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到世界科学技术的发展与文化，有一个问题很难避开，那就是中西文化和中西科学的比较问题。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但又是极端难以解答的问题。在这里，我们会尽量避开学术争论的焦点和难点问题，仅仅简要的回顾和分析一下其中的一个关键问题——李约瑟问题。更多的思考还是请读者自己多关注和讨论吧。
（一）何谓李约瑟难题
其实，说到科学，尤其是科学史，我们马上会想到一个问题：“自然科学是在近代欧洲产生的，那为什么没有最早出现在我们中国呢？”而且，众所周知，自然科学革命是在欧洲中世纪这个文化最黑暗的时期之后突然发展起来的，人们常常惊叹“近代科学竟然从黑暗的欧洲中世纪一下子爆发出来了”。英国著名的中国古代科学技术研究权威李约瑟最早提出了这一问题，这是科学史上著名的李约瑟难题：近代科学革命为何发生在十六七世纪的欧洲，而不是科学技术更发达的中国？
特别是近几年，在学术界之外，这个相关问题也受到了普遍的关注，报纸期刊也经常出现一些有趣的讨论。在“2004文化高峰论坛”上，杨振宁教授以“《易经》对中华文化的影响”为题，再次提到了这一问题。杨振宁认为，《易经》影响了中国的民族思维方式，这是近代科学没有在中国萌芽的重要原因。这一发言立即引起了社会的普遍反响，由此产生的争论不断。“中国传统文化对中国科技发展的影响”论坛由清华大学高等研究中心、《科技中国》杂志社联合主办，在10月23日举行。这次论坛主讲的有杨振宁、董光璧、陈方正等人，他们在论坛上分别主讲了“《易经》与中国文化”、“尊重传统创造未来”、“中国传统科学发展的观察”，并同与会者对主讲内容进行了热烈讨论。其实，在科学哲学和科学史研究中，李约瑟问题已成为了一个老生常谈的经典的难题，学界对它的争论由来已久，只是对于一般公众而言还不熟悉，杨振宁教授的这次发言将学界理论问题引向了普通大众。
李约瑟本人对此问题的表述有多种方式，但其基本观点是一致的。李约瑟在其巨著《中国科学技术史》中正式提出了这一难题：“大约在1938年，我开始酝酿写一部系统的、客观的、权威性的专著，以论述中国文化的科学史、科学思想史、技术史及医学史。当时我注意到的重要问题是：为什么近代科学只在欧洲文明中发展，而未在中国（或印度）文明中成长？”“如果我的中国朋友们在智力上和我完全一样，那为什么像伽利略、托里拆利、斯蒂文、牛顿这样的伟大人物都是欧洲人，而不是中国人或印度人呢？为什么近代科学和科学革命只产生在欧洲呢？为什么直到中世纪中国还比欧洲先进，后来却会让欧洲人着先鞭了呢？怎么会产生这样的转变呢？”“早在欧洲科学革命之前大约十四个世纪，中国文明就已致力于探索自然界的众多奥秘，并利用自然常识服务于人类生活，其成果远远高于欧洲文明。这一事实由何而来呢？”
李约瑟在《东西方的科学与社会》中以另外的方式表述了这个问题：
“为什么现代科学只在欧洲文明中发展，而未在中国（或印度）文明中成长？为什么在公元前1世纪到公元15世纪期间，中国文明在获取自然知识并将其应用于人的实际需要方面要比西方文明有成效得多？”
李约瑟后来又这样说：“要说明为什么欧洲、并且只有欧洲才是近代科学的诞生地，这一点将非常困难，但更困难的是，怎样来说明这种发展何以不在中国或印度发生。”
关于“李约瑟难题”的表述，学术界一直众说纷纭，各持己见。目前学术界所广泛认同的“李约瑟难题”还是1964年李约瑟在《东西方的科学与社会》一文中的表述。如果仔细分析，我们会发现，李约瑟难题其实包含多层意思。首先，近代自然科学为什么会产生在近代欧洲？因为这一时期之前欧洲的文化社会条件都非常落后，甚至是“黑夜时期”，但恰恰是在这种背景下，科学革命发生了。其次，同一时期的中国，却是科学技术非常发达的，它远远高于此时的欧洲，美国学者罗伯特·坦普尔在《中国，文明的国度》中说：“如果诺贝尔奖在中国的古代已经设立，各项奖金的得主，就会毫无争议地全都属于中国人。”但为什么近代的科学没有在发达的中国出现，而且中国的科学却落后了？
（二）相关解答
