淡属富民之慷慨好施、明大义者，当以林占梅为第一。初以倡捐津米、团练保卫地方，得保举；以浙江道员用，加盐运使衔、孔雀翎，御赐匾额以旌之。已而毁家纾难，功在淡、彰。若其能诗、能画、能琴、能射、能音乐，皆卓卓可传。乃培桂概从抹煞；仅谓丁曰健暂住堑城，饷需无几，占梅多方凑集，卒以集资被控等语。夫既需饷无几，何用多方凑集？而当丁道未至，占梅募勇克复大甲，拒战年余；丁道既至，占梅带勇数千会同南下，所费之饷岂无几乎？占梅被控，乃因粤民挟恨相攻杀，为林南山所累；岂尽关集饷之故耶？是不得不辨。
凡节妇，生者称现年若干，指采录时之年也。培桂于旧稿所录已隔多年者，不复详核其寿至何年，而亦云现年若干；不亦慎乎？乃其小序尚称采访所及，核之而信者，毕着于篇；将谁欺？
中港黄氏负翁逃难，驰至竹堑，渡水无恙。其时并无车马也，何以云「驰至」耶？
贤妇陈氏勤俭谦冲，喜周恤，为三党称；数语亦足以传之矣。至死后盗发其冢，皮囊未化，则俗传风水荫身之说，老人往往有是；余固不敢滥载矣。乃培桂必采以入志，是真稗官说部之语耳。
朝廷旌表节孝，必取绅衿族长保结，何等郑重！是以先君子从周芸皋观察修「厦门志」，必注采访人姓名。豪修「淡水志」谨遵其例，所以专责成、核名实也。乃培桂概从删去，独于「郑稿」则书之；即郑氏之抄袭郡邑志者，亦系曰「参郑稿」三字。岂惟「郑稿」可信，而他人所采悉无关轻重耶？何既录其言，而必掠其美耶！
拙稿于节妇子孙之成名者皆附载，以示观感也。培桂概从删去，而于后所采数条，则监生亦附载焉；诚不知其何心也！
守备姚珠宝之女，持斋不嫁，卒年仅三十四耳；而培桂录于贞孝，滥亦甚矣。夫养亲不嫁必家贫，终鲜兄弟，赖女红以奉养者也。查珠宝家本富厚，无待养于其女。时下闺女奉佛不嫁者，皆为斋友所惑，妄思成佛。并作为养亲而然；乖人道之常，惑异端之说。此风愿炽，流弊无穷，固王法所不必禁、圣教所不与也；而可张其焰耶？
节孝林春娘为淡水第一，余纪其事尤详，乃培桂删去大半。其末注云：「据郑稿」。查郑仪部卒后多年而戴逆作乱；传中所云「贼犯大甲，水道绝，氏祷雨立应」之事，岂仪部原稿所有耶？大抵此书本「郑稿」者不及十之一、二，本拙作者不下十之七、八，何以或注、或不注乎？
培桂于所续采吕氏现年仅四十四，恐未合例。
培桂记林祥瑞妾杨氏守节，称与温氏、陈氏一门三节，而不声明温、陈为谁妻、谁女；含糊如是，比类甚多。
培桂例言谓：史家志艺文，皆纪著述书目而已；若载文章，是选文、非志也。淡厅人文初启，著述难立专志。旧稿所载之文亦资者证，未可以不合志例而废之。今依章氏学诚「文史通义」之论，列为文征云云。豪按培桂此说，即其矫情示异、大言欺世之尤者也。夫向来志书之有艺文，则自「通志」、郡邑各「志」皆同，不自「淡志」始也。第视选手之能否；岂惟淡厅初起，欲资考证而设哉？文征即艺文之别名，有以异乎？培桂第引章氏「通义」之说以惑人，袭其名而不求其实，不过仍旧稿所载略以增减而已；果何异耶？且所云不合史家志例，亦非通论。盖古来史官修史，其名目容有异同；是故两汉、晋、唐谓之书，三国谓之志，五代以来谓之史。安得谓班、马是，而陈寿、欧阳则非乎？「盐铁论」即「食货志」、「礼乐书」即「律历志」，题目各殊，将孰是而孰非乎？即章氏文征之名，亦章氏所自创耳；曷尝本前人之志例乎？必谓纪书目为艺文志、载文章不得称艺文志，则如鲁之「春秋」但纪大纲，而后人之「十六国春秋」、「十国春秋」何以备载颠末也？「三通」内之「通志」，何以与今之各省通志体例不同也？地志有表，本袭史书中之名；而何以与「史记」年表殊也？史志列传，其源出于左氏，而列传但纪各人事实，与「左传」何以互异也？必谓既载书目、不可复载文章，则「史记」相如之赋，韦氏之诗，董、贾之对策，赵充国之奏疏，何以各载入传中而不可枚举也？总之，国史与地志，源同而流分；通志与郡邑各志，又各有大小之不同。是以史书艺文志，自纪著述书目，欲并收文章，则不胜其繁。