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财务精神文化和企业财务制度文化不是独立于企业财务活动之外的因素，它们就像企业资金运动过程中的空气，渗透于企业理财的每一个环节，也像企业这个经济组织的“DNA”，根植于企业财务管理每一项工作计划和决策的执行中，深深地时时刻刻地影响着企业管理者和全体员工的财务行为方式。企业财务文化的建设效果最终要体现在企业员工的文明程度、成本意识以及对企业的忠诚度等方面。所以，企业财务文化的建塑只有以企业财务价值观为根本点，以培育符合企业财务规范的员工行为习惯为落脚点，将企业理财价值观内化于心、外化于形，才能实现员工财务行为与企业理财目标的协调一致，也才能真正提升企业的财务执行力。
在日常的管理活动中，企业管理者可以考察到的是企业员工的行为，而要转变企业员工的行为就必须从决定行为的人性因素入手，这不仅是对企业员工管理的自然逻辑，而且是企业人力资源管理科学有效的基本保证。
一、人性的文化特征
人性，即人的基本属性，是人相对于自然、社会和人本身所具有的全部属性总和，是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的统一和谐体。自然属性，是指人作为自然存在物而具有的肉体特征和生物特性。社会属性，就是指人作为社会存在物而具有的文化特征。两者相互统一、不可分割，没有自然性的社会性是一种非人性，没有社会性的自然性是一种动物性，而没有自然性与社会性的和谐统一，将是一种分裂的人性。从管理学的产生、发展历程来看，有关人性的本质特征和人所共有的行为模式的研究设定，始终是企业管理模式建立的前提和出发点。因此，对于企业财务行为文化的研究也需要而且必须考虑和重视影响员工行为产生的两重性——“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在理论上对这个问题的认识和研究，中西方学者和管理界早就已经开始了。
二、中国学者对人性的文化研究
在中国思想史上人性问题一直是个重要的问题，中国古代各种学派对人的系统认识都是从人性开始的。
1.儒家关于人性的思想
孔子没有直接提到人之性善或性恶，只是指出，“性相近，习相远”。孔子一贯主张“忠恕”之道，“忠”为尽己为人之谓；“恕”为推己及人，将心比心之谓。“仁”是孔子思想，或者说是儒家思想的核心，而“仁”的主要内容是“爱人”。孔子的“爱人”体现在：首先，爱人不仅是爱亲人，即血缘的亲子之爱，而且是超越了爱亲范围，具有“泛爱”的性质，所以孔子还要求行“仁”德于天下。孔子把“恭、宽、信、敏、惠”纳入了“仁”的德目，体现了爱人的具体要求。其次，从爱人的原则出发，孔子提出了“忠恕之道”。所谓“忠”，并不限于忠君，还含有真心诚意待人的意思。所谓“恕”，是指“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孔子企图通过忠恕之道，实行爱人原则，从而实现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尊重和相互宽容。还有就是孔子所讲的爱人，并不是不讲原则、不论是非的“乡愿”。他反对做一个不问是非善恶，只讲一团和气的老好先生。只有真正怀仁的人，才能做到“能好人、能恶人”；孟子批评了孔子的观点，系统地提出并论证了“性善论”。孟子认为，“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之有四端犹如有四体也”，孟子认为“寻善”不是向外部觅找，而是反身而诚，内省的修养便成为成人的重要环节。“四心”只要扩而充之，就可以成为仁、义、礼、智四德。孔子的理想人格是以仁爱为本的，而孟子则开始将其展开为仁、义、礼、智等具体规定，其中更具特色的是关于“仁”、“义”统一的理论，在阐述“仁”、“义”相互关系的过程中，表述了他的理想人格。在孟子看来，心存仁德，行由义路，是高尚其志的行为，也是道德的最高境界。荀子在批判继承诸子人性思想的基础上，建立了系统的“性恶论”理论，提出了“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这一著名命题。他认为“今人之性，饥而欲饱，寒而欲暖，劳而欲休，此人之惰性也”。提出了“制礼义以分之”、“注错习俗，积善成圣”的成长之道。显然，荀子较注重的是“修习”过程，强调习俗环境和习行，这是他对孔子“习相远”的发展。荀子在“性恶论”基础上提出了“隆礼”、“重法”，礼法结合的思想，注意到了理想人格的现实基础。
