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词能够成为与唐诗并列的一代文学流芳百世，历经千载而传颂不衰，其中重要原因就是它独特的审美特征和价值取向。作为一种起源于音乐的抒情文学，宋词以委婉之笔，抒内心之思，以娴静、幽美的意境区别于其他艺术门类，以“闲雅”的审美特质独立于艺术之林。透过以抒写美人、游赏、宴饮为主要题材的作品，穿过宋词纯净雅致、婉约妩媚的意境，我们不难领略宋代词人休闲、富贵、唯美的生活情趣，感受宋词与传统诗文道统迥异的审美价值。这是宋人对文学功能的一种开掘，也是宋人关于享乐意识下人性的深度觉醒。如果把中国封建社会视为一个有机生命体，那么，宋代文化已是人到中年，明显呈现出生命成熟期的诸多特征。理性、内敛、深沉，这种文化特征影响到附着其上的文学思想，也表现出人到中年之后的圆熟、厚重、内倾、尚理等各种成熟型智慧特色。宋人的智慧类型可归纳为内省型智慧，如果说唐代文人豪放不羁、激越浪漫，大多于自然山水界的山水草木和现实时代的火热生活中润泽文心，那么宋代文人则从人文资源中吸取养分以陶冶自己的文思。其艺术思维方式也表现为内倾观照的倾向。与此相对应，从整体上看，宋人审美趣味的主流追求也呈现出一种中年之后闲旷、淡朴、圆润的成熟色调。简要来说，有老成之理性美，平淡之闲旷美，纤细之幽微美。三者互有联系，又可独立存在。
一、宋词与理学互存互动的哲学背景
当代著名学者朱光潜先生曾经说过：“诗虽然不是讨论哲学和宣扬宗教的工具，但它的后面如果没有哲学和宗教，就不易达到深广的境界。”纵观中国文学史，哲学和宗教对文学的深层影响，体现在任何朝代的任何作品中，不仅影响并决定了作家的艺术思维模式和审美意识，同时也赋予了艺术独特的审美内涵和美学风格，形成特定时代独特的文学景观和独特的风格面貌。宋词也难出其右。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王国维先生说“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所以要追寻宋代士大夫文人精神世界的内在机制，透过唐宋艺术迥异的风格面貌，探究“唐音宋调”中潜藏着的审美文化心理机制转化的问题，我们就有必要进入中国哲学思想发展史上重要的一环——宋代理学思潮。
我们知道，宋代是个尚理求雅的时代。现代学者徐复观先生就用“理性反省”来概括宋代的文化精神，并将宋代“理性反省”的人文精神视为宋代文化区别于唐代文化的基本精神。理学肇始于北宋初年，至南宋大昌，明代又掀起一个发展高峰，故通常称之为宋明理学。宋代统治者在建国之初，为了稳固政权，力图重振封建伦理纲常，因此致力于弘儒尊统。上至君主官臣，下至庶民寒士，读经诵典蔚然成风。以讲求伦理规范和道德修养为核心的理学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发展起来的。理学是一个深奥复杂的哲学世界，它有一套完整的体系，我们很难在一个小篇幅里讲解清楚。但理学以“理”命名，实际上已经昭示了理学的基本精神内核——求理精神。在理学家的思想观念中，“理”是统摄万物的最高存在，是万物“所以然”和“所当然”的依据。天下之物，无论自然的或是人为的，都是有理可循的，且理在物之先。朱熹就认为在超现实、超社会之上存在一种标准，它是人们一切行为的标准，即“天理”。只有“格物致知”、“格物穷理”，发现天理和遵循天理，才是真、善、美。而破坏这种真、善、美的是“人欲”，必须革除。所谓“存天理，灭人欲”就是要强化内在修养以符合顺应这个“理”。艺术思想上，也强调美是形式美和道德善的统一。基于美是外在形式的美和内在道德的善相统一的观点，朱熹和他的弟子对早期的艳词表现出明显的批评和排斥态度，认为文与质、文与道和谐统一才是完美的。这种思想对词体发展影响深远。