地志专纪一方掌故，兼选文章以资者镜，亦义所不废；不必因淡水初辟，稍宽其例也。如必因淡水初辟之故，则湖北非新辟也？章氏「湖北通志」于政事、人物而外，别为文征，又何为耶？大抵艺文、文征之名既皆有所本，则各从所好，惟各识其职已矣。第不可徒袭其名、不求其义，务为岸异之说以饰智而惊愚耳。忆先君子撰「厦门志」时，观察周芸皋先生以章氏「文史通义」抄本见遗；又致书云：『章氏深于论文，特好为新奇之说，自辟门径；故所撰「湖北通志」以不慊于时，为后人所废』。观此，则章氏之得失长短可见矣。然章氏以文章悉归文征，未尝搀入他卷，尚能自守其藩篱；而培桂以文章杂厕各卷中，或有题目、或无题目、或以题目大书于前、或分注于后，其堪连类并入者又或置于文征中。夹杂如是，尚云依章氏之说，则所未解。
按淡水人文初兴，著书尚鲜。然如林氏占梅「潜园琴余草」十余卷、陈氏维英「偷闲集」、曾氏骧「尔云诗抄」，似皆可传；则何妨仿诂经精舍书目提要之例，姑录其概为淡水著述之权舆乎！
志书艺文，体例其有次序，宜先载奏疏，次书檄、文移，次论说、序记，而诗赋终焉；此定理也。乃培桂文征二卷，以蓝鼎元檄文纪载二篇冠于首，而以尹秦奏疏列其后；是何体也？若以年代为次，则徐宗干在陈淑均之后，何以列于前？范咸、孙元衡在杨廷理之前，何以处于后？不亦自乱其例乎！
培桂文征小序谓：旧稿大宽，当以淡水为断限。如全台总论之类，虽有关系，当入「府志」，不当入「淡水志」云云。此说是也。然拙稿所删者，邓传安「番社纪略」、「番俗近古说」，言淡水者祗十之一、二，宜节其要者附番俗之末；何以全录乎？郑兼才「山海贼总论」、徐宗干「变通船政书」、马克惇「东瀛载笔序」，即全台总论也。姚莹「台北道里记」，自大甲而、三貂岭而东数百言，与淡无与也；言防海急务状，系淡水者仅十之二、三：皆无庸全录也。「节录十七囗设防状」，则宜入海防卷末为称也。至如拙稿例言十余则，欲删则全删可也；录之则宜全录，使阅者方知其用心所在，条理灿然，而无藏头露尾、举一废百之病。乃培桂仅节录数语，果何所见乎？
玉山在内山嘉、彰之交，距淡已数百里矣。培桂于周锺瑄「望玉山」诗，何暇录之？
夏之芳「记巡」、周锺瑄「番戏」、张湄「番俗」、「气候」、「槟榔」诸作，吴廷华「社寮杂诗」、范咸「赤瓦歌」、「槟榔」、「乌鱼诗」、孙元衡「裸人丛笑篇」、柯培元「生番塾番歌」、郑大枢「风物吟」，以上诸作宜入「府志」为是。培元二作尤佳，然非为淡水咏也。
林云村方伯「闻警戒严」、「登埤誓众」诸诗，英气勃发；余以有关时事，故亟登之。至吟咏园中景物，则美不胜收；严选数首，以见其概。乃培桂概从删去，仅录其「内湖庄」一首；此则「潜园琴余草」中率尔之作也。郑仪部「禁米出囗」一诗，词旨雅令，尝录之矣；「北郭园杂咏」亦属率尔之作。而培桂所赏如此，何足与言诗哉！
培桂于所续增者，但注云「据采访」、或云「据绅士采访」，而不标明何人所采，何以为征实之言。即此「采访」二字，不亦赘乎？
培桂称：「严志」较「郑稿」为详。惟义例有当酌定、事实有当更核者，今一一绪正。其中有精确之论，仍采入于篇云云。余按古人云：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余自知采访或有未遍，要惟慎重，愈觉可贵；宁阙无滥，岂必以多为贵乎？至于山川、规制、武备、人物，则竭力搜罗，不遗余力；与「郑稿」之仅撮郡乘塞责者不同。培桂谓义例当酌定，则不知所未酌者何处；谓事实当更核，则不知所未核者何在也？岂如培桂之前后易置、颠倒错杂，而后谓之核耶？据称一一绪正，则何不将所正者一一指出，使人心悦诚服乎！抑岂艺文必改为文征，即为绪正乎？谓精确之论仍采于篇；余按培桂虽将拙稿前后移置，实皆不出范围，然不注明据「严稿」、据「林稿」也，惟防海及田赋两议则标明林卓人之说。然拙稿反复抒论，至明且悉；所以不厌详核者，欲以动阅者之听，庶几见诸施行也。而培桂但撮数语，不明不白，果何裨耶？
