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自觉地将“休闲”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和学科进行研究，起步较晚。但是，中国数千年的文明历史还是留下了内容丰富、层次清晰、具有中国特色的古代休闲文化，有丰富的娱乐样式，各种不同的休闲观念也沉淀下来。从孔子“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的政教型休闲观念，经庄子“乘云气，骑日月，而游乎四海之外”，追求绝对精神自由、强调自然和人同在的道家休闲观，到魏晋南北朝诗人悲怆慷慨或放浪形骸之外的金骨、竹林、兰亭、石门的宴与游，再到唐宋诗词中对山水的咏叹、对生命意识的感悟、对爱情闲愁的吟唱，明清小说中花样翻新的休闲娱乐方式……它们犹如一串串耀眼的明珠，构成了中国特有的休闲文化历史。
一、代表农耕文明的休闲观念
追溯几千年的中华文明史，我们不难发现，由于生产能力的低下，经济基础的差异，我国最早的休闲观念与休闲实践，总是和劳动联系在一起的，是和休息养生联系在一起的，体现出明显的对自然天时的顺应与依赖，烙上了典型的农耕文明的色彩。“休闲”是物质丰富、社会文明的结果。人类筚路蓝缕，从物质极度贫乏、生存条件恶劣的困顿中走来，尤其是生活于北半球大陆的我们的先祖，几千年的农耕文明，就是靠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周而复始的勤耕苦种创造的。因此，在中国农耕文明的传统中，原初的休闲观念总是和劳作联系在一起的。“休闲”更多强调的是一种暂时中断劳动的歇息行为，强调的是人类生存过程中劳作与休憩的辩证关系，呈现出有别于西方文明的二重性特点，存在着互相矛盾的两个方面。《辞海》将“休闲”解释为“农田在一定时间内不种作物，借以休养地力的措施。”《说文》解“休”为“人依木而歇”，表达的都是一种劳动的终止与歇息状态。“田休”是为了使下一茬作物长得更好，“人休”亦是为了接下来的劳作效率更高。在农耕文明“天人合一”哲学大框架下的“休闲”，强调的只是劳动与休息的辩证关系，是和劳动相对的一种生存方式与生命体验。但是，由于受中国传统农业生产力结构和农业耕作方式的影响，休闲所追求的生存状态又和农耕文明所崇尚的勤奋劳作、勤俭节约的生活理念相背离，即使在高度文明的今天，我们依然带着矛盾的心态看待休闲，对休闲的价值判断存在截然不同的二重性。一方面，从劳动角度强调休闲的必须与重要，看重“不会休息就不会工作”，进而强调“劳逸结合”。另一方面，在国人意识深处，又总是有意无意地把休闲与懒惰等同起来，对休闲带有明显的批判、排斥色彩，直到现在，我们依然能够从“玩物丧志”、“闲人”、“游手好闲”、“闲聊”、“闲事”、“闲荡”、“闲话”、“小人闲居者为不善”等词汇中，看到这种具有明显批判、排斥色彩的休闲文化观念。可以说，这是一个颇具哲学意味的象喻，充分体现了农耕文明社会中辩证的休闲思想，体现了中国人中庸的处事之道，是特定时期的社会文化的历史积淀，是农耕社会自然经济环境下形成的集体无意识的价值、道德标准。中国人重农时地利却强调不能竭泽而渔，崇尚勤劳又讲究春种秋收冬闲暇。“休闲”不仅表达了人类生存过程中劳作与休憩的辩证关系，也昭示着物质生命活动之外的精神生命活动对人的意义。可以说这是中国几千年农耕文明的积淀，是强调勤奋、劳作的农业社会下特有的东方文化符号。
二、神“静”形“动”、中和为度的休闲理念
