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面的三节中，我们从战略产生时代的嬗变、战略的基本内容等不同角度研究了毛泽东的超高速战略与邓小平的适度发展战略之间的继承和发展关系，本节将在此基础上通过对几个具体问题的研究进一步说明两个战略的异同。
（一）波浪式发展与台阶式发展
无论是毛泽东的超高速赶超战略，还是邓小平的适度发展战略，其重要的哲学根据之一，就是事物发展的不平衡规律。毛泽东据此提出了经济发展的波浪式前进问题，邓小平不仅继承了毛泽东经济发展波浪式前进的提法，而且进一步将其表述为台阶式发展。两个战略具有相同的哲学根据进一步说明了二者之间的继承关系，但具有相同哲学根据的战略在实践中又表现出不相同的实践结果，则表明了二者之间在运用这个哲学根据分析问题时出现了具体思路的殊异。下面试作具体分析。
1937年8月，毛泽东在著名的《矛盾论》中把不平衡纳入矛盾观这一根本的哲学视野中来考察，从哲学的高度揭示了不平衡是普遍的客观规律。毛泽东认为，平衡与不平衡是矛盾运动的两种状态，从矛盾的总体上看，不能把过程中所有的矛盾平均看待，必须把它们区别为主要的和次要的、主要方面和非主要方面，“无论什么矛盾，矛盾的诸方面，其发展是不平衡的。有时候似乎势均力敌，然而这只是暂时的和相对的情形，基本的形态则是不平衡。”“世界上没有绝对地平衡发展的东西，我们必须反对平衡论，或均衡论。”在毛泽东看来，在事物的发展过程中，不平衡是经常的，平衡是暂时的，相对的。从不平衡到平衡，又从平衡到不平衡，这是事物发展的基本形式，而正是在这种从不平衡到平衡，又从平衡到不平衡的波浪式运动中，事物实现了从量变到质变的飞跃，从低的一级进到高的一级。毛泽东认为，如同其他事物的发展一样，社会主义经济发展中有平衡，也有不平衡，平衡和不平衡的矛盾存在于经济生活的各个方面。毛泽东运用不平衡的哲学理论揭示社会主义经济发展规律，并据此指导现代化的发展。1956年11月15日，他在党的八届二中全会上指出：“我们的计划经济，又平衡又不平衡。平衡是暂时的，有条件的。暂时建立了平衡，随后就要发生变动。上半年平衡，下半年就不平衡了，今年平衡，到明年又不平衡了。净是平衡，不打破平衡，那是不行的。我们马克思主义者认为，不平衡，矛盾，斗争，发展，是绝对的，而平衡，静止，是相对的。所谓相对，就是暂时的，有条件的。这样来看我们的经济问题，究竟是进，还是退？我们应当告诉干部，告诉广大群众：有进有退，主要的还是进，但不是直线前进，而是波浪式地前进。虽然有下马，总是上马的时候多。我们的各级党委，各部，各级政府，是促进呢？还是促退呢？根本还是促进的。社会总是前进的，前进是个总的趋势，发展是个总的趋势。”1957年2月，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中，毛泽东又指出：“我国每年作一次经济计划，安排积累和消费的适当比例，求得生产和需要之间的平衡。所谓平衡，就是矛盾的暂时的相对的统一。过了一年，就整个说来，这种平衡就被矛盾的斗争所打破了，这种统一就变化了，平衡成为不平衡，统一成为不统一，又需要作第二年的平衡和统一。这就是我们计划经济的优越性。事实上，每月每季都在局部地打破这种平衡和统一，需要作出局部的调整。有时因为主观安排不符合客观情况，发生矛盾，破坏平衡，这就叫做犯错误。矛盾不断出现，又不断解决，就是事物发展的辩证规律。”在“大跃进”运动中，毛泽东多次讲过平衡和不平衡问题。1958年1月21日，《在南宁会议上的结论提纲》中，毛泽东写道：“不平衡——平衡——再一个不平衡——再一个平衡以至无穷，这就是规律。”在《工作方法六十条》的第22条中，他概括说：“不平衡是普遍的客观规律。从不平衡到平衡，又从平衡到不平衡，循环不已，永远如此，但是每一循环都进到高的一级。不平衡是经常的，绝对的；平衡是暂时的，相对的。我国现在经济上的平衡和不平衡的变化，是在总的量变过程中许多部分的质变。若干年后，中国由农业国变成工业国，那时候将完成一个飞跃，然后再继续量变的过程。”1959年4月5日，在党的八届七中全会上，毛泽东针对“大跃进”中一些人头脑发热的直线性错误，总结说：社会主义建设中要懂得波浪式前进。“天增岁月人增寿，春满乾坤福满门”。不能天天搞高潮。我们的经济建设，按实际情况，可以高些，可以低些。这是波浪式前进。据此，毛泽东将波浪式前进作为工作方法提了出来。