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是出帝王将相的地方。
我若这么说的话，谁会反对我呢？
当然，泱泱大国，藏龙卧虎之地绝不仅仅这一处。譬如西安、洛阳、开封、南京，都曾令无数英雄竞折腰，演绎过金戈铁马逐鹿问鼎的浪漫故事。
但从时间概念上而言，北京无疑是离我们最近的一座古都。它恰恰占据了中国漫长的封建时代的后半部分。甚至古老的帝制正是在这里画上句号的。
北京的帝王将相，离我们也是最近的。屈指算来，相隔尚不足百年。
100年前的中国，尚是帝王将相的天下。100年前的北京，作为最后的帝都，笼罩着黄昏的气氛。它的冷却，毕竟也是一个极其缓慢的过程。
金陵王气曾是脍炙人口的传说。与之相比，北京并不逊色。只能以皇气逼人来形容。在气焰的炽烈程度上似乎还稍胜一筹。因为建都于金陵的，大多是偏安的南方小朝廷——吴、东晋、宋、齐、梁、陈之类，都是些短命的王朝。而北京自元代起即身价百倍：好大喜功的忽必烈汗，偏偏看中了这块宝地，使之一举成为人类历史上空前绝后的一个幅员辽阔的大帝国的都城。北京在当时绝对是辐射欧亚大陆的国际大都会，不同肤色、语言、信仰的商贾与使节云集于此——来到元大都，横跨千山万水的丝绸之路基本上就走到头了。从城南溜达到城北（一来一回需一整天），能感受到世界大同，四海之内皆兄弟也。我估计当今美国的自由港纽约也不过如此。
假如在纸上还原元朝昔日的版图，可以发现：从地理位置上来讲，大都恰巧居天下之中。降至明清，紫禁城里走马观灯般替换的皇帝们，依旧认为自己高居于世界的中心及权力的顶峰。不管怎么说，明清两朝仍然是中央集权的封建帝国。北京俯瞰众生，作为皇城的傲慢，多多少少可以理解。
北京的皇气又是一种致命的诱惑。1912年，已进入民主时代，袁世凯当选为民国临时大总统，不愿去南京就职，厚着脸皮赖在北京（估计他对此地的风水颇为迷信与依恋）。果然，他没多久就自封为洪宪皇帝，觉得当皇帝比当总统要过瘾。虽然袁世凯的皇帝梦（相当于黄粱梦）只做了几个月就破碎了，毕竟给世人敲了一记警钟：要随时提防封建思想借尸还魂。
元顺帝是被朱元璋的北伐军驱逐出大都的。明思宗崇祯，是吊死在景山的；清朝的末代皇帝溥仪，是被赶下台的。似乎都没有什么好下场。即使这样，袁世凯依然斗胆想圆一回皇帝梦。当然，这个窃国大盗的结局并未好到哪儿，屁股还没把龙椅给焐热呢，就灰溜溜地收场了。据说他是被反抗的民众的声讨给吓死的。
北京有3000年的建城史。系根据房山区琉璃河乡董家林村燕都故址的考古成果而宣布的。
它的建都史，也在800年以上。一般是从金中都开始算起的。海陵王于公元1153年迁都燕京，称中都。金虽未像后来的元那样一统天下，毕竟攻下了汴京（开封），使北宋覆灭，因而怎么说也算是占领了半壁江山。以至临安（杭州）苟延残喘的南宋小朝廷，不得不低头，年年派使臣来中都进贡纳税。
除海陵王完颜亮之外，较著名的金主还有世宗完颜雍（建造了卢沟桥并开凿了金口河），章宗完颜（燕京八景的命名者）。
房山的金陵，是北京第一个皇陵区（比明十三陵早约400年），葬有金始祖至章宗共17位皇帝的尸骨（大多是从老家迁来的）。
自元世祖忽必烈开始，在大都执掌朝政的元帝共有11位。因他们的名字（音译）较繁琐拗口，加上在政绩方面没有太多值得一提的建树，我就不逐一记录了。
朱元璋原本定鼎南京，可他的儿子朱棣登基后，执意于1421年迁都北京。北京是其做燕王时的“自留地”（或曰“龙潜之地”），他对这座城市的感情自然非同一般。在永乐皇帝所衡量的天平上，南京最终输给了北京，想来他更看重后者的风水与形势。由此，明朝共有14位皇帝在这里生老病死。昌平天寿山下的十三陵，独独漏掉了一个景泰帝（代宗）。他是宫廷政变的牺牲品，被以王礼葬在别处。