人依木为“休”，这是一种暂时中断劳动的休息行为，由“休”字组成的“休息”、“休假”、“休日”、“休暇”强调的也是人的活动或行为的放松状态。“闲”字则从另一个角度展示人内心精神的娴静、平和，侧重的是人的感觉、感受和思想的纯洁安宁。“休”、“闲”组合在一起，则表明了“休闲”所特有的文化内涵，即人通过身体的休息放松获得精神的宁静和平和，身体的放松是手段，精神的愉悦才是目的。人依木而休，使身体的颐养活动和精神的修整活动得以充分进行，使人与自然浑然一体。在我们的先人看来，劳作与歇息，动与静，这两种状态应该保持平衡中和，掌握分寸，恰到好处，否则“动静失宜，则生诸疾”。《素问经注解·六微旨大论姚注》中就说：“成败之相倚伏也，实变化之自然，动乎其不得不动，动静之常也；若动而不已，是有动无静，气反其常，灾变必因之而作。”“天下之万理，出于一动一静。”也就是说，天地万物生存与衰亡的根本决定于人的动与静、劳作与休息。过度劳累，实为动之太过、静之不足，必然导致疾患。然而过度安逸，同样会损害身体，导致疾病。正如孙思邈在《千金要方·养性》中提出：“养性之道，常欲小劳，但莫大疲及强所不能堪耳。且流水不腐，户枢不蠹，以其运动故也。”在这里，孙思邈从健康养生角度，用“流水不腐，户枢不蠹”来说明劳作与休息、动与静要中和为度，二者不可偏废。这也就是先哲孔子一直推崇的“不逾矩”。《孔子家语·观乡射》中有一段非常著名的记载是“子贡观于腊”（指年终祭祀）。孔子曰：“赐也乐乎？”对曰：“一国之人皆若狂，赐未知其为乐也。”孔子曰：“百日之劳，一日之乐。一日之泽，非尔所知也。张而不弛，文武弗能；弛而不张，文武弗为；一张一弛，文武之道也。”这段话，非常准确地诠释了中国古人张弛有度的休闲娱乐观念。
我们的先人一方面辩证强调人要动静兼修，劳作与休息不可偏废；另一方面又从养生保健角度，进一步提出养心调神、以静为主，形体保健、以动为主的观点，特别强调要重视“心”神的休息与放松，强调“神对形”的支配与决定作用。管仲在《管子·心术》中就将“心”比喻成一国之君，对人体的耳目口鼻有着绝对的支配作用。他说：“心之在体，君之位也。九窍之有职，官之分也。”魏晋时期嵇康则进一步提出“神须形以存”，“神无形则散”。我们的先人早就认识到精神对人的统摄作用，认识到精神与身体和谐一致的重要性。对此，儒家、道家都从不同角度提出了精神、心灵休息滋养的方法。
和西方以运动、娱乐等动态休闲偏好不同，中国传统之休闲更多偏向的是境界之休闲，故其特质是趋“静”为多。李白诗云：“遂造穷谷间，始知静者闲”（李白《闲适》之《寻高凤石门山中元丹丘》）。作为与动态“忙”相反的一种生命状态，“闲”的一个最明显特征就是“静”。休闲养心，首推老庄的“虚静”思想。老子说：“致虚极，守静笃。万物并作，吾以观复。夫物芸芸，各复归其根。归根曰静，静日复命。”（《道德经》第十六章）只有保持内心的虚空、清静，才能使精神超然于物外以保持心灵的绝对安宁、清静，进入“云淡风轻近午天，傍花随柳过前川。时人不识余心乐，将谓偷闲学少年”（程颢《春日偶成》）的愉悦境界。在庄子那儿，他将这种静指向具体的“气”之和，在庄子看来，道家最高境界是以“气”来实现物我的调和。庄子在《人间世》中说：“无听之以耳而听之以心，无听之以心而听之以气，听止于耳，心止于符。气也者，虚而待物者也”（《庄子·人间世》）。在这里，庄子借听的三种境界，说明对现实的超越进入以气合气的虚静状态。他认为，听之以耳是肉体感官的聆听，听之以心也仅仅是情感的感动，而这种肉体的、情感的感动进而抵达一种听之以气即感悟音乐背后的“道体精神”，才能达到一种从有到无的精神超越。而儒家所追求的静是“仁者静”（《论语·雍也》），是动静之间的状态，是“发乎情，止乎礼仪”的道德与情感调和的中和状态。孔子要求人们“不逾矩”，孟子从克己寡欲的角度，要求人们排除外界干扰与引诱，“不以一得喜”、“也不以一失为忧”，“养浩然之气”，进而实现恬静息心的目的。可以说，“静”是儒道两家向往的最高人生境界，是一种理想的生存状态，对后世影响深远。朱存理编《珊瑚木难》中载有《闲境志》一篇，其中就描述了居闲之人这样一种情志中和的状态：“境中之人，心和而气平，神静而体舒，不拘拘跌跌，不营营汲汲。闲聪明之用，息思虑之机，洒浓厚之情，停飞动之根……”明代张首有言曰：“闲有二：有心闲，有身闲。辞轩冕之荣，据林泉之安，此身闲也；脱略势利，超然物表，此心闲也。”（袁宏道《兰亭记》）这是说：“身闲”是客观时空条件促成下，身体得到休息，精神得到自由，是一种相对的“闲”；“心闲”则是超越客观条件的心灵平静与自由，是一种绝对的“闲”。从“身闲”到“心闲”，皆关系到心灵的自由，蕴涵着主体精神意识自觉超越程度的不断提升。儒道两家在追求心灵精神的宁静上，可谓殊途同归。