李约瑟自己也认为这是一个难以回答的问题，他也一直试图给出一个完美的答案。但用他的话说，总是很不满意。简单来说，李约瑟认为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有多方面，主要的原因包括：
1.自然观。中国古代没有形成适合近代科学产生的自然观；而与此同时的欧洲，机械论的自然观却开始形成了。
2.中国的实用主义。中国人一直过于讲究实用，致使许多科学知识和发现仅仅停留在了经验实用层面。
3.中国科举制度扼杀了中国人对自然研究的热情，知识和思想被束缚在古书和名利上，“学而优则仕”成了读书人的第一追求。例如，我们现在引以为自豪的古代科学著作《天工开物》，其实当时根本没有得到重视，作者宋应星曾慨叹道：“丐大业文人，弃掷案头，此书与功名进取，毫不相关也。”甚至清朝著名的《四库全书》都没有收录，以至于一度失传。
李约瑟进一步认为古代的官僚体制是致使中国没有产生近代科学最根本原因。封建制度的长期存在，是中国近代科学落后的主要原因之一，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一切不求于外，提倡男耕女织把农业和手工业结合在一起，这客观上阻碍了社会分工，妨碍商品经济的发展。这个体制仅仅有利于农业社会，而不利于工商业社会；它最初还适合于科学的生长，后来却阻碍重商主义价值观的形成。中国自从进入到封建社会，一直到近代，占主导地位的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这种经济方式的存在阻碍了工商业的发展。在封建制度条件下，最高的封建统治者推行“强本抑末、重农抑商”政策是近代科学落后的症结之一，这种政策对工商业的控制、掠夺摧残和对对外贸易的限制垄断，严重阻碍了商品资本的正常发展，也严重阻碍了科学技术的发展与传播。
我国著名哲学家冯友兰在《为甚么中国没有科学——对中国哲学的历史及其后果的一种解释》中把主要原因应归于中国人的价值观及中国哲学。中国古代道家主张自然，墨家主张人为，儒家主张中道。而后墨家人为路线消亡。儒家中荀子一派主张“制天命而用之”，类似于培根征服自然的观念。但荀子一派在秦亡以后也衰落了。宋代兴起的新儒家吸收了佛家与道家的学说，强调存天理、灭人欲；不寻求控制外部世界，而只求控制内心。我们的民族文化注重人伦实用，只在人心之内寻求善与幸福，而不寻求认识外部世界的确定性；只寻求对人的治理，而不寻求对自然界的征服。这是中国没有科学的原因。
而科学家竺可桢在《为甚么中国古代没有产生自然科学？》一文中认为，“中国人对实际活动的兴趣，远在其对于纯粹活动之上”。“中国人讲好德如好色，而绝不说爱智爱天。古西方人说爱智爱天，而绝不说好德如好色。”正是由于中西文化的差异，即使在战国时代，科学的思潮也未能发展。他进一步认为，中西文化价值观上的差异“也是因为中国社会一直以农业为核心的关系”。希腊曾经经过游牧时代，它是一个半岛，和海外来往很便利，所以商业从头即易于发达；而中国是一个大陆国家，从殷墟时代起，即以农业为主要生产。古代帝王认为“民农则朴，朴则易用，易用则边境安，主位尊”。“好智者多诈”，因此提倡重农抑商，农业社会势力大，求知之心不得发达，而科学思想亦无从发展。所以，“中国农业社会的机构和封建思想，使中国古代不能产生自然科学”。
事实上，对这一问题的回答，不外乎两条途径：内史和外史道路。一方面，科学有它自身发展的内在逻辑，其内部矛盾的运动最终决定着科学的产生、发展及未来方向；另一方面，科学又总是在一定的社会背景下进行的，是特定社会条件的产物，“科学属于社会建制”，所以，社会诸因素对科学的发展起着推动或延缓的重要作用。科学发展不仅需要政治、经济条件，而且从根本上更需要适宜的文化环境。科学并非在随便什么文化环境中都能被创造出来。科学本身也是一种文化现象，而且这是我们解答问题的最核心环节。