宋词与理学，一个是一代之文学，一个是一代之学术，一言情，一主理，二者似乎格格不入，我们甚至从未想过将它们联系起来放在同一层面考察。究其原因，恐怕还在于我们习惯于用板块思维的方式来考察包括文学、文化在内的社会现象，将活生生的原生文化现象看作简单的文化组合体，而忽视了漂浮在表层的诸种板块之下原生形态的统一性、整体性，忽略了生成诸种文化现象的原动力。我们只要深入分析宋代士人心理文化机制生成的深层社会土壤，就不难看到宋词与理学两大板块之间有着深层的统一，甚至宋代所有的文化现象都有着深层的统一。这种统一来自于创造这种文学与文化现象的主体，来自于宋词与理学的创造者和实践者，来自于有宋一代士大夫文人自身固有的“庶民性”色彩和士大夫群体精神尚雅求德、追求道德超越的士本性特征，来自于集儒、文、官于一体的宋代文人主体心理结构的二重性特征。
宋代士人是一个具有“近世精神”的文化集群。和以往的士人集群相比，他们大多既是通过科考入仕的朝廷命官，又是名震一方的文学大家，还是理学的倡导者和实践者，如白居易、晏殊、王安石、欧阳修、苏轼、辛弃疾等。多种身份的集合不仅使他们具有了更多的话语权，在文化、宗教、文学等方面起着引领示范作用，更令他们以自身的创作实践引导着时代精神的方向。在他们的身上，一方面拥有伴随赵宋王朝庶民政治力量崛起而衍生的包容精神，他们接受包括俗世享乐、俗世情怀、俗世物态在内的一切现世享乐与现世精神；另一方面，他们对现实生活又有着强烈的怀疑精神、批判精神、忧世精神、尚理深思的内敛精神。这是植根于赵宋“文人政治”，由宋代物质生活优越化、政治生活开放化、精神生活自由化的社会土壤培育滋生出来的一种主体意识高昂和个体精神舒放的综合文化心态的表征。宋人这种群体精神使得宋人以前所未有的诗人的自信与哲人的豁达超逸审视世间的一切。大至“格物致知”，以思辨禅悦完善自我以实现修身、治国，小至肉体层面的存思内敛、超越生命的有形束缚，以追求个体永恒。这就形成了宋代士人精神的种种矛盾：养生与惧死、超越与自卑、大我的忧世与小我的官本位、立德立言的永恒价值与及时行乐的浅俗观念、厚德载物的复古方正与嗜狎恋艳的享乐情怀……一方面是立德立功立言之儒家三不朽的努力，承担为人子为人臣之世间责任，这是他们对先儒“外王”努力的继承与弘扬。另一方面则是努力于个人“后花园”的建构和开拓，借生命智慧开拓出一片绿茵缤纷、花朵烂漫的精神后花园以润泽生命、颐养情性，进行生命失意时的自我救赎，如范仲淹以儿女柔情平衡道德律令对自我的严苛要求，以之救赎政治领域无可避免的挫折、失意、倾轧带来的精神伤痕；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彪炳青史的文天祥，日常生活中也是“性豪华，平生自奉甚厚，声伎满前”；苏轼也以风花雪月来抚慰宦海沉浮和仕途的颠沛。可见，具有近世色彩的文化价值观念促使宋人的文化人格日益成熟，他们不再是只求事功的单面人物，不再是生命枯窘乏味的道德理念之图解，不再是秉持单维价值观的扁平体，而是力求成为人格侧面丰富、具有活泼生命精魂的圆形人物。柳诒微《中国文化史》指出：“盖宋儒真知灼见人之心性，与天地同流。故所言所行，多彻上彻下，不以事功为止境，亦不以禅寂为指归。”种种多元集合的特点使得宋代士人的生活呈现出“外儒内俗”的矛盾统一，宋代士大夫文人丰富而多棱的精神世界叠合成富有近世精神的多元集合体，也使宋代文化呈现出鲜明的近世特征，在中国文化史上独领风骚。著名国史家陈寅恪称：“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后渐衰微，终必复振。”邓广铭先生也指出，宋代文化是“已经达到了登峰造极的高度的”，“宋代文化的发展，在中国封建社会历史时期之内达于顶峰，不但超越了前代，也为其后的元明之所不能及”，并强调这是“无可争辩的事实”。宋词与理学就是在这种矛盾的文化背景下孕育成长的。
