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田蚡死后，武帝接连任用许昌、薛泽两位平庸宰相和一位世故圆滑的公孙相，相权的削弱与君权的强盛，已成为明显趋势。武帝能够很好地掌控权力，制约相权，还在于他从制度上着手，建立了一套完整的中朝官（内官）制度，并通过内官与外官在朝堂上辩论的方式，把握一种权力的平衡，使君主意志凌驾于朝堂之上。
汉初主要通过两个途径来选官，一是来自军功，由于汉初特殊的历史条件，在景帝以前，官吏大多是因军功而提拔。但打仗和处理政务毕竟不是一回事，所以许多因军功而做官的人不懂得处理政务，非常不适应日益发展的封建政治的需要。二是由郎官入仕，郎官是属于官吏宿卫侍从的官职，是选拔吏的一大来源。做郎官的途径之一是官吏保荐自己的子弟为郎官。按照汉初的规定，俸禄在二千石以上的高官，任职三年之后，可以保荐子弟一人为郎官，然后再转迁朝廷高级官吏。任子为郎，这是使政治特权世袭化的选官制度。做郎官的另一途径，就是以资产入选为郎。汉景帝时规定必须具有十万以上财产的人才有资格候选入仕，这个数字是一个中等之家的全部财产。当然商人不在入选之列。凭借资财做官的人经常长期得不到升迁，例如司马相如，年少时就博览群书，又会一些剑术，颇有壮志。因仰慕战国时蔺相如为国建立的奇功，便取名司马相如。景帝时，司马相如捐家资为郎，被任命为武骑常侍。因为当时缺少建功立业的机会，加之景帝也不好辞赋，满腹经纶的司马相如得不到景帝的重用，最后只好投到梁孝王门下。在那里他写下了第一篇大赋—《子虚赋》，并因此得到汉武帝的重视，才使司马相如改变了逆境，一跃成为人人仰慕的皇帝身边的人。汉初的这两种选官制度路子很狭窄，而且弊端很多，使很多有才能的人不能做官，因此汉武帝除保留了汉初的选官制度以外，还确立了新的察举制度。
察举是一种由公卿或郡国首长向朝廷举荐人才，经朝廷考察后授官的选官制度。汉武帝以前，就有察举的先例，但并没有形成制度。元光元年（公元前134年），武帝令郡国举孝子、廉吏，从这以后，察举正式成为汉朝的选官制度，成为选拔官吏的主要途径。武帝时的察举分常科和特科两种。常科是常行科目，即举孝子、廉吏，简称举“孝廉”，由于“孝”和“廉”对于封建政治，特别是对忠君有着特殊的意义，举孝廉一科受到很大的重视，举荐的人数也是最多的。特科是指特别诏定的科目，主要是“贤良方正”，或称“贤良文学”，实际上就是具备一定才学的人。举“贤良”，在很多情况下是由在任的官吏互相竞争，一旦举为贤良，经过皇帝的策问，便根据对策的情况，授予不同的官职。汉代一些有影响的人物，大多是通过这一途径入仕的。
武帝一方面建立察举的选官制度，另一方面，又规定博士弟子也可以入补官吏。武帝在建元五年（公元前136年），正式设置了《诗》、《书》、《礼》、《易》、《春秋》五经博士。元朔五年（公元前124年），又规定了每个博士可设置五十个弟子。博士弟子的来源一是由负责宗庙礼仪的太常，选择民间十八岁以上的礼貌端庄者；二是由地方选举在本地有着良好口碑的人。并规定博士弟子受业一年，如果，能够通过一经考试的就能出任太常属下文学掌故一职，考试成绩优异的可以直接担任郎中。从此，研究儒家经典，便成为人仕的重要途径。东汉时的史学家班固曾大发感慨：“自武帝立五经博士，招收弟子，设科考试，入仕为官以后，使儒家经典传业兴盛，一经可解释到百余万字，一些大师收一千多个徒弟，这都是研经可以得到官职俸禄的结果啊！”中国有句俗话叫“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大概也是就此而说的。
对于武帝来说，将察举作为选官制度，使其得到了很多的有用之士，所以历史上说：“汉代得到的人才，以这个时代最为兴盛。”的确，当时在武帝身旁有长于治国的公孙弘，有博学多才的司马相如，有热心公益的卜式，有长于纵横学说的主父偃，有刚直不阿的汲黯，有严于执法的张汤，有精于理财的桑弘羊，有杰出的军事家卫青、霍去病，有出色的外交家张骞，就连语言幽默的东方朔也被封为太中大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