从科技文化的外部条件看。科学技术的发展同其孕育、产生和繁荣进步的社会条件联系起来进行考察，从外部研究中国近代科学技术落后的原因，侧重探讨中国几千年来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等因素对科学技术发展的影响和制约作用。研究结果表明，中国长期停滞的封建社会中没有能产生资本主义，缺乏改进和发展技术的社会经济动力。在这个封建社会农业和手工业相结合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的基础上，不可能产生近代自然科学，技术的发展局限于手工业生产的圈子里，技术不能成为商品，技术的改进和转移缺乏社会经济动力，技术革命无法产生。西方科学技术之所以突破古代科学技术的框架飞速发展起来，其首要的社会原因就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产生和发展。
从我国传统文化的特点来看。中国传统社会文化与泛道德化、泛政治化特点有关，即一切事都以道德和政治作为评判标准。这一特点集中体现便是科举制度的发达。中国知识分子将大把的时间花在几本圣贤书上，“学而优则仕”的观念几乎影响着每一个中国人的思想，而这些圣贤书中的观点无非是讲做人和讲道德。而到了明清，“八股文”的出现与泛滥更是使中国人的创造力和探索精神遭到扼杀，整个社会呈现出一派死气沉沉的景象。科举考试的内容无外乎“四书”、“五经”，即《论语》《大学》《中庸》《孟子》《诗经》《尚书》《礼经》《易经》《春秋》这九本书，而这些书中讲的不过是做人的哲学与所谓治国、齐家平天下的学问，对于科学方面几乎一个字都未提，因此在中国，关于做人的哲学便异常发达，而科学技术则成为受读书人蔑视的“奇技淫巧”，作为社会精英的读书人对待科学的态度出现了偏差，整个社会对于科学的态度便可见一斑了。
此外，在学术研究传统上，以纯粹知识为目的的研究相对缺乏。在春秋时期，我国的文化处于一种百家争鸣状态之中，各种思想流派层出不穷，但很遗憾，学术传统并没有很好的流传下来。各种闪光的思想知识星星之火，但没有学术传统的积淀和连接，不能形成燎原之势。最明显的例子是我国技术传统的传承方式，采取父传子，师传徒，相互保密，不肯轻易外传，抑制了技术的传播。而古希腊传统自米利都学派以后，学术传统发展下来，形成了一种合力，理论也逐步系统化，不断深入发展。
不仅如此，在学术价值判断方面，官本位、伦理至上原则成为主流，知识和真理观念相对淡漠。因此对科学技术的追求不迫切不强烈，技术发明也往往专为少数权贵服务，用于生活享乐，不能转化为强大的社会生产力。例如，指南针被用来做成看风水的罗盘，火药被用来制成烟花爆竹，化学知识被用来研制使人长生不老的仙丹，建筑技术用来修筑宫殿、陵墓，文化价值观起着决定性作用。可见，在这样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结构中没有依靠科学技术的社会要求和内在动力，科学技术除了在同一水平发展外，不存在任何飞跃的条件，也不必做这种飞跃。
在思维和认知模式上。实用主义特点明显，往往强调学以致用，实际效果就会表现为浅尝辄止，满足于实用，却无意中阻碍了逻辑论证的思维模式。胡适对此有过精辟的论述：西方文化有三大特色，一是理智化，即一切信仰须要经得起理智的评判，需要有充分的证据——“拿证据来”。凡没有充分证据的，只可存疑，不足信仰。二是人化，即智识的发达提高了人的能力，扩大了人的眼界，使他胸襟阔大，想象力高远，同情心浓挚。三是社会化的道德，即不局限于个人的拯救和个人的修养。
简而言之，李约瑟问题是一个发散性的问题，在这一点上，问题本身往往就变得不重要了，重要的是我们怎样深刻反思我们自身。最后给大家一个实际例子请进一步思考刚才简单提到过的问题：
杠杆定律是力学理论中的一个重要定律，中西文化都有关于它的相关记录：
1.《墨经》：“衡，加重于一旁，必捶，权重相若也，相衡则本短标长；两加焉，重相若，则标必下，标得权也。”
“长，重者上，短，轻者下。”
2.阿基米德：“二重物平衡时，它们离支点的距离与重量成反比”，“由力学的方法，我已经清楚了”，“以后还要用几何学来证明，因为用力学的方法对它们的研究并没有提供一个真正的证法。”
由此阿基米德提出了他著名的豪言壮语：“给我一个支点，我就能撬起整个地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