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技术决定论是指从文艺复兴以来盛行于科学界、哲学界乃至社会领域的一种以科技理性统辖一切、把科学技术作为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之决定力量的思想倾向。其基本内核是强调科学技术决定一切，只承认科学技术的作用，认为只有科学技术才是社会进步的决定因素和动力，否认生产关系的作用，而认为科学技术直接决定社会发展。“技术的发展不依赖于外部的因素，技术逐步作为社会变革的主要力量决定着人类精神和社会状况。”科学技术决定论主要有技术悲观主义和技术乐观主义两种表现形式。
（一）技术悲观主义
科技给人类社会带来了显而易见的巨大进步，但与此同时，其负面效应也随之不断扩大，直接影响到了人们的生活与环境。所以，面对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部分学者和思想家反对技术决定论的乐观主义倾向，进而提出了相反主张——科技悲观主义。
我们前面已经提到过法国思想家卢梭对科学乐观主义的反思，“科技的发展对人类来说意味着灾难，而不是福音”，卢梭开创了技术悲观主义的先河。但对卢梭的时代来说，科技悲观主义过于“超前”了，当时正是科学方兴未艾之时，可以说卢梭的论调与时代是相冲突的，没有引起，也不可能引起社会过多的反响。卢梭的观念在当时有些曲高和寡。直到20世纪，科学技术迅猛发展的时代，当科技危机不断在社会显现的时候，科技悲观主义论调又开始出现了。
20世纪最著名的科技悲观主义代表是“罗马俱乐部”。在罗马俱乐部成立之后，陆续出版和发表了一系列著名的研究报告和学术著作，引起了世界性的轰动。其中影响较大的包括1972年发表的《增长的极限》、1974年发表的《人类处在转折点》、1976年发表的《重建国际秩序》、1978年发表的《超越浪费的时代》和《人类的目标》、1979年发表的《学无止境》和1982年发表的《微电子学和社会》等。其中影响最大的是前两部。在米都斯教授主导、十几位教授参与下完成的研究报告《增长的极限》指出，人类发展目前面临着增长极限的难题，这个困难是我们时代的产物，造成这种特别危机的是科学技术的产生和发展。因为人类社会的发展前景取决于人口、粮食、工业化、污染和不可再生的自然资源的消耗。其中，人口因素是最具有决定性的，但人口是按指数增长的，世界人口只要33年就翻一番。所以，“可以预期，在30年以后，世界人口大约是70亿……在60年以后，世界人口是今天活着的人的4倍”。
不止于此，全世界经济增长的模式还决定了世界各国经济差距的不断加大。而与此同时，粮食问题、污染问题、自然资源消耗问题使得人类的发展到了极限。正是由于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超出了人类自有的控制能力后造成的一种无政府主义状态，所以科技是成为一种破坏力量。究其原因是因为人类对科学技术的滥用，才打破了人与自然传统的动态平衡，并造成科学技术异化，给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带来了全面危机。报告认为，如果人类社会在人口、工业化、污染、粮食生产和资源消耗等方面按目前趋势继续下去的话，全球经济增长的极限将在未来100年中发生。要改变这种状况，就必须实行“零增长”，保持全球的“均衡状态”。
事实上，一方面技术悲观主义确实给人们提出了有益的警示，世界范围盲目追求快增长是以牺牲未来发展为代价的，同时也给科技乐观主义以冷静地提醒。但“零增长”的方案无疑也是行不通的——从原来的极端乐观一下子完全转向了极度悲观。
技术悲观主义是这样被定义的：“指认为技术的发展直接主宰社会命运，并必然给人类带来灾难的一种观点，又称反技术主义。它是技术决定论的一种表现形式。它怀疑、否定技术的积极作用，主张技术必须停止乃至向后退。”
技术悲观主义通过对技术化过程所带来的社会动机、全球问题、人类困境的揭露，来表明当代世界的危机状态，他们的结论往往具有较浓厚的悲观色彩。技术悲观主义认为，现代技术的高度发展带来了对地球的过度开发与消耗以及对周遭环境的严重污染，威胁到人类的生存与发展，这是无法避免和克服的。马尔萨斯在他的《人口论》中抨击了当时盛行的技术乐观主义思潮，法兰克福学派认为技术的发展使人沦为它的奴隶，其代表人物法国的马尔库塞认为，正是技术的进步成了压抑和摧残人性、干预人的自然生活的主要力量，正是技术的操纵，使个人成了没有反抗性和批判性，只满足于物质追求的“单面人”，社会成了没有反对派，没有反对思潮的“单面社会”，“使整个的人（肉体和灵魂）都变成了一部机器，甚至只是机器的一部分”。人类将无法控制技术的未来发展，而只能听命于技术的理性摆布或安排，从而导向了悲观主义。