他说，波浪式前进也是个工作方法。凡是运动就有波，在自然科学中有声波、电波。凡是运动都是波浪式前进，这就是事物发展的规律，是客观存在，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我们的工作，订计划，也要照顾到这一点。波浪式前进是客观法则，客观规律，不能老是翻一番。1959年12月至1960年2月，毛泽东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要求人们要自觉地掌握和利用不平衡是绝对的、平衡是相对的这个客观规律来为现代化建设服务。为此，他对这一规律作了比较系统的论证。他说：“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技术发展有平衡，也有不平衡。技术的发展是这样，经济的发展也是这样。教科书没有接触到社会主义生产发展的波浪式前进。说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一点波浪也没有，这是不可设想的。任何事物的发展都不是直线的，而是螺旋式地上升，也就是波浪式发展。平衡是对不平衡来说的，没有了不平衡，还有什么平衡？事物的发展总是不平衡的，因此有平衡的要求。”“要经常保持比例，就是由于经常出现不平衡。因为不成比例了，才提出按比例的任务。平衡了又不平衡，按比例了又不按比例，这种矛盾是经常的、永远存在的。社会主义经济发展过程中，经常出现不按比例、不平衡的情况，要求我们按比例和综合平衡。”“既然按比例和不按比例、平衡和不平衡的矛盾永远存在，这就告诉我们，任何时候都不要满足，任何时候都会有新的问题提出来要求我们解决。要使我们的人民和干部懂得这一点。这和全国人民的精神状态关系极大。”从上面的论述可以看出，毛泽东不仅从哲学上对平衡与不平衡的关系进行了辩证说明，而且还试图进一步从我国国情出发利用经济发展不平衡的规律来指导我国的现代化建设。毛泽东的这种哲学思路和基本理论意向是正确的，他从哲学层次上对平衡与不平衡关系的揭示也是深刻的，对于我国经济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沿着毛泽东的这一基本思路继续探讨我国经济发展的规律，提出了著名的经济发展波浪式前进、隔几年上一个新台阶的规律。他多次指出：“可能我们经济发展规律还是波浪式前进。过几年有一个飞跃，跳一个台阶，跳了以后，发现问题及时调整一下，再前进。”“看起来我们的发展，总是要在某一个阶段，抓住时机，加速搞几年，发现问题及时加以治理，尔后继续前进。”在邓小平看来，我国经济的发展必须抓住有利时机在一定阶段加速发展，实现一个飞跃，使经济发展上一个台阶，但并不是按一个固定的百分比直线上升，一段时间高速增长后，必然出现经济发展中的一些不平衡，这就需要加以整顿，并在整顿中为再次飞跃准备条件，时机一到再来一次新的飞跃，如此循环往复以至无穷，推动我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健康发展。邓小平发展理论中所揭示的“飞跃——调整——再飞跃”，循环往复不断上升的波浪式、台阶式经济发展规律的思想，正是对毛泽东“不平衡——平衡——再一个不平衡——再一个平衡”以至无穷经济发展波浪式发展规律思想的继承和发展，从根本上反映了毛泽东和邓小平在经济哲学或者经济思维大思路上的一致性。
但是，我们还必须看到，邓小平经济台阶式发展的思想不仅仅是对毛泽东波浪式规律思想的继承，还必须注意到邓小平的创新和发展。从哲学上讲，毛泽东对于波浪式规律的揭示无疑是正确的，但这种正确的哲学思想却成为“大跃进”实践的根据，在把这一哲学思想运用于指导经济建设的实践时，虽然没有忘记强调不平衡与平衡的辩证统一，但在实际操作中却自觉或不自觉地过分强调了不平衡的绝对性，不加分析地将哲学意义上的不平衡规律运用到国民经济的计划工作中去，鼓励全党按照从不平衡到平衡再到不平衡的原理，不断地去“突破计划、超越指标、打破比例、打破平衡”，人为地制造不平衡。同时又忽略中国政治文化的不平衡性，脱离中国的基本国情，超越国力的可能，经济建设急于求成。在运用不平衡规律中的这种偏颇，导致了国民经济各种比例关系的严重失调，给我国经济的发展造成了极大损害。