2.道家关于人性的思想
老子的人性论主要特点是人性自然，人性无善恶之规定，人性没有先天的道德属性。人性随着人的社会化过程中的或善或恶，都是叛逆了人的自然本性，是人的自然本性的异化。正是在这自然人性论的基础上，他提出“绝圣弃智”、“绝仁弃义”、“绝巧弃利”，从而返璞归真的成长之道。“上德若谷”的品质，表现在待人接物上就会采取“无弃”的态度；表现在恩怨问题上，老子主张“报怨以德”；表现在荣辱观上，便是“宠辱不惊”。庄子推崇人类的自然本性，是对儒墨提倡的仁义道德的否定。战国之时，儒家学说一般为列国统治者所采用，仁义也成了当时人们一种普遍的追求。不满于社会现实的庄子，自然把批判的矛头首先指向“仁义”，认为仁义破坏了素朴的人性，仁义是虚伪、争夺以及种种社会弊端的根源，他倡导人性回归自然纯朴，反对压制人性的等级专制社会，这其中就蕴含着人道主义思想。
3.法家关于人性的思想
韩非子以法家冷峻的眼光，对人性问题进行了审视，揭示出人性的自为自利的天性。“夫安利者就之，危害者去之，此人之情也。”他认为“利之所在民归之，名之所彰士死之”，韩非子提出的安利恶害的人性是对管子、商鞅等法家人物思想的继承，也是吸取了荀子人性理论的观点，把人的需要归为名和利。另外，明末清初思想家王夫之也认为：“盖凡声色、货利、权势、事功之所欲者，皆谓之欲”，认为人对生理享受、财富、权势、事业成功等的追求是人的四种需求。
三、西方学者对人性的文化研究
西方学者关于人性理论的研究也经历了一个复杂而漫长的过程。
1.“经济人”假设
这是古典经济学家和古典管理学家关于人性的假设，也是西方经济学家和泰罗科学管理理论的出发点，由美国工业心理学家麦格雷戈（D.McGregor）于1960年在其所著的《企业中人的方面》中提出，也叫X理论。经济人的假设起源于享乐主义，认为人的行为就是为了获得最大的经济利益，工作的目的是为了获得经济报酬。泰罗制就是经济人假设的典型代表，它提倡采用胡萝卜加棍棒的办法管理企业的员工。根据这种假设，管理者的职责和管理方式应当是将重点放在应用权力提高劳动生产率和完成工作任务上，指定具体的规范和制度，用物质报酬来调动员工的劳动积极性。
2.“社会人”假设
这是梅奥等人依据霍桑实验的结果提出来的，这种理论认为人们最重视的是工作中与周围人的友好相处，物质利益是相对次要的因素。根据这一假设，相应的管理职责和管理方式就是管理者不能只考虑如何完成工作任务，应当关心人、尊重人，致力于在组织中建立融洽的人际关系，提高组织士气，管理者要注重沟通交流，经常倾听员工意见和建议，并及时向上级汇报。这一理论的产生对西方企业的组织管理方式影响很大，诸如建立劳资联合委员会、实行利润分成等。
3.“自我实现人”假设
这是由行为科学和人力资源学派的一些代表人物提出来的，马斯洛（A.H.Maslow）的需求层次理论中最高一级的需求是自我实现需求，阿吉雷斯（Chris Argyris）的“成熟不成熟”理论中所谓成熟的个性，麦格雷戈（D.McGregor）的Y理论也与这种假设异曲同工。该假设认为人都期望发挥自己的潜力，表现自己的才能，只要人的潜力能发挥出来，就会产生最大的满足感。人的需要从低级向高级发展，人具有自我指导、自我控制的愿望，人具有独创性，每个个人的思维都有其独特的合理性，人愿意工作，人愿意为社会、为他人做贡献。人是愿意负责的，愿意对工作、对他人负责任，个人自我实现的要求和组织目标并不矛盾，在适当条件下是可以调整并统一起来的，所以管理的重点是创造一个有利于发挥员工潜能的工作环境，帮助员工克服自我实现过程中遇到的障碍，在管理上给予员工更多的自主权，让工作本身去调动员工的创造性。
4.“复杂人”假设