（二）技术乐观主义
技术乐观主义学者针对技术悲观主义思想提出了自己的观点。面对以罗马俱乐部为代表的科技悲观派的观点，西方的一些思想家针锋相对地展开批评。他们对未来持着乐观态度，以卡恩的“大过度理论”为代表形成了科技乐观派。乐观派还有其他较有影响的理论，如贝尔的“后工业社会”理论，奈斯比特的“信息社会”理论，托夫勒的“第三次浪潮”理论等等。
他们夸大科技对社会的积极作用，认为科技的发展使人类社会不断进步，人类能够克服由于科技进步而造成的问题，也足以能制止危机的发生。他们在面临新科技革命挑战时，表现出乐观的情绪，认为：科技能挽救一切。美国的物理学家、赫德森研究所所长赫尔曼·卡恩（1922—1983）对《增长的极限》中的一些观点持反对意见。他认为，各种增长因素实际上很少长期按指数增长，而是按“8”形增长，即在增长曲线到达某一转折点后，将转为下降。而朱利安·林肯的《没有极限的增长》论证得出资源没有尽头，生态环境会日益好转。丹尼尔·贝尔则对工业社会的前途作了分析和探索，提出了“后工业社会”的概念。他的“后工业社会论”作为一种历史观，是科学技术决定论的典型表现。在他看来，当前西方社会发生的巨大变化，其根源都出自科学技术，它是制约社会发展的唯一决定因素。这与科技知识占据社会中心地位这一观点相适应。贝尔认为：知识阶级将日益取代工人阶级而起到社会先锋作用，他们不但成为推动社会生产发展的主要力量，而且也将成为推动社会发展的主要政治力量。
阿尔温·托夫勒在《第三次浪潮》一书中认为，人类迄今已经历了两次文明的浪潮。阿尔温·托夫勒把今天西方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心理上遇到的一切困惑归结为第三次浪潮和第二次浪潮文明之间的冲突。他采纳贝尔的观点，把1956年美国白领工人超过蓝领工人的数量看做是第三次浪潮文明开始的标志。他认为，在第三次浪潮时代，微电子技术工业、宇宙工业、海洋工程和生物工程这些低能耗工业将取代浪费能源的第二次浪潮工业，并最终将改变“工业化就是征服自然、就是社会进步”的思潮，走上人与自然和睦相处协调发展的道路，根除以往的对抗状态。美国社会学家奈斯比特在其著作《大趋势——改变我们生活的十个新方向》一书中，研究了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和社会的信息化给社会生活带来的变化，把工业化社会之后的美国未来发展趋势归纳成十个方面，其中他肯定了新技术革命为经济发展注入了新的动力，强调了信息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指出了知识更新在信息社会中的第一重要性地位。
（三）简要评价
技术悲观主义者和技术乐观主义者都抛开了特定的社会制度、生产关系来考察科学技术的发展及其社会后果，这两种思想观点往往是对立的，但其前提则是一致的：一切都仅仅是由科学技术决定的。而从实际来看，科学技术的作用是双重的，它既可以为人类造福，也可能带来灾难；既能够以建设性的方式被利用，也能够以破坏性的方式被利用。人类的发展，社会的进步，不仅要依靠科技进步，也要依靠科技之外的软环境、文化等等因素。科学技术重要，但怎样使得科技起到最大作用、怎样与我们的社会结合更重要。我们相信科学技术的力量，但是科学技术的发展本身最后还是取决于社会的发展，决定于科技文化的完善和发展。
科学技术本身属于工具理性，它的发展方向、使用，还要受价值理性的引导，而科技文化就属于价值理性的内容，科技文化强调自然科学技术与人文文化的融合，它积极吸收人类文明发展进程中关于真善美的价值观念，诸如科技伦理、网络道德、环境生态美学等等都是科技文化的具体体现。价值理性规范着工具理性的发展方向，使工具理性沿着符合人的合理需要，符合人的幸福追求方向而发展。科技文化作为价值理性的重要内容，将有利于科学技术的合理使用，有利于科学技术的健康发展。科技文化将在吸收哲学、伦理学、社会学、政治学、美学等学科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积极回应技术悲观主义和技术乐观主义的偏狭，吸收其合理、积极的内容，为科技发展提供正确、合理的导向，从辩证思维、人的全面发展、科学的价值观等视野审视科技发展的当下和未来，审视科技与人的关系。应该说，科技文化在当下和未来任重而道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