邓小平一方面坚持和继承毛泽东在哲学上的基本思路，并着力于这一哲学原理与中国经济建设总体情况的结合，从而把哲学上的不平衡规律具体化为经济发展的波浪式规律，在具体运用的层面上对毛泽东有关思想作出了重大的理论发展和创新。邓小平深知，毛泽东之所以会出现这种失误，关键在于缺乏经济建设的经验和没有深入了解中国的国情以及世界经济发展的规律。邓小平对于波浪式和台阶式的表达虽然与毛泽东对于波浪式的表达并无很大的不同，但其具体内涵却丰富具体得多。他对于经济发展波浪式前进隔几年上一个台阶规律的揭示，是深刻总结我国经济建设几十年经验教训的结晶，又是认真思考和借鉴一些国家经济发展经验的结果。他在1991年8月提出波浪式经济发展规律时就指出：这方面也有国际经验嘛。好多国家都是这个样子，十年就跳出来了。我们不抓住机会使经济上一个台阶，别人会跳得比我们快得多，我们就落在后面了。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还列举日本、韩国、东南亚一些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发展经验为其波浪式发展思想作了论证。正是因为有国内外经济发展的经验作基础，邓小平才能够在继承毛泽东有关思想的基础上作出重大的发展。
邓小平对于毛泽东的发展从总体上来说，是克服了毛泽东对于波浪式规律论证上的哲学抽象性，使这种哲学理论具体为丰富的经济理论。具体说来表现在：一是邓小平所主张的波浪式上台阶，强调按客观经济规律办事，采取了一些切实可行的政策和措施，以防止“大跃进”式的违背客观规律的盲目蛮干；二是邓小平所主张的经济飞跃上台阶不是鼓励不切实际的超高速发展，而是强调这种飞跃必须以讲求经济效益、讲求质量并且与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紧密结合，注重经济发展的持续性、稳定性和协调性；三是把发展与调整统一起来，使经济发展的快慢相间作为自身的运行轨迹，形成了一个台阶一个台阶的间断性和持续性相统一的过程。在上台阶时不忘记平衡发展的要求，在调整时是一种自觉的、清醒的调整，不能因为调整伤害发展。正如邓小平所说，1984年至1988年那五年的加速发展，也可以称作一次飞跃，但与“大跃进”不同，没有伤害整个发展的机体、机制，而且为我国经济的新的飞跃奠定了更强大的基础。四是克服了“大跃进”中群众运动式的经济运作方式，强调利用经济建设的自身规律，主张要善于抓住机遇上台阶，要通过坚持改革开放上台阶，要依靠科技和教育促使经济上台阶。
（二）“落后的优点”与“后发展优势”
现代发展理论认为，与西方国家的早期现代化相比，后发国家的现代化所具有的“独特的历史规定性”使后发国家的现代化历程产生一种特有的“迟发展效应”。这种“迟发展效应”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由于后发国家的现代化处在世界部分地区已经高速工业化的新的国际环境中，现代经济秩序已完全受发达国家支配，特别是发达国家的资本输出造成的经济干预与国际不平等交换愈益突出，使后发国家的现代化处于非常不利的地位，不仅会出现经济依附，而且还会造成文化的依附。正如阿根廷著名发展经济学家劳尔·普雷维什所指出：“外围的工业化大大推迟了，而且是在中心继续不断的危机中进行的。这就加强了外围模仿中心的趋势，照中心的样子亦步亦趋。我们力图采纳它们的技术和生活方式，追随它们的观念和意识形态，并复制它们的体制。”这种依附性的发展对于后发国家的现代化造成了许多困难。但另一方面，由于发达国家的工业革命所造成的经济增长和交通革命加速了现代文明的发展，使全球性的传导性社会变迁的规模、速度和性质都发生了质的变化。这对后发国家的现代化提供了有利条件。这就是所谓“后发展优势”或称“落后得益”（the advantage of backwardness）。美国著名现代化专家格尔申克隆对现代化“前提条件”的研究为说明这种“后发展优势”作了很好的说明：“对一个较落后的国家，断定其落后程度的一个依据正好是它缺乏那些在较先进国家被作为工业发展前提条件的因素。因此，研究这个问题的一个办法是，探求在落后情况下的工业化进程中，用什么东西或什么模式来替代其所缺少的因素。”“文盲众多与教育水平的低下，以及由此造成的在培训技术工人和有能力的工程师方面的困难，通过从较先进国家移民和运用这些国家的培训设施，可以在某种程度上加以克服。甚至更为重要的是，缺乏技术知识的储备，同样也可以从国外引进。