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从小性格敦厚，但性格倔强。为官后，除了为人处世的手段越来越高外，这种倔强的脾气丝毫未改并以此自勉。他认为，一个人的本质以及事关原则性的东西是必须要坚持的。
曾国藩最爱读《资治通鉴》，他十分钦佩唐代宰相，认为都有胸襟，所以国家气运旺盛。他总结了开国宰相与中兴宰相的不同，认为前者必须见识远略，有大胸襟、大气度。中兴宰相则侧重于具体事务，一步一个脚印，稳扎稳打。曾国藩还特别注意到：古往今来的大失败者包括那些英雄们，也都败在不能“降龙伏虎”上，即不能自我控制，没有气度。曾国藩的倔强，在他兵困祁门时有充分的表现。1860年，曾国藩驻扎在祁门。当时安徽南北十室九空，从金陵到徽州八百余里，遍地都是太平军，没有哪一天没有战斗。徽州刚失陷时，休、祁一带大为震惊。有的人劝曾国藩将军营移到别的地方，他说：“我初次进兵，遇到危险就退却，以后的事情怎么说呢？我离开这里一步，就没有死的地方了。”何等的倔强！敌军到后，四面围攻。他亲笔写下遗嘱，营帐上悬挂佩刀，从容布置迎敌，没有改变平常的态度。死守了20来天后，征召鲍超一起大战一场，将敌军驱赶到岭外。他的幕僚曾总结说：以10余年来共同诛杀未果的狂妄“敌军”，曾国藩领军4年，就依次予以荡平，都是因为祁门刚开始时的倔强和不胆怯，才能够使敌军胆寒而振作士气。当曾国藩的弟弟也面临着他那样最需要倔强的时候，他及时地送去了，他说：“难禁风浪”四字条幅已完好归还，我很高兴。古来豪杰皆以这四个字为大禁戒。我们家祖父教人，也以懦弱无刚四字当做大的羞耻。
因此男儿立身行事，必须有倔强的大丈夫气概，仅几万人被困于城下，士气最容易消沉，弟能鼓舞起数万人的刚气而长久不使它消沉下去，这正是你比别人高明之处，更应当在这些地方下些工夫。曾国藩还以“倔强”勉励他的好友冯树堂等，在他得知冯树堂因参加考试被大雨困于场屋之事后，写诗道：却笑群儿薄心胆，瑟缩啾唧良足哀。丈夫守身要倔强，虽有艰厄无愁猜。我今高卧舒两膝，深檐大栋何恢恢！白日鼾声答雷雨，残滴初歇清梦回。甘眠美食岂非庆，又闻逸乐生祸胎。数君健强齿尚未，正可磨炼筋与骨。曾国藩说：至于强毅之气，决不可无，但强毅与刚愎不同。古人说：自胜强。曰强制，曰强恕，曰强好，皆自胜之意。如不习惯早起，而强制天未亮即起；不习惯庄重尊敬，而强制参与祭祀仪式；不习惯劳苦，而强制与士兵同甘共苦，勤劳不倦，这就是强。不习惯有恒，而强制自己坚定地持之以恒，这就是毅。不这样做却以气势胜人，是刚愎。二者表面相似，其实有天壤之别，不可不察，不可不谨。曾国藩在处世中把大度与戒怒、宽容与倔强糅合得如此贴切，而又把强毅与刚愎区分得如此明晰，真可谓处世之楷模。曾国藩还把度量的大小列为区分君子小人的又一重要标尺。他说：“所谓小人者，识见小耳，度量小耳。‘致使君臣、朋友、父子、兄弟、夫妇之间’此皆量褊而易以滋疑者也。君子则不然，广其识，则天下之大，弃若敝履；尧舜之业，视若浮云。
宏其度，则行有不得，反求诸己。”他以此作为处理人际关系的重要指导思想。不顾是非的掣肘，是常见并最易引起相互报复而结仇的现象。曾氏在面对这类情况时，正是秉着宏其度、反求诸己的精神去处理的。1862年，他同江西巡抚沈葆帧因厘金分配问题发生争执，沈要扣下应解湘军的厘金自用。除了双方上报朝廷裁定外，曾氏这样解剖自己：“日内因江西藩司有意掣肘，心为忿恚，然细思古人办事，掣肘之处，拂逆之端，世世有之。人人不免恶其拂逆，而必欲诛锄异己者，权臣之行径也；听其拂逆而动心忍性，委曲求全，且以无敌国外患而己为虑者，圣贤之用心也。吾正可借人之拂逆以磨砺我之德性，其庶几乎！”当时，曾国藩正以钦差大臣、两江总督的身份统辖包括江西在内的四省军务，巡抚也归其“节制”之列。此事虽最后由朝廷裁决，但其严于责己的精神无疑是可贵的。只有具备了这种精神，才能更易于与人精诚合作，共成天下大事。
中国古代历来推崇那些胸怀宽广、大度容物的品格，尤其对那些位高权重者，在这方面更是期许很高，所谓“宰相肚里能撑船”即言此情。曾国藩在讲求“广其识”、“宏其度”的同时，又不忽略倔强与骨气的成功人格素质的作用，则是一种深层次的修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