1644年清军入关，进占并迁都北京。从顺治、康熙、雍正、乾隆、嘉庆、道光、咸丰、同治、光绪直至宣统，先后有10位皇帝在紫禁城里“接力赛跑”。只是，接力棒最终还是跑丢了。
然而从宏观上看，北京自公元10世纪前后，即开始上演帝王将相的“马拉松”了：燕云十六州被石敬瑭割让给契丹主耶律德光，幽州于938年成为辽南京（陪都）。辽王朝的帝后嫔妃，几乎每年都要来此避寒或巡游。辽末，因故地被金兵占据，天祚帝只好逃到燕京来避难了。后来天锡帝耶律淳又正式以燕京为都。改元建福，史称北辽。可惜没多久就垮台了。
粗略的统计一下，与北京或生或死相关的帝王（包括迁葬于此的完颜阿骨打等金主），肯定在50位以上。而只在紫禁城里住了42天的草头王李自成，以及“假冒伪劣”的洪宪皇帝（袁世凯），尚不计算在内。
中国有多少帝王呢？李金旺著《盘古一宣统》一书，记录了519个（包括正统帝王和部分占据一方、独建政权、称王称帝的首领）。在这份不算长也不算短的名单里，与北京密切相关的就占了十分之一，这比重够大的了。北京对中国历史的影响，亦可见一斑。够意思了！
李金旺先生对封建帝王的剖析很深刻：“在帝王中，有的很英明，他们选贤任能，手下人才济济，帝王成了英雄们的领袖；也有的很昏聩，很愚蠢，例如，视功臣为仇敌，怕人才损主威，杀贤逐能，逼英才逃、遁、隐，手下聚集了一群无能之辈，帝王自己也成了笨蛋的头头，紧接着到来的就是组织危机和不可避免的灭亡。一般情况是开国之君王德才较好，统御本事也大。他们的继承人水平参差；亡国之君，德才较差，尤其是德差，如商纣王，很有才能，但是，德不好，亡了国。也有一些亡国之君颇有德才，但是，他们的前辈给他们留下了一条必亡之路，积重难返，一手托不住倾塌下来的天，朱由检应该算其中之一。”此语有点替朱由检（崇祯）辩护的味道。我的理解则恰恰相反：崇祯绝对是昏君。他犯过一个极大的错误，就是冤杀了国之栋梁袁崇焕。被人讥讽为“自毁长城”。仅此举就足以将其所谓的“德才”全部勾销了。他不是在毁“长城”（名将），是在毁自己呀，毁自己的宝座与江山。他会死得很惨的。
传说崇祯自缢前手刃子女及皇后，长叹：“愿汝等生生世世，勿生帝王之家。”同时对满朝文武颇有怨言：“朕非亡国之君，臣是亡国之臣……皆诸臣误朕。”很明显是在推卸自己的责任。
由袁崇焕，我联想到将相的话题。可以说有帝王的地方，必有将相。帝王是主角，将相是配角，共同唱一部大戏。
蓟辽总督袁崇焕与外敌对阵时如猛虎下山（他曾在广渠门外抵抗皇太极的八旗军），最终却绵羊般死于自己所效忠的帝王之手，被凌迟于西市；受蒙蔽的北京人，将其千刀万剐的碎肉，涮也不涮就生吃了。这个误会可闹得太大了。封建专制的原因，使中国历史上充斥着人肉羹、人血馒头之类血腥的记忆。袁崇焕不过是其中的一盘小点心而已。但一代名将落得个这样的下场，挺让人寒心的。
比袁崇焕的惨死更早产生的冤假错案，还有于谦。他因成功地保卫北京免受蒙古瓦剌骑兵侵略，荣升兵部尚书，却又不幸地被卷入皇族权力竞争的漩涡。因“南宫复辟”而卷土重来的英宗，不仅废黜了代宗景泰帝，且将景泰帝的大红人于谦一并铲除了。从某种意义上而言，于谦堪称是袁崇焕的先驱。这两人的血，相继将西四的刑场给染红了。忠臣的结局居然惊人的相似。从他们身上甚至能找到岳飞的影子。西四牌楼——北京城里的风波亭。
明朝是忠臣蒙冤的时代，奸臣必然大行其道了。大权奸严嵩，就是一个最明显的例子。今菜市口胡同旧称为丞相胡同，因内有严嵩故居而得名。
