（《周易·系辞》）。具体而言，“器”就是有形的具体事物，“道”就是具体事物所体现出来的道理和规律，二者相辅相成，不可分离。近代国人对待西方文化就是以这种“道器观”来进行取舍的，认为西方的机器和技术为“器”，中国的儒家伦理道德为“道”，如王韬认为“行而上者中国也，以道胜；行而下者西人也，以器胜。”郑观应的《道器》还专门论述了中西学的问题，认为治理天下应以道为本，以器为末。尽管在鸦片战争之后中国“老大帝国”的文化中心地位已经瓦解坍塌，受到以科学文化为主流的西方文明的巨大冲击，但是由于受制于传统的“道器观”，国人对西方科学文化的认识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停留在使用的实用目的层面，其概念被涵盖在“格致之学”的传统学术格局中，只是作为“器”之一种而存在。有学者就指出：近代中国对西方科学文化的认同与接受“先是在船坚炮利的技术层面上，然后进到船坚炮利后面的声光化电的知识层面上。再后，才深入到船坚炮利、声光化电后面的科学思想、科学精神的层面上。”龚育之着《引人注目的研究领域：科学与社会》，《人民日报》1998年4月11日。最后一个阶段应该是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发生的了。也就是说，在中国近代社会变革语境中，首先是形成了一种形而下的重实学的物质性科学理念。
西方的现代科学知识是通过西方传教士和枪炮两种方式进入中国的，正是坚船利炮所展示出来的武器之差距深深震撼了近代国人，使中国意识到军事力量薄弱、技术落后的现实问题。基于迫切地要反抗列强侵略的实用心态，中国人开始学习西方之“技”，也就是科学技术。起先是魏源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但是被当时清政府拒绝，后来随着国势颓危，统治者不得不开始接受西方科学技术，于是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人设立制造局、翻译馆、办新式学堂、派遣留学生，掀起了洋务运动。尽管洋务运动仅仅局限于技术层面的学习，可还是遭到视西方技术为“器”“末”的顽固派的鄙视和阻挠。由于他们认为西方技术是“奇技淫巧”的不屑态度，坚持“中学其本也，西学其末也。主以中学，辅以西学”之类的原则，国人始终没有深入探究西方科学技术背后的文化机制。甲午战争的失败，洋务运动的破产，使以维新派为代表的先进中国人开始注重科学，“夫中国今日不变法日新不可，稍变而不尽变不可，尽变而不兴农、工、商、矿之学不可，欲开农、工、商、矿之学，非令世人通物理不可”。尽管戊戌变法失败了，维新人士自身的科学知识素养也不充分，但是他们提倡的科学概念和废科举办新学的教育改革，使大批学人不再固守迂腐传统和儒家学说，转而面向世界求取新科学知识。据统计，1902至1911年间，新式学堂由769所发展到52500所，学生由6912人发展到1910年的1284965人，最重要的是这些学堂从小学到大学开设了算术、几何、外语、地理、理化、博物、医学、天文学、动植物学、土木工学、造船学、造兵器学、建筑学、火药学、采矿及冶金等等自然科学学科，使西方自然科学知识和社会科学知识得以迅速传播。及至“五四”时期，科学的精神已经浸润了这一代知识分子，成为他们的一种价值信仰。
在科学的宣扬过程中，中国知识分子的科学观念里始终蕴含着极为浓厚的救亡色彩，带有很深的主观判断。光绪二十四年2月（1898年）创刊于上海的《格致新报》解释科学的意思是：“格致二字，包括甚宏，浅之在日用饮食之间，深之实富国强兵之本”，此报在同年7月更名为《格致益闻汇报》后更强调“中国之所以弱，强邻之所以欺我，完全是不讲求科学的缘故。”光绪三十二年的（1906年）《理学杂志》甚至认为科学是人类的“能力之母”，“文明之母”“富强之基”，“人物之枢，万汇之主，宇宙之真宰”。科学成为万能的神。这种观念显示出科学已经成为晚清时期知识分子心目中的新权威。