三、以“静”为美，艺术与闲暇联姻的休闲实践
从休闲娱乐实践来看，中华数千年的文明史，留下了内容丰富、层次清晰、具有中国特色的古代休闲文化娱乐样式，也沉淀下来各种不同的休闲观念。和西方追求个人幸福、快乐的休闲观念，借助“动态休闲”寻求强烈的感官刺激不同，中国古代文人非常注重文学休闲、艺术休闲。孔子就非常推崇休闲意味浓厚的“游”，向往“浴乎沂，风乎舞，咏而归”的休闲享乐生活。《论语·颜渊》记载他曾“游于舞零之下”，《论语·述而》说他“道不行，乘桴桴于海”，明确提出了“游于艺”的文学休闲观念，说君子要维持“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任，游于艺”的闲暇生活状态，这种游艺自娱的闲暇生活观念，对后世文人影响深远。“闲居”生活孕育着审美艺术文化的发生，如“闲业”中包含着审美艺术创造，“闲谈”中包含着审美艺术评论，“闲赏”中也包含着现代审美范式等。特别推崇“静态休闲”的休闲活动理念和审美趣味，“静以养生”、“静中寻乐”的观念深入人心，特别是受到文人士子的推重，将休闲和个人的修身养性结合在一起，将各种休闲活动和艺术联系在一起，注重休闲活动对人格整体性发展的重要性，不仅大大提升了休闲的品位，也完善了文人士子的人格，推动了绘画、诗词等艺术门类的创作，留下了许多千古传颂的不朽佳作。
（一）垂钓与诗词书画创作联姻
古人最常见的休闲方式当首推垂钓。人们常说“仁者乐山，智者乐水”，既离不开水，也多与山相关，是仁智之乐，也是中国古代文人雅士最常见的休闲方式之一。寂静无人的深山中，一个看不清面目的垂钓者端坐江边，一副愿者上钩、不急不慌的淡定，成为中国古代文化中一个颇具象征意义的画面。钓翁与其说是在钓鱼，不如说是在享受山水间的宁静，传达一种不与世俗合流的姿态，是文人自由人格的化身。这种意象反复出现在不同时代的作品中，出现在诗词书画中，成为隐逸文化中具标志性的符号。请看下面一组作品：
倦却诗书上钓船，身披蓑笠执鱼竿。棹向碧波深处去，复几重滩。不是从前为钓者，盖缘时世掩良贤。所以将身岩薮下，不朝天。
——敦煌曲子词《浣溪沙》
西塞山前白鹭飞，桃花流水鳜鱼肥。青箸笠，绿蓑衣，斜风细雨不须归。
——张志和《渔歌子》
人生贵极是王侯，浮名浮利不自由。争得似，一扁舟。弄月吟风归去休。
——赵孟頫画《渔子图》，其妻管仲姬题诗《题渔父图》
其后，赵孟頫又作词和曰：
渺渺烟波一叶舟，西风木落五湖秋。盟鸥鹭，傲王侯。管甚鲈鱼不上钩。
（二）山水游乐与诗词创作联姻
山水游乐也是古代文人的一种休闲常态。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崇尚自然，纵情山水，追求物我两忘的审美境界历来是中国文人重要的休闲方式，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也成为古代文人信奉的游学方式，游历既是文人重要的休闲手段，又是交朋结友的大好时机。他们一边游山泛水，一边创作诗词，不仅在名山大川留下许多墨迹，更为文学史留下了众多山水游历作品，创造出一个山水游历的门类。在这里，自然山水不仅是作为士大夫文人休闲娱乐的外在世界而存在，更多时候是作为文人释放俗世烦恼、平复心性的心灵栖息之地，而其中尤以唐宋文人为多、为盛，白居易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据史书记载，白居易在杭州、苏州任职期间，常常放下公务，徜徉在山水之间，过着闲适的半官半闲、半仕半隐的“大隐”生活。请看：
在郡六百日，入山十二回。宿因月桂落，醉为海榴开。
黄纸除书到，清宫诏命催。僧徒多怅望，宾从亦徘徊。
寺暗烟埋竹，林香雨落梅。别桥怜白石，辞洞恋青苔。
渐出松间路，犹飞马上杯。谁教冷泉水，送我下山来。
——白居易《留题天竺灵隐两寺》
吴中好风景，八月如三月。水荇叶仍香，木莲花未歇。
海天微雨散，江郭纤埃灭。……骑吏语使君，正是游时节。
——白居易《吴中好风景二首》
湛湛玉泉色，悠悠浮云身。闲心对定水，清静两无尘。
手把青筇杖，头戴白纶巾。兴尽下山去，知我是何人。
——白居易《留玉泉寺》