宋词与理学，作为生成于同一文化主体的两种文化形态，从一开始就有着互斥互动的特征，以一种胶着状态牢固地存在于宋代士大夫文人的精神结构中。唐末宋初，人们视小词为末流，“上厕则阅小辞”，“韩黄门持国（维）典藩，觞客，早食则凛然谭经史节义及政事设施；晚集则命妓劝酒，尽欢而罢”。作为欣赏主体同时也是创作主体的宋初士人阶层，在理学尚未昌明的宋初，只能将词作为私下唱和侑酒承欢的工具，在其“外儒内俗”的二重心理结构中，处于隐秘的偷偷践行的范畴。我们查阅统计《全宋词》也可发现，在收录的19900余首词作中，仅有一小部分是理学复兴之前的作品，说明北宋初年，宋词仅仅是作为消遣娱乐的小技，存在于世人的私生活中。但是伴随着理学的复兴，理学在培养开拓士人怀疑精神、批判精神、创新精神的同时，对士人的情感也起到催化升华、滋养润泽的作用。崇尚理性的过程本质上就是情感开发的启蒙过程，是解放思想、突破禁区的过程，而反过来，情感层次的多元开发也有效地激发了理性思维的诞生。可以说，理学的复兴无论是从学术层面还是思想层面抑或生活层面看，都是一场人文思想的大突破大解放，它冲破了既有的价值体系与价值观念，冲破了人的肉体世界与精神世界的种种禁区。其价值远远超出纯学术的范畴而成为富有人文色彩的文化启蒙，甚至被学者冠以“中国的文艺复兴运动”。日本学者堺屋太一在《知识价值革命》一书中说：“10世纪到11世纪后半叶北宋鼎盛时期是近代型高速经济增长与合理精神充溢的‘东洋文艺复兴’，甚至是超越它的‘亚近代’。”胡适先生也称之为“中国文艺复兴阶段”。事实上，理学复兴对词体创作的直接影响就是引致文学禁区的突破与词体创作禁区的解放，词体创作由宋初认为温庭筠作词赋“士行有缺，缙绅薄之”和凝少时好为曲子词，至入相后即使专括人焚毁不暇，依然难脱“‘好事不出门，恶事传千里’，士君子得不戒之乎”的命运，甚至认为哀婉真挚的《浣溪沙》也“于风教还亦不可”。到嘉祐后，这种观念大大改变。从创作观念看，词家突破了时代政治、伦理精神对词体创作的制约，突破了情感形式和人性领域的约束，词体也由民间全面进入了文人创作视野，题材上也大大突破了情感的禁区、性爱的禁区而成为宋代士人风雅生活的一部分。可以说，词体由民间艳词而发展成全面吟咏性情、传递生活感悟的抒情词体，是伴随着理学的倡导和理学复兴而成长的。儒学的复兴不仅推动了士人思想的解放，也促进了文学禁区的突破和宋词范型的建立，推进了词体的雅化，更成为词体文人化讨程中最重要的原动力。
从这一时期词人的构成看，差不多所有的词坛大家都与儒学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有些词坛巨匠本身就是儒学复兴的中坚人物，如被称为“北宋倚声家初祖”的晏殊以及晏氏门人包括范仲淹、欧阳修、宋祁、张先、韩缜、韩维等，欧氏门人如刘敞、刘攽、王安石、曾巩、苏轼等，都是北宋第一、二代词人中的重要成员，有些是开一代词风的词坛领袖。“值得注意的是，不论晏殊、张先、欧阳修、柳永……都重在词中抒发个人情感，强调‘情’为人之固有，天所赋予，大胆自呈‘多情’、‘情痴’。其歌咏男女爱情者，具有冲决封建禁锢的普遍意义；而抒发爱国家、爱自然之情中也有着强烈的主体意识与反抗精神。这里闪烁着人性觉醒与个性解放的光芒。这是一种反映新兴意识的文艺思潮。”可见，宋代儒学复兴运动在本质上是一次人文精神解放的文艺复兴运动。