因而，在这种意义上我们可以说，落后国家有着先进国家所不曾有过的一项工业发展的‘前提条件’，这就是有先进国家作为技术辅助、熟练工人和资本货物的来源。此外，国外资金富裕地区的存在，与原始积累问题有某种关联。在资本可以从国外引进的状况下，先前积累的国内财富的重要性就相应下降了。”我国著名现代化理论专家罗荣渠先生指出：“现代生产力在世界范围内的高度发展，使落后国家的大变革不必一切从头开始。它可以借鉴先进国的经验，避免走弯路，采取优化的赶超战略，从而有可能跳过或缩短初级工业化，直接过渡到或较快进入较高的工业化阶段，即可能跳跃式的前进。”“晚近起步的现代化可以借用先进国的新技术和大量引进外国资本，这是早期现代化难以办到的；还可以利用先进国产业结构的升级和调整的机会，特别是利用劳动力低廉、低利率、低油价等有利条件提高自己的国际竞争能力。这是从落后而迅速赶超先进、转变为新兴工业化国家的重要现实条件。”
毛泽东在领导中国现代化的过程中，虽然没有明确提出和使用“后发展的优势”这一概念，但他是看到并试图发挥这些后发优势的。一是他非常注意对外国现代化发展模式和发展经验的批判继承。在中国工业化道路的选择问题上，他反复强调，中国的工业化必须建筑在农业发展的基础之上，旨在探索一条不同于西欧与苏联、东欧工业化道路的第三条工业化道路。他也知道西方工业化道路和发展模式能够发展经济，但他更知道这条道路对于广大人民群众会意味着什么。他深刻指出：虽然在资本主义条件下也可以发展经济，但这是一条痛苦的道路，即两极分化的道路，因此，他坚决主张走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东欧、苏联的工业化道路是社会主义道路，毛泽东明确提出要借鉴他们的经验，但反对照搬，他指出：中国人民感到幸运，因为有十月革命和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使自己可以减少或者避免许多错误，可以比较顺利地进行自己的事业，虽然中国人民面前的困难还很多。毛泽东要通过借鉴苏联的经验探索一条中国式的工业化道路。二是他注意借用和引进先进国的技术力量和资本，但是，由于当时整个世界的两极对峙格局，中国只能从苏联借用和引进技术和资本。尽管处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还是表达了他试图利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技术力量和资本力量的愿望。他在《论十大关系》中比较系统地表达了他的这种思想：“外国资产阶级的一切腐败制度和思想作风，我们要坚决抵制和批判。但是，这并不妨碍我们去学习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的科学技术和企业管理方法中合乎科学的方面。工业发达国家的企业，用人少，效率高，会做生意，这些都应当有原则地好好学过来，以利于改进我们的工作。现在，学英文的也不研究英文了，学术论文也不译成英文、法文、德文、日文同人家交换了。这也是一种迷信。对外国的科学、技术和文化，不加分析地一概排斥，和前面所说的对外国东西不加分析地一概照搬，都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态度，都对我们的事业不利。”但在当时的世界经济政治格局下，这也只是愿望而已。正如1957年2月他在《如何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讲话提纲）》中所说：“还是要学习苏联。苏联不好吗？别国也要学，但谁给装备和技术呢？”
上述说明，毛泽东在50年代中国工业化大规模展开时，就十分清楚地知道“后发展优势”之所在，但客观存在的国际政治经济局势又无法使这种优势得以发挥，我们只能从苏联的现代化建设中获得我国现代化所需的一些经验和援助。当50年代末60年代初中苏关系开始恶化的时候，就连这些有限的援助也日渐失去，中国的现代化建设走进了与外界隔绝的封闭型的独立自主的道路。