文学也深受这种科学理念的影响。文学家开始从科学主义视角考察文学发展，对写实主义文学思潮在中国的流行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譬如，管达如写于1912年的《说小说》一文中就明确指出：“中国小说之所短，第一事即在不合实际”，纸上之情景与实际相差甚远。他引西洋小说创作为对比：“西洋则不然。彼其国之科学，已极发达，又其国民崇尚实际，凡事皆重实验，故决无容着述家向壁虚造之余地。着小说者，于社会上之一事一物，皆不能不留心观察，其关涉各种科学处，亦不能作外行语焉。”用科学的观念来介绍西方写实主义小说。随着大量译介的涌入，西方文学思潮影响日益深入。胡愈之1920年1月发表的《近世文学上的写实主义》就非常清楚地揭示出科学主义与写实主义文学之间的联系：“19世纪是科学万能的时代。文化上各方面——政治、哲学、艺术等等——受了科学的影响，多少都带此物质的现实的倾向；在文学上这种影响更大；写实文学的勃兴，就为这缘故。”胡愈之从这一科学主义视角出发，论述了写实主义最重要的六大要质：其一，客观性的写作态度；其二，精细的观察方式；其三，解剖式的描写方法；其四，作家的价值判断的回避；其五，对平凡的丑恶的人、事、物、态描写；其六，注重人生的描写。可见，在崇拜科学的思潮影响下，科学已经超越了物质世界，从技术的层面走向泛化，上升为形而上的原则导向，乃至价值信念，包括文学艺术都难以摆脱这种科学认知思维。
总而言之，20世纪初科学主义思潮对中国文化思想界有着重要影响。然而，在世纪初那样一个重视科学技术、但科学知识刚刚浸入中国社会、还没有被充分了解的时代，人们就像对待一个都知道好吃但没有几个人真正尝过的新鲜水果一样，对各种科学技术和由技术生发出来的机器充满了好奇和想象，只能运用所知有限的科学知识，臆想出种种神奇无比的“飞行器”和各种科技发明，以探求那些浩瀚的未知领域，并将此种想象诉诸小说创作中加以表述。如果是在早些时候，他们会不屑于讲述这种“奇技淫巧”的玩意，晚些时候，受过系统教育的知识分子也不会有这些充满了似是而非的科学观念的想象。这种时候的此种想象意象，表现出一种对科学知识的欢迎姿态，也说明了国人渐渐具有开放的现代性意识，有了走出传统，走向世界的探索勇气。从这种意义上看，接受西方的近代科学，有助于推动中国传统文化的变革，是“老大帝国”对自我主体的更新，是一个自我否定的痛苦而曲折的自省过程。
但是，这种想象意象中所包含的模糊的科学理念，作为反传统的标志或构建新哲学的一部分逐渐被收编进中国传统的思考中。正如汪晖所论：“中国思想家几乎是在对西方科学本身缺少系统学习和训练的情境下讨论‘科学’问题，他们的‘科学’概念是由孔德、赫胥黎、斯宾塞、罗素、杜威等人对科学的哲学解释与中国传统的知识论、道德论、宇宙论共同构成的。中国的固有概念提供了他们了解西方近代科学的前提，而他们所接触到的西方科学思想实际上加强而不是削弱了传统思想方式的逻辑。”而且这种单纯的、肤浅的科学认识论不仅没有真正解除中国的社会民族危机，反而使人们注重事物本身之外的算计，加重了人的功利性、物质性追求。尤其到了“五四”时期，欧战后西方社会所呈现出的思想危机和萧条景象甚至让一部分中国知识分子认为：科学取代宗教使人失去信仰和自由意志，是战争罪恶产生的根源。由此可见，清末民初的模糊“科学”理念在中国逐渐发展成为一种“用外国本领保存中国旧习”的畸形儿。鲁迅就曾多次论述这个问题：“‘科学救国’已经叫了近十年，谁都知道这是很对的，并非‘跳舞救国’‘拜佛救国’之比。青年出国去学科学者有之，博士学了科学回国者有之。不料中国究竟自有其文明，与日本是两样的，科学不但并不足以补中国文化之不足，却更加证明了中国文化之高深。风水，是合于地理学的，门阀，是合于优生学的，炼丹，是合于化学的，放风筝，是合于卫生学的。……而且科学不但更加证明了中国文化的高深，还帮助了中国文化的光大。马将桌边，电灯替代了蜡烛，法会坛上，镁光照出了喇嘛，无线电播音所日日传播的，不往往是《狸猫换太子》，《玉堂春》，《谢谢毛毛雨》吗？”可见，在中国近现代语境中，对科学信仰的追求并没有对中国文化现代性转型发生决定性的巨大作用，而只是有了一定的推动力。
由此而知，“飞行器”意象在晚清小说中的频频出现，不仅是一种简单的科学幻想，而且集中凸现了那个时代的特殊性，蕴含着鲜明的时代话语，述说着中国人对现代性的追求、梦想和理念。
以“飞行器”为代表的科技意象在非写实小说中大量呈现，尽管表达了对工业物质文明的强烈向往，但在叙述中却呈现出“人的缺失”，叙述聚焦的都是整体性的国家民族而非表达对“人”个体的关注，直至到“五四”文学，才开始由“国家焦虑”转为“人的发现”，最后再到“人的实现”，从而完成小说的现代性进程。吊诡的是，到“五四”作家那里，对工业文明的渴望赞美逐渐被作家生命中涌动的恋乡怀旧的情结浸润、发酵、变酸，成为厌恶批判的对象，如老舍、沈从文等对都市文明的复杂态度。可是，站在世纪初的晚清小说家，在展开想象的翅膀欢迎科技文明以期强国富民时，哪里能顾及到物质世界对人的挤压和异化之类的种种现代性问题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