综上所述，在这场铸就新的文化精神的思想转型运动过程中，新儒学成为激发士人自由思索、自由生活、自由创造的新思维转换的契机，成为词体审美文化心理机制转换的重要界码。随着儒学的复兴和新的启蒙时代的到来，随着儒学启蒙思想家大量参与词体创作，“经史”与“小辞”呈现出并生并发、共时繁荣、互存互动式的文化景观，才使得初期颇有颓废之意的词体焕发出新的活力，使得基于“庶民性特征”的宋词自由、炽热的新生活情调和绵密入理的思维情感方式，以其新鲜、勃动、泼辣的强烈感染力，拨动着每一个士人的感情思维的翅膀。就在这一意义上，理学成为宋词繁荣发展的重要的哲学前提与背景。当然，理学与宋词的关系、理学对宋词繁盛产生的正负作用，是一个复杂而深刻的命题，并非一个小篇幅或作者本人的功力所能及的事，此处仅作粗略的探讨。
二、唐宋文人闲旷尚雅的审美文化心态
审美是文化心态的外部表征，是创作主体内在心理结构的外化表现。宋代士人的审美文化心态在独特的尚理求雅的特殊文化背景下呈现出独特的面貌，烙下了明显的时代特征，深刻影响了中华民族审美文化心理结构的构建。总体来看，理学话语环境下的宋代士人的审美文化心态是趋雅避俗。探寻形成宋代审美文化心理机制的深层原因，我们看到，宋人对理想人格的选择，导致了对雅的追求，对俗的摒弃；宋人对中和之美的再释，导致了对雅的追求，对俗的批评；宋人强烈的民族意识导致了对雅的推崇，对俗的鄙视；宋人伦理型文化思想与消费型文化观念的互渗，导致了对雅的崇尚，对俗的鄙弃；宋人对理学的大力张扬，影响了词论和创作的尚雅弃俗；统治阶级的大力倡导，也推动了崇雅贬俗的社会整体审美倾向的发展进程。
宋朝处于中国封建社会前后期文化的衍变阶段，中国思想发展到宋代，一方面由佛道而儒，由魏晋六朝的玄学思辨、大唐一代的儒道佛分流而至于宋代的复归儒学独尊天理；另一方面又援佛道以入儒，以佛道的本体论和认识论来充实、改造、完善儒学体系，从而形成独特的理学心本论思想。同时，科技如沈括的《梦溪笔谈》，史学如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均为“前之汉唐后之元明，皆所不逮”，这些共同形成了宋代尚意、尚理的文化氛围，从而使这个时代成为善思辨、善理性的时代。这种时代精神，不可避免地对宋代士大夫文人的审美文化心理产生深刻影响，从宋初向内收敛的创作心态和平淡清远的审美趣味，到北宋中叶以后对理趣和老境美的追求，再到南宋作家重机趣，求高妙，讲别才别趣，主骚雅清空，我们可以看到文人士大夫一种追求内在精神超越的文化品格。宋代文人的审美文化心态显得复杂而又深邃，入世与出世，功利与超功利，群体道德意识与个体情感体验等不同构成因素总在不断地对峙交融，并逐渐形成了宋代“诗主意”、“词缘情”的文体思维与格局。《沧浪诗话·诗辩》中就说：“本朝尚理，唐人尚意兴。”所谓“尚理”就是指崇尚理性，表现在文学上，便形成宋代文人理性沉潜的审美心态和烛理洞彻、超拔闲旷的独特风格，这种风格色彩体现在宋代的所有艺术门类中。
如果说唐代文学多以风神情韵见长，那么宋代文学则多以思理意趣而取胜。同样，后者所抒发和表现的情感也是一定思理意趣转化而来的情感。如在宋诗方面，有著名的“以议论为诗”、“以才学为诗”、“以文为诗”的现象。以文字也好、才学也好、议论也好，都是“以理为诗”。其实“以理为诗”绝不仅仅是宋人处唐诗高峰之后难以为继的无可奈何，而是一种积极向上的符合时代精神的产物，使诗的意蕴更加深刻；在散文方面，唐宋八大家唐只占其二，而宋得其六，这也足见宋代散文之盛。而散文总是更多地具有理性成分。欧阳修的《醉翁亭记》在一片喧哗笑语声中蕴涵着人与人、人与自然关系的思索，《秋声赋》在一片哀伤的情调中抒发了关于事业、学问、抱负的皇皇大论。曾巩的《墨池记致欧阳舍人书》也是且情且理，新意风发。苏辙的《上枢密韩太尉书》、《黄州快哉亭记》都是笔酣墨饱、虚实有间。究其实，乃由于其中有情有理，情为理中之情、理为情中之理。至于苏轼无论是《石钟山记》之警策还是《超然亭记》之旷达抑或《前赤壁赋》之潇洒，都是情理交融、冥而为一的综合效果。可见宋代文的理性特征。词也然，词的特征是艳，内容是情，功用是玩，地位是侧。