然而，当这些“后发展优势”不能尽情发挥的时候，毛泽东却看到了另一个方面的“落后的优点”。毛泽东认为，中国贫穷落后，既是缺点，同时又是优点。在《论十大关系》中，他讲道：我们一为“穷”，二为“白”。“穷”，就是没有多少工业，农业也不发达。“白”，就是一张白纸，文化水平、科学水平都不高。从发展的观点看，这并不坏。穷就要革命，富的革命就困难。科学技术水平高的国家就骄傲得很。我们是一张白低，正好写字。1958年，他更明确地指出：穷则思变，要干，要革命。1959年底到1960年初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他认为外国评论家讲的“穷是中国跃进的动力”这句话很对。因为穷，就要干，要革命，要不断革命。富了，事情就不妙了。中国现在不富，将来富了也一定会发生问题。1960年，他在接见斯诺时又说，将来财富应该集中在公共事业上。个人的生活要比现在有所提高，要提高一倍、两倍、三倍，或者更多一点。太多就对身体不利，对人也不利。他的这一思想始终没有改变。1973年6月，他说，中国是个很穷的国家。我看，越穷越好！就想革命啊。1975年9月，他对英国前首相希思说：中国现在还很穷，穷了好，比你们富好，人一穷，他就要斗争。毛泽东的这种“穷则思变”的“落后的优点”观在革命时期起了动员群众推动革命胜利的作用，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中极大地鼓舞了广大群众参与现代化建设的积极性，但是，“落后的优点”这一观点的实质是落后国家容易向共产主义过渡，这种“趁穷过渡”的思想促发了生产关系方面的“左”的错误，不仅不利于现代化建设按照客观规律前进，从而延缓和阻碍了现代化的发展。
邓小平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立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适应国际环境的变化，不仅剔除了“趁穷过渡”的“左”倾错误，而且继承了毛泽东的有关正确的思想，从改革开放一开始，就比较准确地抓住了我国作为后发展现代化国家的后发比较优势，大力借鉴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和管理经验，并鼓励大胆利用外资。他尤其重视科学技术在现代化建设中的作用，并强调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他用世界历史的眼光指出：科学技术是人类共同的财富。任何一个民族和国家，都需要学习别的民族、别的国家的长处，学习人家的先进技术。邓小平反复指出：中国的现代化建设要注意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要引进国际上的先进技术、先进装备，作为我们发展的起点。我们要学会用经济方法管理经济。自己不懂就要向懂行的人学习，向外国的先进管理方法学习。不仅新引进的企业要按人家的先进方法办，原有企业的改造也要采用先进的方法。他还强调要注意引进外国智力来为我国现代化建设服务。1983年7月，邓小平针对搞现代化建设我们既缺少经验又缺少知识的现实问题指出：要利用外国智力，请一些外国人来参加我们的重点建设以及各方面的建设。邓小平还认为，引进外资对我国现代化建设意义重大。他明确指出：吸收外国资金，肯定可以作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补充，今天看来可以说是不可缺少的补充。他向全世界宣布：欢迎国际资金来帮助我们发展。针对有些人认为多一分外资就多一分资本主义的论调，邓小平尖锐地说：“这些人连基本常识都没有。我国现阶段的‘三资’企业，按照现行的法规政策，外商总是要赚一些钱。但是，国家还要拿回税收，工人还要拿回工资，我们还可以学习技术和管理，还可以得到信息、打开市场。因此，‘三资’企业受到我国整个政治、经济条件的制约，是社会主义经济的有益补充，归根到底是有利于社会主义的。”邓小平还认为，市场体系的建立和营造这种看起来一直是与资本主义结合在一起的东西，使其与社会主义结合起来，也是我们发展的有利条件，比如，证券、股市，这些东西究竟好不好，有没有危险，是不是资本主义独有的东西，社会主义能不能用？邓小平主张，允许看，但要坚决地试。更为可贵的是，邓小平又站在社会主义制度的立场上，对后发展优势作了态度坚决的扬弃。他认为，资本主义、资产阶级民主、资产阶级的主导价值观，这不是后发展国家的优势，更不是中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所应借鉴的。邓小平指出：我们执行对外开放政策，学习外国的技术、利用外资，是为了搞社会主义建设，而不能离开社会主义道路。