还有权宦魏忠贤，擅长拍皇帝的马屁，青云直上，被称为“九千岁”。真正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领略了无限风光。尤其他于天启三年出任提督东厂太监，相当于明王朝的特务头子，设诏狱，兴厂刑。虐待狂的性格表现得淋漓尽致。后来他把矛头直指朝臣中刚直不阿的群体（譬如东林党人），杀人如麻。“东林党的遭遇典型地说明了‘忠臣’是多么荒谬的一个角色。有明一代是中国历史上昏君最多的一代，也是忠臣辈出的一代。昏君与忠臣相辅相成，正如同阴与阳，高与下，黑与白，相互对立又相互依存……忠臣们为了皇帝的利益，不惜性命。而皇帝们对这些忠臣则恨之入骨。因为在忠臣的笔下，他们原形毕露，龙袍掩盖不了他们自身的庸劣，他们的自私、懒惰、愚蠢、猥琐纤毫毕现。在皇帝看来，忠臣们简直像现代社会的狗仔队，是天下最讨厌的生物。”（张宏杰语）“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用此语来形容明朝的政治，再恰当不过了。忠贞之士受到排挤与打击，虽有权奸的阴谋，但说到底还是皇帝本人的错。魏忠贤不过是天子脚下一条乱咬人的狗而已。如无万岁爷的偏袒与庇护，“九千岁”敢滥杀无辜吗？
当然，朱姓皇帝最终必将自食其苦果的。李自成围城后，崇祯亲自敲钟召集文武百官前来商议，无一人听使唤。大家避之犹恐不及。明朝的最后一位皇帝，真正成了孤家寡人。寻死时身边只有一个小太监相随。
张中行老人认为在分析帝王时，有两点是不可忽略的：其一，皇帝是手里拿着统治权的人物，他的权大到除去他自己，谁都可以杀；其二，他产生并存在于一种极端不平等也就极端不合理的制度之中，他的所有活动（包括享用）都是这极端不平等、极端不合理的具体表现。君主时代的可怕正体现在这里。所谓的中央集权，生杀予夺的权力其实集中在某一个人的手中，他的能力，他的觉悟，他的好恶，无形中在影响或左右着整个国家的命运。于是一切都像赌博似的，大家把宝全押在一个人身上。此人若是开明君主，或许能营造一段盛世；若是昏庸之辈，那投注者可惨了，全输得精光光。但实际上，这宝是非押不可的，是不以老百姓的意志为转移的。只好听天由命了。
元大都，是明朝开国元勋徐达打下来的。徐将军进城，先破坏后建设，先把元帝的宫殿捣毁了，继而开始规划新建筑。洪武元年八月，“大将军徐达命指挥华云龙经理元故都，新筑城垣，南北取径直一千八百九十丈。”可见明初的北京新城，出自一位大将军的手笔。
汉唐以后幽燕地区的长城，长期失修，俨然已成危旧建筑也。也多亏徐将军，向朝廷申请专款专用，以使长城焕然一新。
若干年后，又有一位叫戚继光的将领，与长城结下不解之缘。戚继光因在南方抗倭而一举成名，后调任为蓟辽总兵（相当于首都卫戍区司令官）。他颇受内阁大学士张居正赏识，在蓟州任职15年间，大兴土木重修长城，增筑了数千座“空心堡垒”（用于藏兵与屯集弹药），大大地加强了防御功能。“他经常巡视各部，一次驰马到长城以外20里，周围没有一个侍卫。他还亲自攀着悬绳登上设在绝壁上的观察所。身为高级将领还具备这样的体力与作风足使他引以自豪。”（黄仁宇语）戚继光如同李广再世，使四处劫掠的草原游猎者们闻风丧胆、偃旗息鼓。蒙古俺答部落只好放弃骚扰政策，转而经营边境贸易（互市）。长期折磨明王朝的心腹大患迎刃而解，皇帝在紫禁城里可以高枕无忧了。张居正亲自写信鼓励拱卫帝京有功的戚帅：“贼不得入，即为上功。蓟门无事，则足下之事已毕。”
为边患所苦的大明江山，需要强有力的守卫者。像戚继光这样的武将不是太多了，而是太少了。后来又出过一个袁崇焕，可惜被自己人误杀。台柱子一倒，必将引起宫倾玉碎，明朝的戏该演完了。