“宋人亦不免于情也，故凡其欢愉愁怨之致动于中而不能抑者，类发于诗余。”这就是说，宋人在现实生活中既有理又有情，于是在文学中分别让诗与词各自承担说理与抒情的分工。具有典型意义的是就连这种因其“出身”和“身份”而历史地单独承担抒写儿女艳情任务的词，也悄悄地被文人改造成亦情亦志、情理合一的文体。柳永将词由达官贵人的歌舞宴席引向青楼市井，在依红偎翠与宦游进仕的矛盾冲突中流露出人生的意味，使享乐不再是一种不涉事理的状态。苏轼更将自身的宦海沉浮与宇宙人类的情感联系起来，给个人经历情感赋予理性的普遍的意义。宋人遨游于精神领域，习惯于把包括自己在内的人类主体置于广袤的宇宙空间，寻找生命存在的价值与意义。他们对于现实乃至日常生活的关注，对人生和历史的思考，都以意象与议论结合的方式表达于深含情感的哲理诗中。至此，文言理，诗言情这种机械性的划分被打破了，唐诗言情，宋诗言理这种抑此扬彼的绝对批评也不攻自破。宋诗以发人深省的哲理与耐人寻味的诗意相融合，就构成了所谓的“理趣”，这个“理”绝非抽象的“玄理”，而是从一般的社会生活中概括出的具有普遍规律的生活真理。这类诗的特点，可再次借用钱钟书先生的话：“不泛说理，而状物态以明理；不空言道，而用器物之载道。拈形而下者，以明形而上；使寥廓无象者，托物以起兴；恍惚无朕者，著述而人见……举万殊之一殊，以见一贯之无不贯。”所以明杨慎在《升庵诗话》中说：“唐诗人主情，去三百篇近；宋诗人主理，去三百篇远。”清初吴乔又在《围炉诗话》中说：“唐人以诗为诗，宋人以文为诗；唐人主性情，宋诗主议论。”似乎唐诗深情浪漫，宋诗思虑精深的差异性已经成为古人和今人的共识。
如果说“尚雅”是宋代文人体现出的集体嗜好，那“闲旷”则是宋代士大夫文人历经人生百味后呈现出的另一种审美心态。
“闲旷”是中国古代文化中含义深刻的词，可以是指空间的安静空阔，如《庄子·刻意》“就薮泽，处闲旷，钓鱼闲处，无为而已矣”就是这个意思。同时，“闲旷”又是指内心精神的悠闲放达。《南史·萧子云传》：“子云性沉静，不乐仕进，风神闲旷，任性不群。”宋周辉《清波杂志》卷十二：“顷年西湖上好事者所置船舫，随大小皆立嘉名，如汎星槎、凌风舸、雪篷、烟艇，扁额不一，夷犹闲旷，可想一时风致。”清陈田《明诗纪事戊籤·高叔嗣》：“故其篇什往往直举胸情，刮抉浮华，存之隐冥，独妙闲旷，合于风骚。”这里所说的“闲旷”，就是指精神层面或者作品境界的悠闲冲淡，优雅从容。闲旷尚雅是唐五代以来文人共同向往的审美追求，代表了唐宋文人共同的审美取向，同时也是程朱理学所倡导的“格物致知”的有效途径。《大学》中反复强调，达到至善的境界在于“静”和“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朱熹认为“格物”于“燕闲”之中，他说：“所以格物便要闲时理会，不是要临时理会。闲时看得道理分晓，则事来时断置自易。”这里强调的是人内心的闲静超功利性对于求理悟道的重要，同时也反映了“理”闲必然需要心闲来体会。故朱熹说：“所谓‘天理流行’一句，须是先自尽于一心，然后及物，则能随寓而乐。”理学大师程颐流传广泛的《秋日偶成》也体现出同样的思想。“万物静观皆自得，四时佳兴与人同”，世间万物，静而后得，四季景物，皆可与人的情感合，我们何不随着四季的变化而享受自然的乐趣，品味人生的意味呢？言外之意，是不必因为人间的穷达顺逆而有任何情绪上的波动。这种从容淡定的闲散精神对宋代文人的人格确立和休闲精神的形成具有重要意义，对宋代审美思想的形成也有重大影响。受宋代理学沉潜内思、尚理求真思想的影响，宋人的审美文化心态整体表现出明显的安闲、细腻、从容不迫的特征。
