寄奴城外尽桑麻，
贞女祠空网碧纱。
绣罢法华人不见，
晓风吹堕白莲花。
凭借着京杭大运河，苏州的经济发展迅速，尤其是苏州丝绸业的发展水平，堪称中国江南的典范。如果说中国是丝绸之国的话，那苏州便是当之无愧的丝绸之都。历史悠久的蚕桑文化便是在这烟波浩瀚的太湖之滨孕育而成的。谁能料到白白胖胖的蚕宝宝竟然吐出了如此华丽无比的丝绸。昔日王公贵族们周身绫罗绸缎，丝绸成为富贵的象征。当古罗马的恺撒大帝第一次穿着中国的丝绸，接见罗马贵族时，丝绸的华丽艳压群芳。从此，丝绸让中国闻名于世，而苏州因丝绸而声名鹊起。
明代以前，苏州的纺织业基本上以家庭手工生产为主。从明代初年开始，其纺织业逐渐形成了规模化经营的模式。一些经济史的研究者们认为，此时在苏州的纺织业中，已经初现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到了明朝中叶，苏州丝织业规模宏大，东半城几乎家家都有织机，染工与织工均有数千人。如《嘉靖吴邑志》所载，苏州“东北半城，万户机声”，“绫锦贮丝，纱罗纳绢，皆出郡城机房，产兼两邑……转资四方”。
到清朝乾隆年间，苏州的织机已达1.2万余台，织工超过数万人。清代康熙、雍正时期，苏州的纺织行业内部开始分化，出现了专门开设纱绸庄的“丝账房”、拥有织机可组织生产的“机户”以及仅有纺织技能而无生产资料只能靠出卖劳动技能受雇于人的“机工”。其中“丝账房”拥有大量资金和生产资料，他们把原料和织机提供给“机户”，“机户”再组织生产。最后，“机户”将加工完成的成品交给“丝账房”，收取加工费。据《吴县志》记载，当时苏州全城有57家“丝账房”，大都开设在阊邱坊、古市巷一带。最大的“丝账房”如杭庆余、李鸿兴等，各有二三百台织机为其生产。
苏州城里，特别是城东区，机房林立，“户户闻机声”。可谓“郡城之东，皆习机业。织文曰缎，方空曰纱。工匠各有专能，匠有常主，计日受值……”苏州的丝织品过去是只有皇亲国戚才能享有的“贡品”，而今，它在全国乃至世界范围内都享有盛名。从清人徐扬所绘制的《盛世滋生图》中可以清楚看到，在阊胥地段有14家丝绸店铺。其中最大的一家，有7间门面。另有一家为二层楼房，有5间门面。有些店铺的招牌上写着“本店自制苏杭绸缎纱罗绵绸梭布发客”、“自造八丝金丝纱缎”或“选置内造八丝贡缎、汉府八丝、上贡绸缎”等等字样。看来在当时，品牌意识已经在丝绸生产领域初见端倪了。
明代资本主义的萌芽，在苏州的丝绸工业中表现得尤为明显。明清两代苏州的丝绸作坊到处都是，苏州的丝织业达到了它的鼎盛时期。所谓：“日出万绸，衣被天下，万商云集”。到清朝康熙年间，苏州已成为除首都北京外，天下经济富庶、文化繁荣、工商业发达的第二大城市。“江南第一才子”唐寅曾在《阊门即事》中云：
世间乐土是吴中，
中有阊门又擅雄。
翠袖三千楼上下，
黄金百万水西东。
五更市贾何曾绝，
四处方言总不同。
若使画师描作画，
画师应道画难工。
“金陵之民善织”。清康雍乾嘉四代，光南京民间有织机30000台，男女织工50000人，依赖于丝织业为生的市民达20万人，丝织品年产值达1200万两白银。南京城内的聚宝门一带是丝织业的集中地。此外，城外南郊的秣陵关、陶吴镇、禄口镇、横溪桥，东郊的孝陵卫等处，也分布着相当数量的熟练丝织工人。吴县东山还有轩辕庙，在其他地方也有称为“机神庙”的。这里经常是机工和染工集聚的地方，每年都有定期的祭祀活动。由此逐渐形成了从事早期丝织业的“劳动力交易市场”。在丝织业中当劳动力成为商品标志着货币转化为资本的前提已经出现，这为苏邦商人的发展提供了有利的社会经济平台。
苏州城在丝绸生产中招徕人口，更在丝绸贸易中扩大着城市规模。苏州的盛泽镇直到今天还被称为中国的“丝绸之都”。而盛泽在明初时也只不过是个五六十户人家的小村子罢了。然而随着丝织业的发展，清代的盛泽已经“全镇皆丝，男桑女织”，从此以“日出万绸，衣被天下”而闻名于世。民间广泛流传着这样的谚语：
东南财富，姑苏最重；
东南水利，姑苏最要；
东南人士，姑苏最盛。
当年，全国各地的商人为了在苏州做丝绸生意而设立了大大小小的会馆。直到今天，这些会馆还静静地矗立在苏州山塘的繁华的旧梦里。正是这些以乡缘为纽带建立起来的会馆，进一步加强了苏商的团结，使得苏帮商人的发展日新月异，最终壮大成为中国历史上最强的十大商帮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