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应松
灯红酒绿人潮汹涌的城市给大量的乡下人提供了机会，使他们舍弃了猪鸭满圈、炊烟袅袅的村庄，千里迢迢涌向陌生的城市。当然，贫困和无所适从的闲懒也是驱使他们来到城市的动力。特别是如今乡下负担过重，种田亏本，必须出外赚些活钱才能补贴家用，才能交清乡里村里的剥皮般的税赋，才能缴纳孩子的学费。于是那些背着蛇皮袋子，拿着家什——锯子、斧头、洋锹——的乡下人，刹那间充斥了城市的每个角落。他们乘车磕磕绊绊，不是踩了别人的脚就是用肘拐了人的脸，他们上车下车总会被车门夹住四肢，到了站还不知道早一点挤到车门边，等车要开走了才急着大喊“下车！下车”，结局当然是多拖了一站。乘车时他们总是大口吐痰，将果皮乱扔，站的位置也不对——老是与你脸对脸，让别人感到别扭，不好受。在马路上，他们总是横穿而过，与汽车赛跑，使人想起那些慌里慌张的被汽车追赶的乡村鸡鸭。他们穿得土里土气在街上东张西望，热衷于买便宜货，结果是，他们老是挨城里人的“宰”，把两毛真正当成两毛，其实城里人说的两毛就是两块；他们轻而易举地就钻进了城里人做的“笼子”，因为城里人比他们精明一百倍，也黑心一百倍。比如说请你帮忙试衣，介绍你发一笔小财等等，诸不知一旦上了圈套，城里人可是从来不留情面的。他们欺你是乡下佬，占山者为王，你服也得服，不服也得服。这些可恶的城里人大多是在单位受气的，不得志的人，下岗了，或者本来就是些流氓地痞，两劳人员，吸毒者，混混，他们偏偏可以欺负乡下人。这叫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当然了，这些城里人的祖先毫无疑问也是乡下人，到城里来了多年后还没有混出个人样来让儿孙享福，儿孙们就只有以欺负乡下人为生了。拐卖妇女儿童呀，引诱甚至强迫妇女卖淫呀，是他们的拿手好戏。送上门来的一碟菜，那还不让人家消受。
乡下人在城里是一目了然，他们脸黑寡瘦，头发没有光泽，穿着自己织的化纤毛衣，足上大多蹬人造革旅游鞋和帆布鞋。洋气一点的是在西服里围一条腈纶白围巾，这种莫名其妙的打扮方式不知道为什么在乡下盛行。而女孩们大多穿着劣质的踩脚裤或牛仔裤，上身的夹克花花绿绿，戴着银耳环或者很大的镀金耳环。
乡下人在城里干的是最苦的活，比如修路、铺电缆、建筑、当搬运、拣破烂、当保姆、卖菜、洗碗。统统是寄人篱下、被人不屑、流血流汗的活。使人想起留学生在美国和日本的遭遇，那些留学生在外面可可怜怜的，连背尸都干，一回国便人五人六了。而这些城里的乡下人回到自己的村庄怕也和留学生回国差不多。比如穿一条牛仔裤，掖一个手机，系一条冒牌的金利来皮带，就会让没有进城的同伴们羡慕得要死。我有个表侄在广东打工，苦得没法说，但村里的人却说他有出息。如此，可见人在这个时代是有等级差别的。
上头的许多政策，如住房、医疗、养老保险和失业保险、加工资等等，都是城里人的事，乡下人生下来就比城里人少了许多优越，最起码的是没有城市户口，然后一辈子的努力就是为了混个户口而斗争。改革开放后，农村虽然最先有了自由，但近些年却似乎没有多大起色，依然穷，依然没有购买力。而城市却热力四射，越来越火爆。农村所谓的小康，标准低得让人瞠目结舌。何况许多小康村还是可恶的村干部虚报的。但是村干部们要吃要喝，要赌要嫖，得找农民掏钱，虚报了数字，农民也要多交税钱。有的村没钱吃喝，村长就要村民每家交鸡。这样的现状，农民还没有找到做人的感觉呢，不到城里来碰碰运气又能干什么？
我也是个乡下人，我也是许多年以前才来到这个陌生的城市的，不过不是打工，而是读书。城市的确是在一日千里地发展，我记得我第一次来到武汉时，上餐馆吃三毛一盘的回锅肉，而在拥挤的臭不可闻的厕所里，人们都是面对面蹲着行事，其尴尬和难受程度决不比在乡下好。然而现在的城市却今非昔比了，城里踩三轮的乡下人起价就3元，3元以下还懒得踩呢。而在乡下，收5斤谷子才能卖到3元，而5斤谷子要盼多少天，洒多少汗！城里的乡下人因此也学得有些不太本份和勤勉了。当然，卖菜的玩秤哄人，拣破烂的顺手牵羊，还有的打家劫舍，偷鸡摸狗，造假贩假、杀人越货、绑架勒索的也不少见。城里的脏乱差是他们带来的，城里的犯罪有一大半也是他们带来的。但是城里工厂失火烧死的都几乎是乡下女孩，断胳膊断腿的工伤事故也多是乡下打工仔。
然而更多的乡下人将继续涌向城里，他们无所畏惧，因为未来的大趋势如此，城市将成为城乡人共同的家园。我认为乡下人要紧守他们最后的一点善良、诚实和纯朴，如果把这些都丢掉了，他们将成为城市最不受欢迎的人，甚至是罪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