白居易式的“中隐”闲适人生，闲适的山水写意游历，都成为历代文人向往的理想休闲生活。在这里，山水已经主观化、人格化、情感化。徜徉在经过词人情感浸泡的山水中，陶醉在人与自然天人合一的审美境界中，文人自然诗如泉涌，文思如潮。自然山水从情感、审美层面介入文人的生活，最终实现士大夫文人休闲审美人生的升华。恰如刘勰《文心雕龙·物色》所言：“若乃山林皋壤，实文思之奥府。”自然山水是文学创作灵感的重要来源，是诗人吟咏赞美的对象，也是诗词重要的表现题材。
（三）赏花、品茗与诗词创作联姻
赏花、品茗也是古代文人非常崇尚的休闲方式。在中国文化传统中，茶历来作为清静高洁之物与隐逸休闲相伴。劳作之余，三五知己，静坐于清凉之处，眼看洁净的茶具和素雅的插花，耳听茶釜中咕咕的水沸声，鼻息香炉中散发的袅袅幽香，舌品茶的芬芳和甘醇，谈论诗画之道……这是何等清幽脱俗的境界。看看唐代诗僧皎然《对陆迅饮天目山茶，因寄元居士晟》所描述的境界，即可见唐宋文人对品茗赏花活动的审美趣味。诗曰：
喜见幽人会，初开野客茶。日成东井叶，露采北山芽。
文火香偏胜，寒泉味转嘉。投铛涌作沫，著碗聚生花。
稍与禅经近，聊将睡网赊。知君在天目，此意日无涯。
随着宫廷品茗活动的盛行，赏花、音乐等审美元素也开始加入品茗活动中，唐人顾况曾作《茶赋》，记载了皇室茶宴的盛况。其曰：“罗玳宴，展瑶席，凝思藻，间灵液。赐名臣，留上客，谷莺转转，宫女濒，泛浓华，漱芳津，出恒品，先众珍，君门九重，圣寿万春。”在这里，品茗已经完全演化成一种仪式性、审美性、礼仪性的休闲娱乐活动。
从以上活动看，无论是“独钓寒江雪”的钓翁还是游走山川的行者抑或高朋相聚的茶会，都折射出古人休闲所追求的境界，将艺术创作融于休闲活动，将精神的愉悦寄托于身体的歇息放松，所以才会有“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那般舒缓优雅的闲适意境；有“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所描述的人在极致静态氛围中独自享受娱乐快慰和静默雅趣的活动内涵；有“月出惊山鸟”，“莲动下渔舟”这种以动写静的审美爱好。在这样的休闲审美情趣导向下，古人常常在寂静中去感受一种如诗如梦的迷离情调，看鱼儿戏莲，瞧蜻蜓点水，数荷叶滚珠，甚至风、雨、云、霞任何一种自然景观都可以人格化为休闲的对象，在静中寻乐，使人们暂时忘却人生的坎坷与愤懑，淡化了心底的愁苦与伤悲，从而得到一种在人生意念上获得升华的乐趣。可以说，中国人的休闲心态多以静态为主，文人墨客尤其喜好泛着微微涟漪的湖水，潺潺的溪流，静静的河湾，这种静中带动的水的意象，可以帮助我们感悟大自然温柔委婉的魅力，感受天人交汇舒缓娴静的休闲意趣。
对中西文化都有深刻体验的林语堂先生曾将中西文化的区别作如下概括：“美国人是闻名的伟大的劳碌者，中国人是闻名的伟大的悠闲者。”他把中国人的哲学称为“闲适哲学”：“他一只眼睁着，一只眼闭着，看透了四周发生的一切。”又认为：“文化是闲暇之产物，而中国人固富有闲暇，富有三千年长期之闲暇以发展其文化。”在林语堂看来，中国人有着崇尚悠闲的浪漫传统，且这种悠闲是平民化的：“这种消闲的浪漫崇尚，决不是我们一般想象中的是有产阶级者的享受。那种观念是绝对错误的。我们要明了这种悠闲生活是穷愁潦倒的文士所崇尚的，他们有的是喜爱悠闲的生活，有的是不得不如此，当我读中国的文学杰作时，或是当我想象到那些穷教师们拿了称颂悠闲生活的诗文去教穷弟子时，我不禁要想他们一定在这些著作中获取很大的满足和精神上的安慰。”可以说，早在半个多世纪前，林语堂就肯定了“闲”对于中国人的价值。而直到20世纪末，时隔半个多世纪之久，“闲”的价值才又一次被我们发现而受到重视，我们才开始关心闲暇对于人类存在的意义。然而，现代社会这种作为闲暇时间观念的休闲和上述林语堂所谓的那种作为一种民族性格的悠闲是有所不同的，我们不妨借助古代那些“穷愁潦倒的文士”所崇尚的作为“很大的满足和精神上的安慰”的休闲，来鉴照当代人的休闲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