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应松
“失语”是严重的身心疾患。为此我查阅了大量的中医和西医书籍，以保证其艺术的真实性。同样，关于手扶拖拉机的维修我也研究了一番，其中的许多专业术语是断然没有错误的。
这样的一点“真实”究竟有什么意义呢？是否从这些真实入手就能创作出一部长篇？
生活的真实并不如此。与其说“失语”是一种疾病，不如说“失语”是一种人生的状态。无处叙说无处倾诉的我们时常只有缄默，在长久的缄默里铸就着现实和时代的特征，并将这种“失语”和由此带来的一切块垒悄匿于土中，像埋葬往事一样。
有一阵子，我有一种表达的欲望，我就像一座“失语的村庄”，在这个叫“郎浦”的村庄里，就连一头猪都有说话的渴望啊，何况人呢。我想为某一群（而不是某一个）人说几句话，我把我想像成他们中的每一个人（男人和女人），想像成它那儿严守着许多秘密的田地，想像成一头充满灵气的猪，我以他们的口吻说着他们，我模仿着他们的语气，生者和死者的语气，像模仿着一个湖泊，一条坎坷的乡路，一座年久失修的庙宇，一个走向城市又被城市粉碎的梦想——就这么说着话。
于是就这么喋喋不休地说着话，甚至忘记了情节（通常意义上曲折的情节），忘记了错综复杂的人物关系（通常意义的人物关系），以说话和倾吐为主要的手段，把那口恶郁吐出来，纾解内心的压力。
失语和有关的这件事并非是空穴来风，它肯定与我的乡亲甚至我的亲人有关，我热爱着他们，不想拿这些痛苦和不幸仅仅为哗众取宠，我深知这不是得“宠”的故事。但我要尊重我自己的感觉——对人生和现实的感觉以及艺术的感觉。与失语相反的是表达：民间的表达和白纸黑字的阳光赫赫的表达。民间的表达一直是恣意的，但它与白纸黑字的表达却遥迢万里。各种执笔者因为各种原因总是要扭曲、变形那来自民间表达的声音，将那扭曲的声音变为自己沽名钓誉的本钱，这是十分可耻的。因此，我虽然十分羡慕许多作家对周作人、梁实秋那种轻松笔墨的追逐——正像这些作家的日子十分殷实、逍遥一样，但我并不觉得周作人就是一个什么了不得的大家。正像我钦佩我的古代老乡“公安三袁”一样，我仅仅钦佩他们跳跃生风、满纸云霞的文字和山水的灵性并五体投地，却很难将他们与伟大的作家划等号。恕晚辈的不敬。
“在变得更为深入和沉默的苦难面前，真正的小说需要用十倍的勇气跟上生活的步伐。”我依然坚持我的这一观点。
在中国这样的一个国度，每个时代都有其失语的内容和状态，如果把报纸、消费、高楼、时装表演当作全部的思想表达，那就错了，至少这一切与中国农民（大部分的、下等人）是无关的。“劳者歌其事，饥者歌其食。”劳者之事和饥者之食恰恰与我“失语”的灵魂，久久追寻的倾诉者有关，而日本生鱼片、洋酒、豪华的轿车和各种套房、包厢，以及大户操作、当国际信托掮客等等都会造成我气脉不通、木讷如偷儿的“失语”。我想，表达那种欲言又止，欲哭无泪的景象，难道不是一次与故乡土地的互相投注吗？
小说（特别是长篇）肯定不是失语而是饶舌。明白了这一点，就知道作家还是非常幸福的。在如今，作家基本上有了自由表达的权利（我说的是作家而不是记者或秘书），至少我比我的父亲幸福。他是一个典型的失语者——他是个结巴，一字不识。他把他所有的“语言”裁剪成乡人四季的衣服：春装、秋装、皮袄、小孩的兜肚、寿衣以及嫁衣。他是个裁缝。
我也希望我的小说成为普通人的一件衣服，穿着舒适，外观漂亮；我不想拒读者于千里之外，而是每一句话都想进入读者的内心，就像我是你家偶尔叩访的一位客人，与你说着彼此都熟悉而且关注的话题，其语殷殷，其情切切。
为了一些稀奇古怪的想法（如探索），说一些八竿子够不着的话，是没有任何意义的，纵然这本小说深奥万端，在读者面前也是一种失语。我的父亲走村串户、量体裁衣时决没有奢望自己会成为巴黎的时装设计师，他只是想养活一家老小，每一针缝得恰到好处。我的小说当然也只是这么想的。我的父亲使用的是剪刀和针线，我使用的纸和笔，从本质上来说，它们有什么区别呢？
然而令人惊讶的是，我的这部《失语的村庄》（和其他所有小说）是在我家阳台斗室的一架缝纫机上完成的。
我的寡言少语的父亲用他的行动告诉我：每天要坐在缝纫机上，给它注油，上紧皮带，穿针引线，然后不停地踏动踏板。他吃着降压药片，开始了他的劳作。我今天也吃着降压药片，坐在缝纫机前，铺开纸笔，搜肠刮肚……一代一代的人就这么走过去，他们的梦想是相同的，要改变苦难，改变生活的意义。
使作家改变他的情志非常简单，他们有足够的时间和条件沉溺于声色犬马，把自己弄成为坐看云起的社会闲人（譬如我们这类只拿工资不上班的专业写作者），而因为我们的闲笔遗漏掉那个“失语的村庄”，谁的笔会成为那群人的见证和良知呢？
还是要提到我的父亲。父亲留下的遗物不过一根竹尺，一把剪刀而已。竹尺是那种每个刻度都镶嵌有铜丝的尺，如秤星，不易磨损，好辨认，是为了让我准确丈量其良心和责任；剪刀也是一种裁缝特有的大剪刀，去年我找一个老磨刀师傅磨的时候，他说这把剪刀现在要值一百多，根本买不到了，是宁波的产品，这十几年，我还是头一次磨到这么好的剪刀。这把剪刀是为了让我剪裁每一个汉字和每一种感情的时候，有力、沉手、锋锐，不模棱两可。
其实我也不愿再看到我的村庄和乡亲患失语症，我希望他们能畅所欲言，不再语言謇涩。我想在这个“郎浦”里能听见大大咧咧、轰轰隆隆的汽车声、机器声，哪怕像南街村的人们抹着满嘴的油背诵毛主席语录的声音也好。总之，是声音，不是失语；是健康，不是病态。没有苦难和积郁，是非常好的事情，那时我和我的土地也会怀铅尽释，坐看云起，傥然大，来几句虫吟莺语的唱和。
在没有出现这种神话之前，我只能如此而已。
一九九七年三月二十八日于武昌东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