坎坷人生，喜忧参半，酸甜苦辣，五味俱全。也许正因为这样，生活才有滋味，活得才带劲。平民为生计而奔波；总理为国事而操心。忧喜无时无刻不在搅扰着人们，“上帝”最公平，他把忧喜分给了每一个人，只有忧喜的内容和大小不同而已。
“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是进亦忧，退亦忧。然则何时而乐耶？其必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乎！”范中淹的《岳阳楼记》把古之仁人人的忧喜观揭示得极为深切而又颇富艺术性，成为古今散文久读不衰的范文。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已成为历代仁人志士崇高忧乐观的精辟概括。凡夫俗子也当以此名句鞭策和要求自己，摆正忧乐关系，创造有价值的人生。其实当我们除了铭记“先忧后乐”的名句，还当切记“不以物喜，不以己悲”这一句，在忧喜这对矛盾关系的处理上，也可以达到其自然的境界。
“当忧则忧，当喜则喜”，范仲淹记岳阳楼，一为重修岳阳楼，更为劝老朋友滕子京，滕子京当年作为改革派人物受诬被贬到岳州，心中愤愤不平。范仲淹便借记岳阳楼，而把规劝之言和自己的处世态度自己艺术地表达出来。所谓“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就是说人的忧喜情绪不因客观景物美好而高兴，也不因个人处境不佳而忧伤，顺其自然，豁然，超然。一般人难以做到“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因为人毕竟是有情有欲、有心有肺的高级动物，不可能受客观外界干扰而无动于衷，也不可能因受到不公正的待遇而麻木不仁。只要是在客观外界向自己压迫而来时，能够慨然以对，洒脱些，想开点，向远看，“随遇而安”，静观其变，自寻解脱。
“当忧则忧，当喜则喜”，不是随心所欲，跟着感觉走，要怎样就怎样，无拘无束无节制，而是要懂得掌握一个“度”。凡事都有一个限度和分寸，过了那个限度和分寸就会走向另一个极端。追求自由人生和放纵自我之间一步之隔，一念之差。忧忿过度会导致对现实不满，进而伤害他人，损害社会公德；乐极生悲，无限制地“享受生活”，就会堕落；就算不会堕落，也不利于养生，过忧过喜都有害于人的身心健康。萨特的“凡是自求自我需要的满足为目标的行为，都是自由行为，从而也是道德行为”的说法是错误的，就是因为他过分强调了“自求是自我需要”。一个人只想“求自我需要”，必须把他人视为“地狱”，这是一种社会关系的腐蚀剂。当然，对于中世纪的“禁欲主义”对自由人性的扼杀，它还是进步的。凡事把握住那个“度”，就把握了自己。不是什么人什么场合都能把握自己，有人格的人才能抵住各种诱惑，确立自己的形象。“度”重要到可以区别人性的兽性，所以更要特别把握住。虽说“饮食男女，人之大伦也”，但是只有这个“度”才是真人还是“类人”的试金石，且不可因抵不住诱惑而乱了方寸，失去了那个“度”。
忧和喜对于人来说，似乎还好把握，难的是拿不准主意，优柔寡断，这才是最痛苦的。所以“当忧则忧，遇喜则喜”在某种意义上说就是要当机立断，拿得起，放得下。当断不断，痛苦不堪，必有后患。大凡遇到这种情况，要么当机立断，变长痛为短痛；要么就由它去，顺其自然。如果说多重原因将某个问题紧迫地提了出来，不了断不行时，那就得取前一各态度，并且从下决断时就做好心理准备，不吃后悔药，不管实践将证明决断是否正确。生活中让人“闹心”，逼你非拿出决断，而又前途未卜的确费脑筋。比如升学、提干、调转、婚恋，往往一句话，一个决断就会决定你或他人的终生命运，形势和情况又不允许你等待，以观其变，这种时候的忧喜，就得从宏观上去顺其自然。总之，我决定了，或我说了算，是忧是喜都随它去，无论怎样都能认可，这就是一种潇洒乐观的态度。
“遇忧则忧，遇喜则喜”，这是道家的“养生”学说。道家的忧豆观还是满潇洒的。庄子《有宥》篇中说：“夫大喜邪，毗于阳；大怒邪，毗于阴。”其意蠊过分欢乐会伤阳气，过分忧伤有损阴气。阴阳两气不调，人就会生病，无论多长的寿星最终也是死于病，而不是死于老。
对于一个懂得养生之道的人来说，任何忧愁祸患都不能在他身上停留，这样的人称“俞俞者”，能长寿，即“俞俞者，剧患不能外，年寿长矣”。什么事都不必太勉强自己，应当“悠”着点儿，“善养生者，若牧羊然，视其后者而鞭之”。即会养生的人，就像放羊那样，常常拿鞭子抽打羊群后边的羊，并不鞭打头羊，对照生活中“鞭打快牛”的说法，庄子的话不是很耐人寻味的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