可见，邓小平在“后发展优势”这个问题上，既继承了毛泽东的正确思想，又克服和避免了毛泽东的“左”的认识，既使中国的现代化日益走向成功，又避免了许多发展中国家现代化过程中西方化的实质，避免了经济殖民主义和文化殖民主义的倾向。
（三）内源性发展与争取外援
现代化理论认为：“在实际的历史进程中，通向现代化的多样化道路可大致概括成两大类不同起源，从而形成两种不同类型的现代化过程。一类是内源的现代化（modernization from within），这是由社会自身力量产生的内部创新，经历漫长过程的社会变革的道路，又称内源性变迁（endogenous change），其外来的影响居于次要地位。一类是外源或外诱的现代化（modernization from without），这是在国际环境影响下，社会受外部冲击而引起内部的思想和政治变革并进而推动经济变革的道路，又称外诱变迁（exogenous change），其内部创新居于次要地位。”按照这种划分，如果从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由于受西方列强的冲击而开始被动现代化之历程的事实看，中国的现代化具有明显的外源性特征，但是当中国共产党取得了革命的胜利变被动现代化为主动现代化之后，中国的现代化显然又具有明显的内源性特征。内源性的发展，就是要求充分利用本国人民的内在价值和本国相应的资源与潜力，探索有自己独特风格的发展道路，其根本点在于强调民族性，强调本国的社会—文化结构与功能在本国发展中的作用。中国革命的历史曾经给我们指出过一条道路，那就是“独立自主、自力更生”。20世纪50年代开始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工业化进程，尽管有苏联的一些援助和支持，但毛泽东所倡导的原则非常明确，“独立思考”成为他探索中国式社会主义道路的基本思维原则。尽管“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重大曲折，但这是党和毛泽东在探索“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现代化道路中所经历的曲折，“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的错误，不在于“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这一典型的内源性发展原则，而在于脱离客观实际、违背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在于将“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极端化为“独自发展”和“闭关锁国”，从而造成了经济、文化体系的封闭性，使中国的现代化落后了。但还必须注意的历史事实是，这种“独自发展”、“闭关锁国”的形成也不是“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内源性原则的必然结果，而是与当时的国内环境和国际背景有关。所以，我们在反思历史时，在否定“大跃进”的超高速发展的盲目行动和“文化大革命”的严重失误时，不能因此而否定了“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内源性发展原则。不仅不能否定，而且要将其作为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基本立足点。