宋代文人的审美文化心态首先表现在从容不迫、安闲自在上。由于心思细腻，对常见之物与身边细事总有浓厚的兴趣，喜欢以敏感的诗心和诗笔传达他们对生活独特的体验。衣食住行、花草树木、鸣禽走兽、山林泉石、百工技艺、街谈巷议，甚至一些怪异、狞怖的事物，他们都可以将之纳为诗材。例如《咏刺猖》、《虫龟》、《蛤蟆》、《晰蝎》……千奇百怪，无奇不有。当然，我们不认为这类诗有多少艺术价值或思想价值，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它的确体现了宋人细腻与好奇的心思。也正因为这样，他们的生活到处充满了诗情，如刘辰翁《须溪集》中说：“诗在灞桥风雪中驴子上，非也。鸟啼花落，篱根小落，斜阳牛笛，鸡声茅店，时时处处，妙意皆可拾得。……有能率意自道，出于孤臣怨女之所不能者，随事纪实，足称名家。”宋人的诗心是细腻的，而诗情则显得平淡雅正。所谓“唐人饮酒，宋人品茗”，饮酒的豪情与品茗的闲淡是唐人与宋人不同的生活意态。唐诗里的醉，总是酣畅淋漓，一醉方休。“烹羊宰牛且为乐，会须一饮三百杯”（李白《将进酒》），“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王翰《凉州词》）。宋人也饮酒，可醉中尚有几分清醒、矜持。“春回雨点溪声里，人醉梅花竹影中”（杨万里《除夕》），“我亦且如常日醉，莫教弦管作离声”（欧阳修《别滁》）。唐诗中的愁，浓重深远。“白发三千丈，缘愁似个长”（李白《秋浦歌》），“忆君遥在潇湘月，愁听清猿梦里长”（王昌龄《送魏二》）。而宋人的愁，悠悠淡淡。“春回柳眼梅鬓里，愁在鞭丝帽影间”（陆游《雪晴行益昌道中颇有春意》），“春愁如发不胜梳，酒病绵绵因未苏”（黄庭坚《招戴道士弹琴》）。所以说，在这样一个理学盛行的时代，宋诗继承了“抒情”的传统，但同时也发生了变化。
王国维在《宋元戏曲史》自序中说：“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楚之骚，汉之赋，六代之骄语，唐之诗，宋之词，元之曲，皆所谓一代之文学，而后世莫能继焉者也。”词被冠以宋名，足见词这一文体在宋代获得的巨大成就。词是最适合抒写个人情感的载体，宋代文人审美文化心态中内敛细腻的一面在词的世界里可以说是表现得淋漓尽致。
词来自民间，五代时流行于宫廷、贵邸，入宋以后，由于商业经济和城市的发达，成为都市中雅俗共赏的文艺。文人依曲填词，令娉婷少女歌唱之，或伴以乐器，或伴以舞蹈，既可娱宾又可自娱。“朋僚亲旧或当宴集，多运藻思为乐府新词，稗歌者倚丝竹歌之，所以娱宾客而遣兴也。”晏几道《小山词自序》也说：“不独叙其所怀，兼写一时杯酒间闻见所同游之事……始时沈十二廉叔，陈十君龙家，有莲、鸿、蘋、云，品清讴娱客，每得一解即以草授诸儿，吾三人持酒听之，为一笑乐而已。”词被当作娱乐的文艺，远离政教、道德、实用的功能，成为文人陶写性灵的工具，尤其适合抒写最个人化的情愫：男女之情。“（词）皆天理之自然而情性之至道也”（晁补之《东山词序》）。当然，诗除了“言志”，也用来抒情，但是“诗情”与“词情”毕竟不同。李泽厚先生就说：“诗常一句一意或一境，整首含义阔大，形象众多；词则常一首才一意或一境，形象细腻、含意微妙，它经常是通过对一般的、日常的、普通的自然景象（不是盛唐那种气象万千的景色事物）进行白描表现，从而也就使所描绘的对象、事物、情节更为具体、细致、新巧，并涂有更浓厚、更细腻的主观感情色调，不同于较为笼统、浑厚、宽大的‘诗境’。”这里，李泽厚先生把诗与词进行比较，指出诗的浑阔，词的细巧。如果把诗与词作大体上的粗略比较，这种结论是无可非议的。但是，无论诗或词都是作者心态与情感的表现，宋诗与宋词从不同方向体现出宋人独特的文化心理特征，那就是言志尚理和柔情缠绵的矛盾统一，理性内敛的精神和冲淡闲雅的审美的统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