到了晚清，“边患”的问题又扩大化（或国际化）了。1860年的英法联军和1900年的八国联军，前后两次打进北京城，把中国的皇帝都吓跑了。而1894年的中日甲午战争，北洋水师不堪一击，成了虾兵蟹将。
内忧外患如债缠身，是因为国中无良臣、无大将吗？恐怕并不这么简单。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汉族军阀，够给清王朝卖命的了。看来还是最高统治者刚愎自用兼昏庸无能所造成的。从1861年咸丰病死后，慈禧控制朝廷达48年之久。名为垂帘听政的太后，实际上已成了大权独揽的女皇——虽然中国历史上正式称帝的女皇只有武则天一个。慈禧太后掌权的时间，与武则天大抵相当，但在飞扬跋扈的程度上有过之而无不及。李金旺、孙一影合著的《女娲——隆裕》一书，描述慈禧是一个权力欲非常强的女人：“她为了保持住自己的权威和尊严，不论至亲骨肉、皇亲国戚，一律实行顺我者昌，逆我者亡，决不留情。叶赫那拉氏慈禧残忍、多疑、喜怒无常，稍不如意，就滥杀太监、奴婢，所以，谁轮到在慈禧太后身边站班，都是提心吊胆，惟恐突然横祸从天降，就连她的心腹太监，也都是表面上卑躬屈膝，唯命是从，百依百顺，心里却另有打算。太监总管李莲英是慈禧太后最信得过的人，但是，慈禧太后临死之前，派人传李莲英时，李莲英却说，我万分崇敬老佛爷，愿意永远记住她的音容笑貌，不忍心看到她最后痛苦的神情，拒绝前去。慈禧太后一死，李莲英便盗去大量金银珍宝逃之夭夭。”
慈禧太后作为晚清的大独裁者，在手段毒辣、老谋深算方面，并不亚于那些当了皇帝的男人。这样的女霸主，闹内讧、打内战还行（她把太平天国洪秀全击败了），可在外交上既懦弱又糊涂，被西方列强的炮舰政策整治得鼻青脸肿，只好一味地拆房子卖地，签订了一系列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
继曾国藩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的李鸿章，是慈禧太后的得力干将，掌管清廷外交、军事、经济大权。此人才能非同小可，但也回天无力。《马关条约》及《辛丑条约》，都有他亲笔的签名。因而被民众唾骂为卖国贼。其实，从某种意义上而言，他不过是慈禧太后的替罪羊。
北京确实是出帝王将相的地方。
可是，那又怎么样呢？又有什么了不起的呢？
关键还要看出的什么样的帝王，什么样的将相。
要看帝王将相们干的是什么样的事。带来了什么，带走了什么。是给这座城市争光了，还是抹黑了？
“庶人之愚，亦职维疾；哲人之愚，亦维斯戾。”（《诗经·大雅·抑》）李金旺先生以白话演绎了这段名言：“庶人，一般平民，如果不聪明，他们的职权小，影响范围小，损失也不大。哲人，不光是指哲学理论家，更主要的，是指实践家，在古代，最大的实践家，应该是帝王，如果帝王很愚蠢，就会造成很大的灾害。”损益如何，常常要从事后看的。当时的老百姓，谁知道自己摊上的是个怎样（好或坏）的帝王呢？况且摊上的帝王是不容拒绝的。除非造反。
1911年，发生了最重要最彻底的一次造反。不仅是针对某位皇帝的，而且也针对整个帝制。觉醒的中国人，再也不要皇帝了。乳臭未干的宣统，抹着眼泪卷铺盖下台了。
帝王将相，滚蛋去吧。
是北京赶走了最后的帝王将相。话又说回来，没有了帝王将相，北京不也还好好的吗？
可见在此以前，老百姓是被帝王将相欺骗了，是被自己欺骗了。
少了谁，地球不也还照样转吗？日子，似乎反而过得更好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