这是埃德加·沙因（E.H.Schein）等人提出来的，他们认为人是复杂多变的，不能把所有的人归为一类。人的需要在同一时间会有多种，而且因人而异，组织中人的需要和动机也会因内部需要和外部环境的相互作用而不断变化，人在不同的岗位上会有不同的动机模式，人在工作中的满足和尽力程度取决于个人的需要结构和组织之间的相互关系。人的能力不同、需求不同对同一管理方式会有不同的行为反应。所以管理的方法和模式必须因环境的不同而随机应变，审时度势、因势利导、灵活应变，对保证组织目标的实现是至关重要的。
几乎在同时约翰·摩尔斯（J.Malse）和杰伊·洛希（J.W.Lorsch）提出了“超Y理论”，其思想观点和“复杂人假设”如出一辙，于是两者共同构成了“权变理论”的基础。权变理论中“权变”的意思就是权宜应变。该理论的代表人物有卢桑斯、菲德勒、豪斯等人，他们认为企业组织是社会大系统中的一个开放型的子系统，受环境的影响；组织的活动是在不断变动的条件下以反馈形式趋向组织目标的过程；管理的功效体现在管理活动和组织的各要素相互作用的过程中。因此，在管理活动中不存在一成不变的、普遍适用的管理方法，成功管理的关键在于对组织内外状况的充分了解和有效的应变策略。
四、中西方文化研究成果比较及应用
中国传统人性论以儒家人性论为主导，它较为注重人的道德属性和社会属性，承认人的可教化性，坚持人性是可以塑造的。在儒家学者的眼里，人性问题不仅是管理理论的必要前提，而且是整个管理活动的中心课题。无论是孔子的“德治”，孟子的“仁政”，还是荀子的“礼义之治”，都强调“通过管理来塑造人性，导人为善，注重道德建设，强调实行德治”。当然，道德作为调整人们之间及个人与社会之间关系的行为规范总和，其社会功能是多方面的，它对社会具有积极的规范、教育和导向作用。因此，德治以其说服力和劝导力有利于提高组织成员的思想认识和道德觉悟，提高其内在自律意识，从而达到规范行为的目的，但它忽视了法制建设。
西方学者主导人性论为理性人和自利人，强调人的认知属性和自然属性，它重视规章制度、法律法规的作用，强调实行法治，但却忽视了人的社会属性和道德属性，忽视道德的作用。在西方现代管理理论中，人性假设只是必要的前提，在确定某种人性假设之后，接着的问题便是如何依据这一人性假设而采取相应的管理措施，其重点在于适应人性。尽管它们在一定程度上看到组织环境对人性表现的影响，但其注意力却在于如何改变组织环境，而不在于如何改变人性，可以说，人性在它们各自的理论体系中根本不是一个可变的因素。在西方经济学家眼里，人的所有行为都可以是理性的，理性行为是资源有效配置的唯一指导原则。人们使用最基本的条件做精确的计算，力图用最小的付出获得满意报酬。认为人对组织采取领多少钱，干多少活的态度，是受经济诱因来引发工作动机的，其目的在于获得所期望的经济利益；经济诱因在组织的控制之下，因此人被动地在组织的操纵、激励和控制之下从事工作；人以一种互利性的、精打细算的方式开展行为；人的感情是非理性的，会干预人对经济利益的合理追求；组织必须设法控制个人的感情。
上述中西人性论从世界观上来说都是历史唯心主义的，是抽象的、片面的和不科学的，但它们作为人类认识自己的理论探索，其中包含了某些合理的、有价值的因素，也为马克思主义科学人性论的创立提供了宝贵的思想资料。马克思汲取了人类思想史上的一切优秀文化成果，把对人的本质的理解建立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上，他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指出：“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即是说人的本质是现实的、具体的，人性是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的统一体，是随着历史的发展而不断变化的。现代管理学提出了“以人为本”的管理思想，这是对“人性”最高层级的界定。在研究企业财务行为文化时运用中西方学者对人性的研究观点，目的是通过这些理论来寻找员工行为规律的内在依据，探讨企业的理财方式对人性发展的依赖和影响，也希望借鉴这些理论设置科学而具有执行力的企业财务行为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