与毛泽东所倡导的“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内源性发展原则相联系，在毛泽东所设想的现代化发展模式中还有一个独特之处，那就是群众运动。历史事实已经证明，用群众运动的方式搞经济建设并不能取得令人满意的效果。但我们也不能不注意到：将群众运动与经济发展相联系则意味着毛泽东强调中国经济发展的“内源性”，即把发展建立在中国自己内部现有的因素与结构之上，也就是说，要最大限度地调动本国的内部资源的发展，从而摆脱对苏联的依附。因此，从发展的原则上看这又有着重要的意义。在这里，毛泽东实际上自觉或不自觉地触及到了发展经济学中的一个十分重要的课题，即在资本资源短缺的情况下，落后国家在经济现代化过程中，如何通过充分利用丰富的劳动力资源使经济高速增长。西方的一些发展理论研究者已经注意到这一问题。普林斯顿大学哈比森教授说：在现代生产中，人力资源构成各个国家财富的最终基础。资本和自然资源是生产力的被动因素，人则是主动力量。他积累资本，开采自然资源，建立社会、经济和政治组织，推进国家的发展。很明显，一个国家如果不能使其国民的知识和技能得到发展，并且在国民经济中得到有效的利用，那末，这个国家的其他任何事情都不能得到发展。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西奥多·W·舒尔茨认为人力资本是解开现代经济增长的钥匙。他指出：美国劳动力的文化程度在1900年到1956年间大约增长了八倍半，而再生产性资本量则增加了四倍半。舒尔茨甚至认为，重视人力资本是美国经济制度最出色的特点，而发展中国家最缺乏的是采用和利用优越的生产技术所要求的知识和技术，缺乏完整的资本概念，忽视人力资本，忽视对人力资本的投资，只重视货币资本，看不到对教育、文化、健康、在职培训、就业流动等人力资本投资所获得的回报率要远远高于货币资本。事实上，如果只有货币资本投入，在现有的劳动者既缺乏技术又缺乏知识的条件下，通过增加常规资本，虽也能够获取某些增长，但是，增长率肯定十分有限。离开大量的人力投资，要取得现代农业的成果和达到现代工业的富足程度是完全不可能的。应当说，在毛泽东的经济发展模式中，是非常重视人力资本的，尽管他在对待人力资本的某些思路上有某些问题，但他把单纯的重视货币资本的意识转化为一种重视人力资本的意识，强调最大限度地调动本国的内部资源，这是符合现代经济发展规律的。毛泽东的失误不在于他重视人力资源的调动，而在于他对人力资本的投入依靠的是政治运动，甚至由于强调“红”而忘记了“专”；他的失误也不在于鼓励群众主动参与现代化建设，而在于把群众的参与方式绝对化为群众运动。
邓小平批评了“大跃进”的经济运行方式并且彻底否定了“文化大革命”，但他坚定地继承了毛泽东内源性发展的基本原则。与毛泽东一样，邓小平十分重视“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并且把现代化事业看成群众的事业。在党的十二大上，他明确指出：中国的事情要按中国的情况来办，要依靠中国人自己的力量来办。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我们的立足点。在邓小平看来，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中国才有希望。中国有自己的发展原则，有自己的文化价值观，这一点是绝对不能丢的。那么，自力更生是否就意味着只能依靠自己，完全依赖自己的潜力、资源呢？邓小平在这个问题上，立足于时代的变化，在思路上把毛泽东的思想向前推进了一步。他说：中国在西方国家产业革命以后变得落后了，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闭关自守。三十几年的经验教训告诉我们，关起门来搞建设是不行的，发展不起来。没有一个国家能够在孤立的状态下实现现代化。我们要在自力更生和广泛发动群众参与的基础上，努力争取外援，要借用和引进外国的资本、智力、科学技术和管理方法，包括对我们有用的知识、文化和社会科学，但我们决不学习和引进资本主义制度，在根本制度和价值层次上，必须以中国的现实国情为出发点，而在作为人类共享的文明成就方面，我们应当大力学习和借鉴，这就是邓小平内源性发展原则的辩证法。
概言之，尽管毛泽东在经济发展战略中存在着某些失误，但他所坚持的以“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和开发本国人力资本的内源性发展原则是正确的。邓小平在新的历史时期坚定地继承了毛泽东的内源性发展原则，但又结合新的时代条件，纠正了毛泽东在这个问题上“左”的做法，纳入了新的内涵，作出了重大的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